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是由有名汉学家阮元于道光五年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书院，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是清代很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描述学海堂改变了广州的精英文化，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相映；尽管学海堂占有垄断地位，但在广州城内或在三角洲腹地，仍存有其他诸多广府文人认同的文化生产基地。《学海堂与晚清岭南学术》通过考察文化学术各派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与地理上的认同现象，来展示十九世纪早期与中叶广州的社会文化景观和地方文化政治状况。

本书是作者主要的清史研究成果结集。大体分为“满洲崛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几个方面。既从大处入手梳理脉络，把握大势，亦能从细微处透视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中 “清初八旗制度” 一篇，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对入关前满族的八旗制度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代表一代学人对清史的思考、总结和评述。

《清代官员履历档全编(套装全30册)》所辑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全宗。其中官员履历片10291件，履历单8021件，履历折36668件，补遗履历折903件，共计55883件，本卷内容包括雍正朝末期到乾隆五年的履历折。

《稗说》抄本是目前海内外仅存的珍贵中国古籍。《稗说》的作者宋起凤素有文名，除博览群书以外，还交友四处游历，人称他“足迹几遍天下”虽不免夸张，但也接近事实。他的著述甚丰，据说有七十余部，《稗说》就是其中一部。该书是一部明末清初史料丰富的笔记，撰成于康熙十二年，共四卷一百五十条，未有刻本传世，仅有谢国桢所藏手写本孤本。其撰写目的，是为“具官具史具纪”，存作者世代为宦见闻之实。如对司设监条，详细记载了如何掌六宫铺设、四时衣裳，补历来《大明会典》等规制所未备，是明代服饰史、建筑史难得之佐证。所述诸多事宜，均涉及宫廷与京师，是明末清初难得的北京史料。
由于作者本人经历了明清鼎革之际的动乱，所以知闻甚多，本书主要记载了明代掌故和朝野遗闻。他自称写作时“鸡鸣风雨之时，得之良多，聊以排余客游穷愁之感，非所计工拙也。”实际上，本书内容丰富翔实，史料丰富，常有一般笔记所不载者。例如他记紫禁城东北有专供皇帝和六宫使用的粮食粮囤，俗称天堆；太液池的三台，这是其他笔记，甚至明朝宫内太监刘若愚《酌中志》所未载的内容。另外，由于作者和宫内太监的特殊关系，得以进入宫内，所以对于明朝宫内活动的介绍也十分细微，这些对于研究明代北京史也是很难得的。
也正因这些明末清初的记载涉及宫廷和前朝，《稗说》未能在清代刊刻和广为传布，时隔多年，《稗说》可以出版问世，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18世紀的清皇朝，真的是一個漠視海疆的內亞帝國嗎？
從測繪海疆、伐木造船與海防方略，到《海錯圖》、追逐魚翅與渡海詩文，
讓我們重探一段被遺忘的盛清海洋大歷史！
我們已習慣利用以大陸為軸心的史觀，去分析滿清統治中國的歷史：滿洲人馳騁天下，建立一個橫跨中亞的陸上帝國。他們對海洋的認識，對海疆的重視，往往不如前朝鄭和下西洋的積極。若不是19世紀西方列強相繼由海路侵擾中國，清政府也不會意識到鞏固海防，發展海事的重要性。
但史實真是如此嗎？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希望追溯清帝國的海洋關懷，證明清代中國在歐美列強紛起入侵前，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
全書第一部分聚焦於康雍乾三朝在測繪海疆、伐木造艦，以至在渤海一帶發展海洋軍事化等議題，引證清廷的籌海方略與其帝國性的展示，合理地還原十八世紀清政府對海疆的關注及謀劃。
第二部分則自國家層面轉移到以學人、商品為中心的討論，從《海錯圖》的想像與書寫、對魚翅的消費與追逐，以至創作於往返閩臺之間的渡海詩文，探索盛清時代人和海洋的互動與連結。
布琮任試圖透過「去陸地化」的觀點，以淺顯生動的筆觸勾勒清代中國與海洋世界的脈動，從而呈現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海洋意識，試圖為海洋史和盛清史灌注新的思維與色彩。

《清代文化东传的研究》是日本学者藤塚邻关于清代文化东传朝鲜和日本的研究著作。此著作是藤塚邻在1936年提交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论文，曾于日本昭和二十年 （1975）在国书刊行会出版。著者藤塚邻在对清代文化东传朝鲜和日本的整体分析和阐释方面具有开阔深入的研究视角，作为一位文献收藏和鉴赏家，他在当时也收集了大量的清代和朝鲜学者的第一手宝贵文献资料，从而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文化、学术、文学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清晰脉络。著作中也通过清代学人和朝鲜、日本学者的直接交流为个案，生动地描述了朝鲜和日本学者在接受清代文化和学术过程中的心理历程。著作文献资料丰富详实，论述和评价精湛准确，是研究近代东亚中、韩、日三国文化、学术、文学演进与交流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近代中國由於社會局勢之丕變，學術發展亦因之新變。此一時期，新學之興起自不待言，即使淵源深長之傳統學術，固然仍以强大的生命力、循自身固有之邏輯持續發展，但受其時社會變革之影響，無論是研究方法、研究理路，抑或是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均不可避免地出現新的變化、新的拓展。當此大變動之世，多元風氣的激盪，催生了大量卓有建樹的學術名家；他們的許多著作，近百年來光耀學林、堪稱經典，時至今日，仍有難以超越者，值得當今學界深入研究。然近代學人之著作，即使此前已有刊本行世，因年代久遠、存世無多，今天查閲已頗爲不易；部分著作雖不乏整理本行世，然與原作真貌終有距離；況且尚有不少未曾刊行之稿本、抄本深藏公私藏家之手，既鮮爲學界所知，遑論爲學人所用？有鑒於此，我社在有關專家學者的指導下，蒐集學術影響深遠、學術價值重大之近代學人著作，輯爲‘近代學術集林’叢書，絡續影印出版。作品之遴選，首重未刊之稿本、抄本，次擇校勘精善之刻本，少量兼及稀見之石印本或鉛印本，以冀展現某一學者著作之原貌、全貌。此《張爾田著作集》即爲其中之一種。

陳鴻森教授研究清代學術前後四十年，向以博聞多識、考訂精審著稱。本書係作者就歷年所撰有關清代學術、人物傳記考訂之文，精選十五篇結集而成。作者擅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樸學研究的心態。本書各文或考證《清史稿》、《清史列傳》兩書〈儒林傳〉之訛誤，或訂補《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書年歲之訛缺，或稽考學者學行事跡，或辨正名家撰著史實歷來之沿誤。凡所考所訂，莫不廣徵博引，排比事證，詳其原委。而評論段玉裁、武億、朱文藻學術諸文，更另闢蹊徑，為學界開啟一個新的研究視野。

The Manchu Qing victory over the Chinese Ming Dynasty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was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and traumatic developments in China’s long history.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Ming,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became the base of operations for the notorious leader Zhang Xianzhong (1605–47), a peasant rebel known as the Yellow Tiger. Zhang’s systematic reign of terror allegedly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at least one-sixth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ntire Sichuan province in just two years. The rich surviving source record, however, indicates that much of the destruction took place well after Zhang’s death in 1647 and can be attributed to independent warlords, marauding bandits, the various Ming and Qing armies vying for control of the empire, and natural disasters.
On the Trail of the Yellow Tiger is the first Western study to examine in detail the aftermath of the Qing conquest by focusing on the social and demographic effects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By integrating the modern techniques of trauma and memory studies into the milit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 Kenneth M. Swope adds a crucial piece to the broader puzzle of dynastic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He also considers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conflicts around the globe, offering a comparative military history that engages with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s between war and society.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本书是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收入会议论文92篇，书末附有《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述评》，以资广大读者参考。原拟请傅衣凌教授为本书作序，不期当书稿即将编就之时，傅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现以他在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代序文。
本书由叶显恩任主编，编者有：谭棣华、陈支平、邓开颂、郑振满、罗一星、刘志伟、陈春声、戴和。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全2册，收入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其他旅日华人与日本文人之间的笔谈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为研究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参考。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 》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收入《大河内文书》《宫岛文书》《芝山一笑》等重要日本文献资料中的内容。
囊括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是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日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规》
1877年1月15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i日本国钦差大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1877年12月，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抵达日本。
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这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这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视界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
参加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如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还有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如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等人、游历日本之文人王韬、李筱圃等；
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本书所收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清朝地图集——同治至宣统卷》为六卷本《清朝地图集》的卷，系统呈现了清朝同治至宣统年间的疆域版图、政区沿革以及自然、人口、经济、文化、历史事件等要素变动情况。《图集》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主编。
《图集》共有175幅地图，分为总图组、分省图组和重大历史事件图组三部分。总图组包含全国图6幅，反映全国疆域政区变迁及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分省图组包含分省（地区）图28幅、政区沿革图55幅、专题图45幅、局部扩大图2幅；重大历史事件图组包含重大历史事件图11幅，反映政治、战争、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另有索引图28幅。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数十年间，学界陆续涌现出了一批区域历史地图集和专题历史地图集，但断代历史地图集还有且只有于民国和近代，清代及之前各朝代的断代地图集尚缺。《图集》使用GIS进行地理数据的汇总和校对，使得《图集》在精准度上较之前的历史地图有了明显的提高。《图集》首先利用高精度的DEM地形数据制作了地形地貌底图，再结合历史资料和地理数据复原生成山川、海岸等自然信息，之后再叠加政区、经济、人口、交通、居民点等人文要素，很终整体核对地图各要素，从而使得各方面内容准确协调。
根据清朝历史进程和研究资料情况，《清朝地图集》采取按时期“逆推”方式分卷绘制，首先绘制同治至宣统卷，再逐步绘制清朝前中期地图。之所以优先绘制同治至宣统卷，是因为清末地图和文献档案资料充足，有利于优选程度地保证地图的精准性，这样复原清朝前中期疆域政区就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从而做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清朝近三百年疆域政区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本书是对现存晚清日报小说、期刊小说以及单行本小说做一个较全面的搜集与汇编，其中期刊小说1141种，日报小说1239种，利用各大图书馆原件和缩微胶卷编制，单行本小说2593种则多利用前人成果，是对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极好的补充。

《丹鉛總錄》，明楊慎撰。丹鉛者，丹砂與鉛粉，古人用以校正文字，故稱校訂文字為丹鉛。升庵著作中，據李調元《丹鉛雜錄序》：“考先生著書目録中，以丹鉛命名者凡有十種。”其內容皆為考訂文字異同者。另外，犯罪者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升庵既以罪流放在外，且終身未得赦免，故藉此以發露胸中憤懣。
升庵以博洽之才，觸類旁通，因文求義，時生懸解。其于書中之故實、音訓、名物‘地理等等，凡歷來舊家罕及或舊解未諦者，皆旁徵博引，疏其出處，辨其作用，勝義獨出。其所論斷，多為明清注家所取資。

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裂的鼎革，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新政权。出身于仕宦世家的王时敏，入清以后不思为官，退身乡里，，潜心于书画创作。他和同里王鉴一起，继承了董其昌“画家以古人为师”的思想，开辟出以摹古、仿古为宗旨的绘画风气。他们师承的古人是以董其昌所推崇的董源、巨然和“元四家”为主的南宗传系，王时敏尤其倾心于元黄公望，从而将文人山水画的发展推向了新的进程。在清初，王时敏被誉为“画坛领袖”。王时敏之孙王原祁，走的是正规的仕途，他继承家学，并获得康熙皇帝的欣赏……
本书由国内艺术史领域重要的研究学者多角度地呈现了四王研究的当代视野，也邀请了历史、地理、思想史、民俗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时代和地区予以观察，撷取标注“17世纪江南”的历史切片，置于文化之“显微镜”下，探寻娄东画派的文化价值。

该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征引史料千余种，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新版修订历时数载，增补十五万字，几乎每章每节都有增订。
本书以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对清代学术史做了开创性的探讨。首先论述清代学人游幕的演变轨迹，勾画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进而以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标准，选择了徐乾学、李光地、张伯行、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等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从事个案研究，分析了这些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各自的特点、活动与学术成就等。最后探讨学人幕府与学术的交流传播、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和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指出幕府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幕府内宾主与宾僚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和学术争论，以及幕主主持、组织的大型学术工程等，对清代学术的兴盛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由学人游幕这一社会性活动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兴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本書は、中国における1644年の明清交替をはさむ百年余りの社会変動につき、江南(長江デルタ)の地方社会に焦点をあてて論じたものである。陽明学の流行や郷紳支配、民衆暴動など、明末の社会を特色づける様々な事象を大きな発展段階のなかに位置づけ、当時の人々がなぜそのような行動をとったのか、どのような状況が人々をその方向に向けてつき動かしていったのか、を具体的に示し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