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兴起》所涉及的虽说是哲学体系和科学思想，但在写作时并没有假定读者对于它的主题已具有专业知识。这里所谈到的哲学概念和这说一一都伴随着它们所受的批判而作了说明。《科学哲学的兴起》虽然论及现代数这和物理学的逻辑分析，但并没有预先假定读者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只要读者有足够的普能常识，期望学到一些多于普通常识的东西，他就具有充分准备，能够随着《科学哲学的兴起》的论述前进了。

《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内容简介：托马斯·卡莱尔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一位巨擘。在我国理论著作中，他是被批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在那百家齐暗，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人们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不多。人们对他的生平与思想知之甚微，对其错误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深刻。为此，下面对卡莱尔的生平事迹，略作介绍与说明。

译者引言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是费尔巴哈早期的一部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写于1836年，出版于1837年。1830年，费尔巴哈因写《关于死与不死的问题》一文，反对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死的教义，被爱尔兰根大学当局辞退。费尔巴哈希望通过撰写哲学史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才能而重返大学讲坛，因此于1833年出版了《近代哲学史》(从培根到斯宾诺莎)，1837年出版了此书，1838年出版了《比埃尔·培尔》一书。这三部哲学史著作虽然使他在学术界博得很高声誉，但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他始终未能重返大学讲坛。
费尔巴哈在著述此书时仍未摆脱唯心主义观点。1847年费尔巴哈在编纂自己的全集时，把这部著作收入《全集》第五卷，并从唯物主义观点补写了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以及许多注释。从这里也可看出费尔巴哈思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1904年，为纪念费尔巴哈诞生一百周年，费尔巴哈的友人博林和信徒约德尔编辑了《费尔巴哈全集》第二版，把这部著作收入第四卷。列宁在1914—15年间根据这个版本阅读了这部著作，并作了详细摘录，写下许多精辟的评语。列宁的《摘要》对于理解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极其重要，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译著试图以列宁的评论为指针，对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作一简略介绍。
……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虽然是费尔巴哈的早期著作，但它是在广泛深入地研究莱布尼茨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包含有丰富的资料，提出许多重要的论点。列宁给与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他在摘录此书时指出：“在对莱布尼茨的精彩叙述中应当摘下某些特别出色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部分【第1—13节】全都是出色的)……”。因此，此书的翻译出版，无论对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或者对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本书根据《费尔巴哈全集》1904年第二版第四卷译出，译文旁边注有原著页码，以便核对。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恐有不少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1978年10月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战书信集》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莱布尼茨是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而克拉克则是牛顿的朋友和拥护者。这一论战实际上是莱布尼茨和牛顿派之间有关世界的一些根本观点，特别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本性的观点的争论。莱布尼茨虽然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他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的批判，不论对哲学家或物理学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本书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者，特别对有志于探索时空观念的发展史的人是必读的历史文献，对一般学习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学生也是重要的读物。

《拱廊研究计划》是本雅明对巴黎19世纪城市景观的研究计划。在19世纪与20世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本雅明接受列宁所说“最后阶段”，相信资本主义的末世不远，萌生了通过研究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盛世”的计划，即《巴黎拱廊计划》。在这项研究完成之前本雅明自杀身亡，遗留下来的只有两篇提纲（1935年提纲与1939年提纲）和两篇关于泼德莱尔的论文。这些所有遗留的文字即是本书《巴黎，19世纪的首都》。虽然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是没有人会怀疑其重要性。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本书对自然主义及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此外，由于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他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因而这篇文字对后人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作用。

《革命节日》是奥祖夫的代表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19世纪30年代，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名称，自那以后，社会学经历了最初的创立阶段、制度化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进入当代发展阶段。虽然其内容、流派已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但其中最基本的主要著作自始至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E.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就属此列。 本书最早出版于1895年。由于本书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著名社会学家许德珩先生的译本。我馆考虑到当前社会需要和中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决定重译这本书。中译本依据的是法国巴黎费利克斯·阿尔冈出版社1919年的版本。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包括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发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人的使命》发表于1799年夏秋之交，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基本阐述他过去的哲学思想，而在第三部分，费希特则把信仰当作把握实在的官能，由此可看出他从哲学到宗教的过渡。

《利息理论》一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1867—1947）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共有四篇，第一篇简要概述了资本和收入的性质问题，第二篇主要用文字来表述利息理论，第三篇中借助数学手段来解释利息理论，第四篇综合论述了利息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利息率与发现和发明的关系、利息与货币和物价的关系等等问题。在书中，费雪围绕“人性不耐”与“投资机会”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他认为，人性不耐与投资机会是决定利息的两个基本因素，它们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它们的作用下，利率最终趋向于平衡的一点。该书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易懂，是研究利息和货币问题的必读书目。

本书与作者的《墨西哥征服史》为姐妹篇。

《东方的文明》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奈・格鲁塞的代表作之一。分别为“近东与中东的文明”“印度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日本的文明”的四卷本从1929年起陆续问世。由于其线索明晰、资料翔实、插图丰富、观点明确、文字简洁，在东西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出版，成为世界东方学的必读书之一。

英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那时，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制造业正在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过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可是，历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

《草原帝国》一书，其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范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
本书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是开路人。

《司法过程的性质》最初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所作的一个演讲，为的是纪念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已经去世的毕业生——阿瑟·P.麦金斯特里。这部讲演不仅是卡多佐的第一部用心之作，而且是卡多佐对自己多年担任法官的经验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美国自霍姆斯以来形成的实用主义司法哲学的一个系统的理论化阐述。尽管该书是一个讲演，篇幅不长，语言简洁，但是其视野开阔，含义深邃。
《司法过程的性质》根据192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社的英文本翻译；原书没有索引，参照Margaret E.Hall 1947年编辑的由Fallon法律著作出版公司出版的《卡多佐文选》的索引，希望对部分读者能有所便利。

《新科学(套装共2册)》其实是一幅伟大的幻景；前后文互相参照的线索所连接的其实是这幅幻景的各个组成部分，至于这部著作本身的各个部分，它们仅仅是作为次要成分被这条线索非常不完整地勉强连缀在一起；这幅幻景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和历史事实有松散的联系，其余的部分却都脱离了历史事实而飘浮在半空中，如果不说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话；然而，纵使如此，就这幅幻景的整体格局而言，它却是符合于历史真实图景的。

本书是中世纪波斯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是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元史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以及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

公元前424-423年的冬季，当伯拉西达袭击安菲玻里城的时候，他正指挥七条雅典战舰驻扎在塔索斯。驻守安菲玻里城的雅典将军攸克利求援于他，他驶往援救；他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军队，救了爱昂，但是他终于没有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安菲玻里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后来并没有受到处罚，而修昔底德却因此遭到放逐。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此事没有作任何辩护。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是由克里昂的建议，以叛逆的罪名而被放逐的。当时是克里昂最有势力的时候，而且克里昂对安菲玻里的陷落十分愤恨，他提议放逐修昔底德是很有可能的。
从他被放逐到他回国这一段时期内他的生活，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唯一可靠的事实是公元前404年以后不久，他回到雅典了；这一点不但他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并且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回国后修订的痕迹，例如他记载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及庇里犹斯的城墙的被拆毁，这只有他回到雅典后才可以做得到的。此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由著作中推测得来的。他自己说到，在这段时期中，他有更多的闲暇来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他更有机会得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消息。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自从他被放逐以后，他和雅典断绝了联系，他编写历史的材料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撒。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收入赫尔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所写的四篇辉煌的哲学论文。赫尔岑在这几篇论文中，尖锐地嘲笑了当时莫斯科知识分子在科学上只满足于一知半解，而不肯刻苦钻研的华而不实的作风，极其精辟地论述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丰义这两种思潮在两欧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并且严厉地批判了当时俄国哲学界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恶习。他热烈地鼓吹哲学要同革命斗争联系起来，要为改造社会而服务。《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这几篇论文对于促进俄罗斯思想中唯物主义传统的巩固和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因而博得了别林斯基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