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中国没有发生欧美“工业革命”那种以机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变化，清末以前也并未出现“民主宪政”之类的法律与政治改革运动，但是仍然出现许多有意义的社会变迁。本书有系统地描述并论证明清中国经济与法律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点出探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提出明清中国也有商业法律的主张。
本书为使读者能容易理解当时中国经济与法律互动的复杂性，先介绍十六至十九世纪之间的中国经济变动趋势，以下各章展开对明清中国商业法律的说明与分析。作者将研究视角做了较大范围的扩充，不仅讨论处理市场交易、商事纠纷与商业契约的法律规范本身，也分析当时中国用以运作商业法律的制度变迁，更进一步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完整地纳入，以说明一些重要的经济与法律变迁究竟是如何逐渐由明清中国部分地区往外扩散至全国，进而改写了既有的近代世界经济史。

《杜家骥讲清代制度》主要讲清代制度，不以鸦片战争为分期局限，由清初至宣统年间的制度一并讲述。开课时，因听讲者有一部分是明史及中国古代史其他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所以适当加进了明代制度的内容，且有些内容又联系整个中国古代，曾以“明清制度”为课程名称，但考虑到这部分内容与主体的清代内容不成比例，因而此次出版将课程名称改为“清代制度”，至于书名，是出版社为这套丛书统一规划的名称。

除了对歇家本身研究外，本研究还透过歇家这个中介组织来看明清社会运动，考察与之相关的制度变革细节，以及这些细节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动。“歇家”介入了明清社会的各个领域，曾是乡民与政府对话的桥梁，是政府管理社会最为倚重的力量，因此通过考察“歇家”职能的延伸和变革，能够从细节方面把握明清时期上层制度变革与下层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关系及其过程，因此研究歇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鲜王朝实录是朝鲜李朝王朝的历代实录，记载了由初代太祖到哲宗的25代国王、472年(1392年-1863年)间历史事实的编年体汉文记录，共1893卷。
李朝前期，实录正本存放于汉城春秋馆，副本存放于忠州、星州、全州的史库。壬辰倭乱中，除全州本之外，实录正本和其余副本全部被毁，后于宣祖三十六年依据全州本重新编修，印刷五部，分别存于春秋馆、摩尼山史库、太白山史库、妙香山史库、五台山史库。妙香山本后移藏于赤裳山，摩尼山本后移藏于鼎足山。1905年，春秋馆本移存于奎章阁。
1910年日韩合邦后，奎章阁图书由日本朝鲜总督府收集。1911年太白山本和鼎足山本也移交朝鲜总督府，赤裳山本收藏于藏书阁，五台山本被“赠送”给东京帝国大学，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1930年朝鲜总督府将太白山本和鼎足山本送给京都帝国大学，日本投降后移交韩国，存放于首尔大学。朝鲜战争期间，鼎足山本被朝鲜人民军缴获，移至北方，现存于金日成综合大学，太白山本则被韩国政府转移至釜山，至今仍存于韩国政府记录保存所釜山支所。
朝鲜王朝实录包括太祖、定宗、太宗直至哲宗的23部实录，以及燕山君和光海君的两部日记（体裁与实录相同）。日本朝鲜总督府曾编纂了《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记载高宗和纯宗实录来记载高宗和纯宗两代所发生的事，但不为韩国及朝鲜的历史学家所承认。在大韩民国不包含这些最后二朝的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因为收录了关于李氏朝鲜时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庞大史料，被认为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史料。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登记为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项目。朝鲜王朝实录中也包含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史料，中国历史家吴晗曾经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

《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以《燕行录》为核心资料，以明清地方志和现代气象、水文资料为补充，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尝试进行包括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地理意象等方面的历史地理研究。
《燕行录》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天文等各方面的资料。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们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山川风貌、地理形势、驿道里程等情况。加上这一文献具有史料记载的连续性，如果按整个明清时期的时间顺序来进行解读，可以从中了解地名、聚落、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
朝鲜人从不同角度观察明清时期的一景一物，记载了许多中国文献缺载的史料，因此将《燕行录》与方志等中国文献进行比较分析，是探讨“他者”眼中的中国、“从周边看中国”的新的路径。

In thi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Benjamin A. Elman uses over a thousand newly available examination record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1315-1904, to explor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For over five hundred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s within the dynastic government were usually filled through these difficult examinations, and every other year some one to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all levels of society attempted them.
Covering the late imperial system from its inception to its demise, Elman revises our previous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system actually worked, including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achinery, the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when it was unceremoniously scrapped by modernist reformers, and its long-term historical legacy. He argues that the Ming-Ch'ing civil examinations from 1370 to 1904 represented a substantial break with T'ang-Sung dynasty literary examinations from 650 to 1250. Lat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lso made "Tao Learning," Neo-Confucian learning, the dynastic orthodoxy in official life and in literati culture.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elite social life, popular culture, and religion that are also considered reveal the full scope of the examination process throughout the late empire.

本书不是关于长城本体或直接针对历史上的长城战守的研究，也不是关于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关系的宏观叙述，而是尽可能地从生活在长城这个巨大的墙体两侧的人群出发，观察历史上与长城有关的制度、事件如何影响到这些人群的生活，也注意这些人群的生活如何与上述制度、事件一起，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 全书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利用搜集民间文献、观察仪式活动、进行访谈等研究手段，由地方社会的视点出发，通过对地方社会的历史重构，重新审视相关传世文献以及它们对发生在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看法，试图以此对明清时期长城两侧的族群关系及地方社会的建构提出新的问题。

《宝卷:16至17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介绍和探讨了明代和清代初期中国各民间宗教教派撰写的各类书籍文本的内容和结构。这些书籍通称为宝卷。16世纪和17世纪是这些文本的形成时期，其中包括关于教义和仪式的训导，据信都是神透露给教派教祖的，因此被认定为是宗教经卷。这些宝卷不仅体现了中等文化水平的宗教领袖的想象力和精神，而且宝卷本身无论是作为中国宗教史的一个方面，还是作为中国社会史的文献资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書是有關明代中越關係的專題研究；從明太祖的不征政策，到明成祖的郡縣其地，然後是明宣宗的棄守安南，到明世宗時又改安南國王為安南都統使等歷史事件，都顯示了中國與越南在歷史上的特殊關係。
本書主要是利用中越兩國的古籍史料進行研究，深入分析事件的背景及其來龍去脈。這些研究有助於更清楚了解安南（越南）自五代脫離中國獨立後如何應付來自中國的壓力與干涉，並就王朝中國那股揮不去的安南情結和怎樣面對及接受安南獨立的事實進行條分縷析，是書的出版將提高中國學者在這領域的研究水平。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生著述弘富，仅专著和诗文集即在三百万字以上，涉及的学科有政治学、哲学、史学、文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文字学等门类。这是我们国文化宝库中一份可贵的财富。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其著作，吸收其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精华，无疑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很有裨益的。为此，本社决定在前人编辑、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搜集黄氏著作，辨别真伪，考定文字，标点分段，编辑出版黄宗羲全集，以供研究。
全集分十二册出版：第一册至第十一册为黄氏原著，大体按其著作性质分类编入各册；第十二册为全集附录册，辑录历代学者所撰有关黄氏生平、著述的碑铭、年谱、传记、序跋、论考及前十一册黄氏原著的人名索引。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是作者森正夫论述明清江南土地制度的专著，分析细致，探讨深入，是日本学界明清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作者征引丰富的史料，论述了14—18世纪江南官田的形成、变化、消亡的过程，考察了江南官田的由来、数量、耕作状况以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分析了各地围绕官田而展开的赋役制度改革。赋税制度上就是官田走向消亡。十五世纪前半期的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一贯方针指导下实施的，而十六世纪的改革是各府依据实际情形作出判断而后实施的，改革的结果不但使官官田走向消亡，还使以县为单位的每亩税粮额基本上实现了均一化。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的學術代表作
本書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
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
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結晶，專門研究19世紀時期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系，特色在於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探討清王朝對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設置、理論和實際運作情況。
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分別探討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稅收性的里甲制度、饑荒控制性的糧倉體系和思想統治體系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這個統治體系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制的經典著作。

《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包括15篇论文，内容包括我国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民间的契约形态及效力，相当于民事诉讼的州县衙门“听讼”的程序与结构、性质与历史定位，作为审判基准的“情理”，重罪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律例的适用。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用“首唱—唱和”、“权利—冤抑”、“非规则的法律形态”等理论概念来归纳我国历史上的法律现象，试图在世界范围的文明比较视野中从理论的高度来内在地理解中国法的历史位置。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In this learned, yet readable, book, Joseph McDermot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from 1000 to 1800. He assumes little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or culture and compare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books with that of other civilizations, particularly the European. Yet he deals with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and presents novel analyses of the changes in Chinese woodblock bookmaking over these centuries. He presents a new view of when the printed book replaced the manuscript and what drove that substitution. He explores the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structure of books, and writes fascinatingly on the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ng and about access to private and government book collections. In drawing on a great deal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Western research this book provides a broad account of the way Chinese books were printed, distributed, and consumed by literati and scholars, mainly in the lower Yangzi delta, the cultural center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It introduces interesting personalities, ranging from wily book collectors to an indigent shoe-repairman collector. And, it discusses the obstacl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truly national printed culture for both the well-educated and the struggling reader in recent times. This broad and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ed Chinese culture from 1000 to 1800 is written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t also offers important new insights into book culture and its place in society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 brilliant piece of synthetic research as well as a delightful read, it offer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is without equal.' - Timothy Brook,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riters, scribes, engravers, printers, binders, publishers, distributors, dealers, literati, scholars, librarians, collectors, voracious readers — the full gamut of a vibrant book culture in China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 are examined with eloquence and perception by Joseph McDermott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Book. His lively exploration will be of consuming interest to bibliophiles of every persuasion.' - Nicholas A. Basbanes, author of A Gentle Madness, Patience and Fortitude, A Splendor of Letters, and Every Book Its Reader Joseph McDermott is presently Fellow of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and University Lecturer in Chines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o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st recently on the economy of the Song (or, Sung) dynasty f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He has edit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and Art and Power in East Asia.

本书所载各文，皆因研究明人著作之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并其作者之生平志业等事而为者。所及著作，实以文集居多，即数篇考究史著及丛书者，初亦莫不因探论其作者或编纂者之文集而起。余之能对明人集部稍有知识，实荷先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牟复礼先生之赐。余在普大研究院攻读明史及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既获学位，蒙先生错爱，为设法得以留校工作，继续阅读校中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之明人文集，而各为之撰写提要，盖以余之学力浅薄，仍需沉潜积厚，而馆藏明人文集之用处亦宜广为人知之故也。
本书作者朱鸿林教授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期间，遍读校内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珍藏之日本内阁文库本明人文集，考订其编纂情状、刊行原委、文字异同，作者生平志业等事，实沉潜积厚、探幽掘微之作。此书于研究明代社会及文化情状，当有大助力焉。

明清內閣，原係國家庶政之所自出，所存檔冊，實為國家重要政務記錄之總匯。清雍正以降，軍機處雖漸次吸收內閣之實權，然內閣仍為清代庶政樞紐，其檔案係第一手原始史料，當為不之事實。明清內閣大庫舊檔迭遭銷毀散離之厄，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部份，為數約在三十一萬餘件。此等舊檔，皆當日內閣舊物非一般人所能共見，出版及經人利用者為數極微，非殷墟骨甲、敦煌經卷等已經廣泛流傳之情形可比，可謂碩果僅存於國內之瑰寶。
本書收藏者將可依全書編年索引將各冊拆散，抽出日期相接之件，重新排列，歸適當之冊筴內，於每頁下方接近頁緣處加註連續之C字系列編號。此後學者引用本集資料即可註明此一簡便編號，此種活頁裝訂方式是本書特色，即使收藏者因無人力不能從事重新編訂工作，研究者仍可依編年索引檢得所需文件，使用方便而科學。這是研究明清史料的最佳參考。本書已出十輯。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聯經出版公司景印出版。
● 原件每幅30×15cm，景印本39.4×27.5cm，每四幅合印一頁，每冊600頁。
●封面硬皮盪金‧銅質螺釘活頁精裝，內文米色印書道林紙精印。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向来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向西方，尤其是日本学习，进行改革的紧迫性。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本书收入了汪向荣先生有关“日本教习”的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日本教习来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还论及一些回到日本之后的日本教习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本書9篇論文的作者，由奏摺、題本、州縣檔案、衛選簿等官方史料，以及契約文書、訟師秘本等民間史料，分別討論了明清中國的訟師心態、軍戶充繼、科考假冒名籍、禁民間祠祀，以及犯姦、親屬間的人命案件、買賣妻子，乃至於契約與習慣法問題、船運糾紛等議題；各篇文章試圖這些不同的法律現象放入一個更廣的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與文化史視野做更細緻與宏觀的考察。
9篇論文至少涉及以下四項議題：一、澄清那些足以支撐明清司法的核心價值觀；二、說明當時社會經濟與司法體系的互動關係；三、明清中國有關法律的話語(discourse)、修辭(rhetoric)與形象(image)等問題；四、中國法史學作品如何可與西方法律演變做更有效的比較與對話。藉由探究這四大類議題，本書希望對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問題，提供更具體而有用的論證與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