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神魔救世+法术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编辑推荐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
这句出现在金庸笔下著名的天地会的暗语，给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天地会、三合会为内容的影视剧作品更是层出。“天地会”这一组织，并非艺术创作中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也是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秘密结社组织，亦黑亦白。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的这本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一势力颇大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三合会）的创建过程、入会仪式、会规、行话等，作者对该秘密结社进行了深度剖析，为读者展示了一部不同的、真实的三合会历史。该书不同于读者在艺术作品中认识的天地会，更加神秘的真实的天地会，读者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全部答案。
☆专家推荐
这部厚重、详尽、独一无二的学术杰作堪称一绝，其范围之广、细节之细，令人印象深刻，对汉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美〕苏海涵（Michael Saso），《中国国际评论》（2004）
田海的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著作，他以对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为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如果这个复杂的话题很难说完，那么未来任何有关秘密社团、宗派宗教或民众运动的工作不能忽视这部书。
——〔加〕王大为（David Ownby），《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2000）
田海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秘密会社描述成宗教组织，相当令人信服。……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可能在于试图把林爽文起义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社区建立的秘密会社归为一个单一的宗教运动，即人们所熟知的三合会。……田海对秘密会社名称的讨论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因为他所研究的每一个团体是用天地会或三合会这些实名这一点很不清楚。实际上，继林爽文起义之后，政府对秘密会社打压的力度很大，很少有集团敢公开自称他们是天地会的。
——〔美〕康豹(Paul R. Katz)，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试读
精彩试读：
三合会血盟的基本程式由起誓和诅咒两部分组成，它们要在充当见证者和应验者的天地神灵面前举行。起誓诅咒的同时要饮一杯掺和了禽血和/ 或人血的酒。誓约可以（但不一定要）写成文书，起誓完毕即烧毁。钻过一道刀剑架起的门关是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的证据来自于1786—1787 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的审讯资料，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参与者起过“誓”，但明确提到采用了“歃血”这一古老做法的仅见于1786年底在台湾发现的盟书。稍后才发现了一则关于歃血为盟的完整描述，它出自三合会师父陈信的一名徒弟。这名师父早在1787年就开始在台湾活动，但在林爽文叛乱被镇压后一直隐匿起来。在此期间，他教会了谢志如何举行盟誓仪式，并给了谢志一份盟书。
1790 年，谢志及其门徒在户外设立了一座祭桌，并向神灵供奉一只童子鸡。他们钻过了一道刀架门，随后谢志拿出陈信给他的那份旧盟书，所有人都跪伏在祭桌前，谢志对天宣读了如下口头誓约：“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接着谢志在桌前焚化了那份盟书，每人都饮下掺和着子鸡血的酒，仪式随即结束。后来谢志及其大徒弟被审讯时，他们只记得那份盟书的部分内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
师父们总是向徒弟许诺好运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他们还教给徒弟传统的三合会暗号—左手伸三指朝天。“同心”一词让我们想起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些血盟仪式中的“同心酒”。陈信的盟誓与当时保留下来的另一份盟书之间有些差别，这表明陈信在台湾时与卷入林爽文起义的网络并不相干。
血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因而在起誓之前饮血，便使誓约具有最强大的可能效力。一起饮酒则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相当贴切地表现在三合会内部的一种说法上，即把酒说成“家和兴”。大多数三合会会众的供词都具体提到了血和酒的使用，只有很少一些案例提到不用血和酒就起誓，而提到只传授会内知识但不需发誓的案例则更少。考虑到三合会团体普遍采用歃血为盟这一事实，上述这些偶尔的例外肯定是由个别师父的怪癖所致，甚至有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只在江西—闽北地区三合会最初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现了不采用血盟就传授三合会最起码知识的事例。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也不可能不经起誓即传授更详细的会内知识。
如同清代一般的起誓一样，三合会盟誓时只用（通常是白色的）童子鸡的血，从来不用其他动物的血。童子鸡很便宜就能买到，而且它也被普遍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象征。砍去子鸡的头，然后将鸡血滴入酒中。有时，每位参加者都要割破自己的一根手指（具体而言一般为左手手指），将血滴入酒中，然后饮他们自己的鲜血。另外一些情况下，童子鸡的血与誓盟者左手手指的血一起混在酒中。不管是子鸡血、人的手指血，还是两种血混用，它们都是滴入酒中饮下的。
前述供状中提到的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滴入酒中饮下盟誓的例子不多。但颇为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除两例以外，都提到了实质性的三合会知识的传授。最早的一份供词出现于1806 年，随后是1807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15 年、1819 年、1821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31年、1833 年和1835年的一些案子。此外，19 世纪40年代以后，会簿中描述的程序也包含有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掺入酒中的内容。仪式的扩展与会内知识传授的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这表明，人血与鸡血混合在一起，是为了强化盟约的力量及对参加者的后续效力。

In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Fei HUANG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Dongchuan, a remote frontier city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ich copper deposits transformed Dongchuan into one of the key outposts of the Qing dynasty, a nexus of encounters between various groups competing for power and space. The frontier landscape bears silent witness to the changes in its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in their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The literati, officials, itinerant merchants, commoner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who lived there shaped and reshaped the local landscape by their physical effort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This book demonstrates how multiple landscape experiences developed among various people in dependencies,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in the imperial frontier.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region of Liangshan in southwest China was plagued by violence. Indigenous Nuosu communities clashed with Han migrants,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states, and local warlords. Large numbers of Nuosu and Han 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in conflicts over property and captive-taking raids mounted by Nuosu clans and local state authorities alike.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history of Liangshan, A Frontier Made Lawless challenges the view that the persistent turmoil was the result of population pressures, opium production, and the growth of local paramilitary groups. Instead, Joseph Lawson argues that the conflict resulted from the lack of a common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disputes over land tenure. This was in turn compounded by the repeated destabilization of the region, which w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violence elsewhere in China.
Drawing on a range of sources including court records, locals’ memoirs, regional government records and surveys, and Nuosu epic poetry, Lawson adds new insight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o the study of conflict in Liangshan.
This book will interest specialists and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 geograph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especially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peripheries of the Chinese world.

《清初政治史探微》（以下简称《探微》）包括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是我的博士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后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初探》的任务是解决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为此，首先要对八旗制有我自己的界定。在我看来，八旗是满族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八旗既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满族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格局，故而我将满族国家称之为八旗制国家。建立在八旗制之上的国家主要机构与八旗制本身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初探》一以贯之的线索。从时间跨度而言，《初探》大致涵盖了太祖、太宗两朝，即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后编三篇文章，是《初探》的续篇，分别论述多尔衮摄政时期、清世祖福临亲政十年以及康熙初年四辅臣阶段。三篇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入关后满族八旗制对清初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是旧题，我并非刻意求新，只是从自己对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出发，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

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当时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为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价值，从书家传记、书法论评和碑帖鉴赏三个方面来讨论所辑录整理的资料；下编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汇编，通过查阅千余种清代笔记与日记，从中检得有一百八十种，各种前都冠以提要一篇，介绍著者生平，书之版本。

《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运用了上至十二、十三世纪反映南宋史实的文献资料，下至20世纪90年代社会调查所获资料等广泛的材料，对元朝后期至19世纪清末为止的中国江南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现象首次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内容简介：近代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藩篱大撤，中曰文化交流呈现出别样的景象。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筚路蓝缕，孜孜开拓，如今，近代中曰文化交流史这片不毛之地，早已旧貌换新颜，呈现出一片生机。然而，人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中曰甲午战争之后，对明治前期一一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这段历史，多把焦点放在中曰签订修好条约、长崎斗殴事件、曰军侵台、朝鲜甲申事变等政治、外交问题上，由此造成了这二十七年的中曰文化关系犹如雾中之花，看不清，摸不透。其实，在甲午战争中曰关系发生质变之前，该过渡时期的中曰文化关系，有必要加强研究。只有这样，纔能搞清历史的全貌。本文认为，1894年前的中曰文化交流的舞台主要在日本，两国开展了以下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古籍题跋的盛行是在清代，这从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是清人所为的表象中即可得出结论。而究其根本，是因为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真正成为专门、成为显学是在清代，而这又与清代汉学的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汉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于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做学问的必要前提。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洪北江谓藏书家类分五等，则撰写题跋者亦是如此。故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与书籍相关的友朋交往，经济生活，在题跋中亦每有论述。可见古籍题跋内容之丰富多彩，其有助于后人治学实非浅尠。清代以降，辑刻题跋成为风气，然偏于私家者多，涉及公藏者少，在今天看来，其信息资源远不敷大规模研究整理古籍之需求。
上海图书馆藏有古籍善本178000册，其中经题跋者多达1700余种，以未经发表者为多；即使已见于刻印者，也常有因刊刻时出现讹夺或业经作者增删而与原书所题存有差异，此次将各书提拔按原书尺寸四色影印出版，这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件神采，不失其真。上海图书馆是国内第二大馆，编集出版该馆善本题跋将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原始文献，为鉴定古籍版本与名家手迹、印鉴提供依据；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古籍普查、收藏与保护工作贡献一重要工具。以如此形式、大规模地编纂出版一馆题跋在大陆图书馆尚属首创，意义重大。

本书收录了安徽省徽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租佃文约、田土契约、合同文书、卖身契、典当文约、税契凭证、赋税票据等的契约文书。宋元明编（1—20册），清民国编（1—20册），共40册

《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太湖以东的区域结构变迁》以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区域历史为例，尝试对“地域开发政区增设”模型作出更丰富的阐释。有关地域历史中行政区划变动的问题，曾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上世纪中叶，谭其骧在继承中国沿革地理学传统的基础上，拓展了政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视野他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中指出，县一级政区的增设可以成为研究地域开发史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一个地方创建县治，表明该地开发己臻成熟，如果考察较大地域范围内新县析置的序列，就有可能揭示该地域开发的空间趋势。这种富有启示的分析逻辑或可概括为“地域开发—政区增设”。

西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
更深刻地影響百餘年來的書籍文化。
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中國人主要以木刻印書已久。這項千年以來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在同一個世紀末被普遍地取而代之，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圖書文化的連串變動。
本書內容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作，也在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意義與貢獻。
本書作者根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幾十萬字左右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英、美傳教檔案之爬梳，發掘許多為人所不知曉的印刷所的歷史、印工故事，探討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對相關近人研究，多所採納更正。在大量傳教檔案資料中重構史事，發為文字，殊為不易，然全書卻見敘述嚴謹、井然有序。透由本書可以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過程和全景，勾勒出西方印刷術來華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
印刷方式的改變不僅使中國圖書捨棄了本來「中式的外衣」，改穿起「西裝」，還進一步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各個環節都連帶轉變，深刻地影響了百餘年來的圖書文化。

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畿五百里”范围内实行圈地，将全站的土地变为由国家所有的旗地与庄园，为管理这些归入八旗的土地和人口，清廷设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传统中原农村地区的制度和机构，且持续至清末。这套八旗管理庄园的特有机构治下的庄园人口，日久遂成为介于八旗旗人和民人之间第一个边缘人群，有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族群认同，而这些正是学术界多年来未曾关注的空白，也产生了诸多误区。本书以梳理清代庄园制度为主线，通过探讨庄园的建立、形成、庄园人丁的来源、从属机构、管理体制、缴纳赋税、身份地位等问题，对畿辅地区旗人群体的多样性和旗人社会内部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采用官方史料、民间文献与口述访谈等多重史料，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把清代曾活跃于京畿，后因政治变动而被遗忘、湮没的旗人庄园群体展示出来，希望能从前人较少触及的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京畿地区的人文、社会和历史演变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部有关清初政治史研究的论文集，由四篇长文组成，分别关注皇太极入关、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改革和玄烨结束四大臣辅政等满族入主中原的重要历史片段。
四篇文章均是从个案入手讨论清初政局演变。历史上的疑案或具体的事件其价值如何，在史学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不可一概而论。同样一件疑案，研究者的需要和目的不同，其价值亦迥异。价值判断的前提是确认事实，后者必须建立在史料的鉴别和分析之上，即属于实证。清代历史上的许多疑案，原因不外是与统治者利害攸关，其原始过程和直接证据被当时的记录者或后来的编纂者有意湮灭。若能还其本来面目，不仅可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往往也是破解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关键。

《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是一本美国人所写的专论中国色情文学的汉学著作，这是一本对迄今在中国仍是禁区的色情文学进行初步探索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探讨中国文学作品中性现象和性文化的书籍，弥补了近十多年来从事性别与性现象研究仅仅局限于欧美文化的现状。

《浮山文集》是明代思想家方以智的文集，是“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之“方以智集”的一种。
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
《浮山文集》是方以智一生文章的总集。全书包括《前编》十卷，《后编》两卷，《别集》两卷，共计十四卷。其中，《前编》收录其出家前的作品，《后编》收录其出家后的文章。《别集》以书画题跋为主，也包含少量的铭文。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守仁）是儒学传统中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他生活在十五六世纪的明代中国，其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仍然有着清澈的回响。
但是，阳明的青年时代动荡不安，两次会试落第；在道教的生长术和禅宗的出世实践中找寻生活的意义， 半途而废；申斥宦官刘瑾而被廷杖，当众受辱；流放贵州，在偏僻地区过着孤独而艰险的生活。
与多数有关王阳明的作品着力讨论起哲学思想的内涵不同，本书重在考察阳明思想形成的岁月，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和学术的游历。书中展现出阳明人生有着普遍的启示意义，他通过真诚的努力，想实现一种人格理想，以超越社会和历史的限制。阳明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世界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体现出一种热切的人类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