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
本书是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究的集成之作。作者在全面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结构要素、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中国文学的时间、空间、中国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等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总结了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关系，考察了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与多元文学生态。本书的“多民族文学”不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多民族文学”，而是指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客观形态。因此，本书的立意不仅在于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更在于立足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点，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多民族、多历史、多传统、多形态、多语种的特征以及冲融交汇、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而促进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型和世界意义上的文学话语革新鼎固。因此，世界视野、国家意识与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是本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距离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本书汇集了1939年围绕着一议题的重要论文以及对这一争论的回顾文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这场大讨论的原貌并思考应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