郑珍是清代著名学者，与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同时他又是晚清宋诗派的重要作家，为后来同光体诗人所宗尚。其诗歌内容丰富多彩的，其大端在善言家人親子骨肉之情、善写贵州山川之景、又多闵乱忧生之、兵火流离之作。怀古、咏物、题识、谈艺、金石考订、友朋赠答之作，亦各有风格。
子尹论诗主张风格多样化，其所自为诗也是“浏漓顿挫，不主故常”。莫友芝称其“隽伟宏肆”（《巢经巢诗钞序》），翁同书称其“简穆深厚”（《巢经巢诗钞序》），黎庶昌称其“瑰奇幽邈，力辟陈常”（《行状》），近世陈衍又称其“生涩奥衍”（《石遗室诗话》），郑孝胥则称其“瘦硬偏工兼澹妙”（《海藏楼诗》）。总之，就大体而言，巢经诗风固有生新奇奥、力辟陈常一种；然论其全貌，自当以清真朴厚、妙于白战者尤见家常；至其诙诡幽默、机趣横生之妙，亦当特为表出。
子尹诗中，有的因多用典故，故号难读。白敦仁先生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宋代文学造诣极深，著述甚丰，成就斐然，在学术界颇负盛名。其以传统的笺注方式研究古代文本，成《陈与义年谱》、《陈与义集校笺》、《巢经巢诗钞笺注》、《彊村语业笺注》等书，材料丰富，笺注详明，堪称典范之作。

本書以清初康熙朝至乾隆初年纂修的《明史．儒林傳》為核心，探討《明史．儒林傳》纂修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及其所代表的學術意義，並以此來側面觀察清初官方學術文化政策的建構過程。相較於歷代的正史纂修，《明史》不僅纂修時間最長，所得到的關注以及保留下來的史稿、各類史料等，亦相對豐富。長久以來，受限於史料的分散，學者們多將焦點放在康熙十八至二十年（1679-1681）前後的〈理學傳〉爭議，並以「一切總歸儒林」作為結論。作者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延伸觀察視角，利用所蒐集的眾多史稿，檢視在總歸儒林「之後」，《明史》館如何實際處理〈儒林傳〉的問題，及其所反映的學術、政治意義，並論述《明史．儒林傳》在中國史學史、學術史上所確立的「新儒林傳」範式。

《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套装全30册)》所辑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全宗。其中官员履历片10291件，履历单8021件，履历折36668件，补遗履历折903件，共计55883件，本卷内容包括雍正朝末期到乾隆五年的履历折。

中國古代的商業發展歷史悠久，早在先秦文獻中便有關於早期商業場景的描述，《周易·系辭下》中記載：『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隨著社會生産力與生産關係的發展變化，商業活動從以物易物的交換，發展到以貨幣進行交易，在不同時期中國古代商貿的發展有著不同的發展形態。在商業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行商還是坐賈，隨著商業貿易的持續進行，各種與經商有關的經驗與技巧知識不斷産生，早期這些商業經驗通過父子以及親友間的口耳相傳進行傳播，明清時期則出現了由書坊刊印傳授從商經驗的出版物，學界稱之爲商業書或者商人書。商書作為中國古代商業知識複雜演化的物質載體，是順應商業發展需要應運而生的蘊含豐富內容的日用類書，也是研究社會經濟的重要資料。
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步入晚期，國家安定，水陸交通日漸發達，商品流通頻繁，市場發育日漸成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集市貿易增多，逐漸形成了新興的集鎮，商業城市不斷湧現，商人的活動更加踴躍。這一時期商業組織發生演變，傳統的分散型商人行動轉變成以地域或血緣爲紐帶的地域性商人群體活動，地域性商人組織商幫的崛起，對當時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風氣産生了影響。這種變化融入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各階層對從商者以及商業活動的看法發生了轉變，商人的社會地位提高，從商者人數愈發增長，商人群體擴大。伴隨著商幫的興起，商人群體對於經商知識的需要日益擴大，而書冊作為傳播知識的載體適應商人對商業知識的需求。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商業出版空前繁榮，私家刻書日益增多，坊肆林立，出版行業漸興發達，出版印刷的繁榮促使教授從商經驗的商業書廣為流傳。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商書的大量刊行，是順應商業發展與文化商品化的趨勢，是明清特有的文化現象。
明清商書文獻種類繁多，數量出眾，所涉內容十分豐富，不僅包括水陸路程、商業條規、商品知識、經營技巧等經商的必備基礎知識，還包括經商行為准則、職業道德以及防盜防騙等方面。『宦軺之所，巡商泊之所趨，訪屐之所涉，庶此編爲之旌導也。』（《士商必要》）明清時期的代表商書主要有以著重記載各地水陸交通路線的行程書，如《一統路程圖記》《新刻水陸路程便覽》《商程一覽》《周行便覽》《環遊地球軍商行船備要》等，滿足商人對商業地理知識方面的需求。另有介紹相關經商知識，強調商業道德以及爲商之道的商業經營書，如《士商類要》《商賈便覽》《客商一覽醒迷》《生意經傳》《貿易須知輯要》等，這類商書是明清商書中的重要類別，成為後世商書的必輯篇章。還有一部分商書主要介紹專業行當，是專精一門的知識類商書，其中代表性的有介紹辨銀器的《辨銀譜》《銀譜》，介紹典當行業的《典業須知》《當行雜記》以及鑒別玉器珠寶的《銀洋珠寶譜》《玉器皮貨譜》等專業書。明清商業工具書作為日用類書中的傳授商業知識的代表作，分門別類地介紹了經商的專業知識，是這一時期商人經驗的總結，是研究明清時期經濟史、思想史、社會史等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綜上所述，明清商書是順應商業發展需要而産生的，內中所載是其他官方文獻難尋的實用知識，是這一時期商人經營實態的珍貴記錄，展示了各地商貿路線、商品産出情況、商人經營方式、行業規則以及各地風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況，有助於明清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商業史等領域的研究。商業在社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明清商書的深入研究對於現代商業文化發展也具有現實意義。長期以來，雜史類書的史料價值未獲得應有重視，商書的研究更是有待推進。有鑒於此，我們多方搜集整理明清商書六十三種彙為一編，影印出版，旨在全面呈現中國明清兩代商業發展的歷史進程，希望能為社會經濟的歷史研究和現代商業文化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

《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书。全书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在《明通鉴》中，夏燮把明代历史分为三个部分来撰写：《明前纪》，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迄于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用元朝的年号，记叙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参加农民起义军到建立明朝的历史。《明纪》，起自洪武元年，迄于崇祯十七年，记叙朱元璋称帝后到崇祯缢死煤山、清兵入关的历史。《附编》，起子清顺治元年，迄于康熙三年，用清朝的年号，记叙南明政权的历史，特别是抗清斗争的历史。《附编》这种形式，是夏燮在编撰《明通鉴》中的一个独创，是与清政府作合法斗争的产物。因为清统治者害怕激起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对南明的历史讳莫如深，不使编入官修的《明史》，因而这段历史缺乏记载。夏燮找出乾隆《附唐桂两王本末》于《通鉴辑览》后的诏令作护身符，巧妙地将南明历史收入作为《附编》，纳入明史体系，这不仅保存大量南明史料，而且使明史首尾相连，成为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
《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

18世紀的清皇朝，真的是一個漠視海疆的內亞帝國嗎？
從測繪海疆、伐木造船與海防方略，到《海錯圖》、追逐魚翅與渡海詩文，
讓我們重探一段被遺忘的盛清海洋大歷史！
我們已習慣利用以大陸為軸心的史觀，去分析滿清統治中國的歷史：滿洲人馳騁天下，建立一個橫跨中亞的陸上帝國。他們對海洋的認識，對海疆的重視，往往不如前朝鄭和下西洋的積極。若不是19世紀西方列強相繼由海路侵擾中國，清政府也不會意識到鞏固海防，發展海事的重要性。
但史實真是如此嗎？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希望追溯清帝國的海洋關懷，證明清代中國在歐美列強紛起入侵前，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
全書第一部分聚焦於康雍乾三朝在測繪海疆、伐木造艦，以至在渤海一帶發展海洋軍事化等議題，引證清廷的籌海方略與其帝國性的展示，合理地還原十八世紀清政府對海疆的關注及謀劃。
第二部分則自國家層面轉移到以學人、商品為中心的討論，從《海錯圖》的想像與書寫、對魚翅的消費與追逐，以至創作於往返閩臺之間的渡海詩文，探索盛清時代人和海洋的互動與連結。
布琮任試圖透過「去陸地化」的觀點，以淺顯生動的筆觸勾勒清代中國與海洋世界的脈動，從而呈現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海洋意識，試圖為海洋史和盛清史灌注新的思維與色彩。

1420年，明成祖朱棣下诏，以明年正月初一始，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明朝正式把北京作为首都。
从南京迁都北京，两地相差8个纬度，距离1000公里以上，整个迁都过程历时近40年才尘埃落定，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案例。
迁都北京大致经历了“靖难之役”后推行的“两京体制”，永乐年间实现迁都北京，三大殿烧毁引发的北京地位动摇，洪熙帝决定还都南京，宣德帝再次定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年间正式定都北京等进程。
本书把历来作为孤立政治史事件的迁都北京，放到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整个明朝初期政权确立的大背景下考察分析，对其迂回曲折的过程进行系统梳理，继而论述了迁都北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引起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此后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深远影响。
本书在明朝迁都北京600周年之际翻译出版，无疑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具意义的纪念之一。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essay known as shiwen (modern or contemporary prose) or bagu wen (eight-legged essay) for its complex structure was the most widely read and written literary gen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450–1850). As the primary mode of expression in which educated individuals were schooled, shiwen epitomized the literary enterprise even beyond the walls of the examination compound. But shiwen suffered condemnation in the shift in discourse on literary writing that followed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were thoroughly rejected in the May Fourth iconoclasm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disregard for the genre, Alexander Des Forges reads the examination essay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showing how shiwen redefined prose aesthetics and transformed the work of writing. A new approach to subjectivity took shape: the question “who is speaking?” resonated through the essays’ involuted prose style, foregrounding issues of agency and control. At the same time, the anonymity of the bureaucratic evaluation process highlighted originality as a literary value. Finally, an emphasis on questions of form marked the aesthetic as a key arena for contestation of authority as candidates, examiners, and critics joined to form a dominant social class of literary producers.

陳鴻森教授研究清代學術前後四十年，向以博聞多識、考訂精審著稱。本書係作者就歷年所撰有關清代學術、人物傳記考訂之文，精選十五篇結集而成。作者擅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樸學研究的心態。本書各文或考證《清史稿》、《清史列傳》兩書〈儒林傳〉之訛誤，或訂補《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書年歲之訛缺，或稽考學者學行事跡，或辨正名家撰著史實歷來之沿誤。凡所考所訂，莫不廣徵博引，排比事證，詳其原委。而評論段玉裁、武億、朱文藻學術諸文，更另闢蹊徑，為學界開啟一個新的研究視野。

The Manchu Qing victory over the Chinese Ming Dynasty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was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and traumatic developments in China’s long history.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Ming,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became the base of operations for the notorious leader Zhang Xianzhong (1605–47), a peasant rebel known as the Yellow Tiger. Zhang’s systematic reign of terror allegedly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at least one-sixth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ntire Sichuan province in just two years. The rich surviving source record, however, indicates that much of the destruction took place well after Zhang’s death in 1647 and can be attributed to independent warlords, marauding bandits, the various Ming and Qing armies vying for control of the empi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Trail of the Yellow Tiger is the first Western study to examine in detail the aftermath of the Qing conquest by focusing on th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effect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By integrating the modern techniques of trauma and memory studies into the milit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 Kenneth M. Swope adds a crucial piece to the broader puzzle of dynastic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He also considers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conflicts around the globe, offering a comparative military history that engages with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s between war and society.

宋代以来，《大学》就被赋予了变动不居的特性。朱熹、王阳明先后借助改动《大学》文本获得各自学说思想的经典依据，这种做法为中晚明理学精英提供了关键性的方法论启示：从《大学》文本改订入手，进行理学思想的创新。
本书上编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明代理学精英争夺《大学》文本话语权的各种奇思妙想，以及由此催生出的众声喧哗的改本竞争运动。下编着重从制度史和社会史的角度，考察这些《大学》改本在明代中后期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如何通过公开上奏、经筵讲读、科举教育和商业出版等多种途径，冲击既有制度规范，影响当时的社会文化。

16、17世纪的中国民间社会非常流行一种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功过格是一种善书，它将善行与恶行分别加上功德分与过错分。这样，如果使用功过格的人做善事，积累了许多功德分，就有希望获得升迁或好报。通过考察时末清初使用功过格的情况，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思想史和社会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

明朝积极利用了各种媒体塑造并传播军事大典壮观场面，在信息科技尚未发达条件之下，皇帝希望借此与外界接轨，利用文臣诗赋的平台来传播圣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皇帝与廷臣之间冲突层出不穷，但是至少在明初时期，在颂扬军事大典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关系比较一致。到了明中后期随着政治文化变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就排斥了大规模军事大典，将其描述为极其虚伪、毫无实质意义之举，军事大典很难起到展现皇帝魅力、彰显王朝军事力量的作用了。明朝军事大典同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它是一种消遣方式、一种运动爱好和军事训练，也是一种政治符号、宫廷典制等。
——鲁大维
【内容简介】
与大多数帝国一样，明廷为展现王朝实力和军事力量，赞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动。在明朝的头两百年，皇室田猎、马球比赛、射艺比武、骑术表演、校场阅兵和皇室兽苑数次激起争议，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围绕它们，皇帝与重臣就统治者权力、君臣关系、尚武元素的作用等问题，展开明暗博弈，提出矛盾主张。鲁大维充分挖掘明朝的诗歌、散文和画作，在亚欧大陆近代早期历史的大背景下，以尚武活动为立足点，剖析明朝宫廷文化的变迁，并揭示了明与帖木儿汗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共性。
【本书荣誉】
《神武军容耀天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明代的君权、君臣关系，以及明在亚欧大陆统治模式中地位的认知。为检视明廷统治中的这个重要但长期遭到忽视的方面，鲁大维令人印象深刻地搜罗了大量史料，包括朝鲜关于明的记录，并把它们合理地组织起来。他致力于消除学术界中的“长城心态”，把明朝带入欧亚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关于明廷和其他近代早期宫廷间的比较研究。
——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神武军容耀天威》把明朝放在亚欧历史的大框架下，强调了尚武文化对明廷统治权维系的作用。鲁大维阐明了尚武文化为何在历史记录中并不明显——因为现存文本大多出自持反对态度的文官之手。这种情形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仔细阅原始资料，并深入理解相关政治语境，而就此方面来说，鲁大维的博学和知识面之广值得推崇。这本著作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空白，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尚武展示活动，以及其对明朝武力展示——无论这种展示针对的是国内还是国外观众——的重要意义的了解。
——石康（Kenneth Swope），南密西西比大学
书中的叙述生动形象，又一次展现了鲁大维对中文原始史料和东亚学术成果的出色掌握。他清楚而具有说服力地提出了观点，让读者进一步认识了明朝朝堂和文人精英之政治生活，以及明廷所处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韩慕肯 (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Know Your Remedies presents a panoramic inquiry into China’s early modern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pharmac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pharmacy—as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as a branch of classical medicine—resists easy characterization. While China’s long tradition of documenting the natural world through state-commissioned pharmacopeias, known as bencao, dwindled aft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ubiquitous presence of Chinese pharmacy shops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estifies to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jecting narratives of intellectual stagnation or an unchanging folk culture, He Bian argues that pharmacy’s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n best be understood as a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
Beginning with decentralizing trends in book culture and fiscal polic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ian reveals pharmacy’s central role in late Ming public discourse. Fueled by fac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1600s, amateur investigation into pharmacology reached peak popularity among the literati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itnessed a systematic re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as the Qing court turned away from pharmacopeia in favor of a demedicalized natural history. Throughout this time, growth in long-distance trade enabled the rise of urban pharmacy shops, generating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本書收錄明史論文十篇，內容及性質主要關涉人物及史料，故名《明代人物與史料》，與作者早前出版的《明代人物與傳說》等量齊觀。歷史研究首重證據，本書的論文雖然各自為題，但總歸為幾個特點︰一、以考證史實、鑑辨史料為立論基礎，尋溯歷史真貌，賦予意義；二、重視筆記小說、野史稗聞，擴拓史料，增廣見聞；三、廣博採訪，考覈資料，推翻穿鑿附會、流傳廣泛的說法；四、挑出前人未曾注意的問題，爬梳勘察史料，尋根索源，另闢蹊徑。本書在解決與明史有關問題的同時，提供一種研治中國歷史的方法，值得讀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