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自由意志》内容简介：亨利·路易·柏格森于1859年10月18日生于巴黎。1878年他进师范学校，1881年得哲学学士学位，1889年得文学博士学位。他在法国各省立中学和巴黎各公立中学主持各种讲座之后，于1897年担任高等师范学院的主任讲师；自1900年起一直在法兰西大学当教授。1901年他当选为伦理政治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因而荣任法国科学院的院士。

本书阐述了近代心理学在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在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叙述了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和它在德、奥、英、美等各国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情况。代表大会召开为止的时期。

《纯粹现象学通论》，本书简介: 《纯粹现象学通论》(作者胡塞尔)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书中分为事实和本质；自然主义的错误解释；自然主义的错误解释；自然态度的设定及其排除；现象学还原；纯粹意识的一般结构；关于理性理论问题系列的一般性层级等数章内容。

维塞尔继承和发展了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他和门格尔一样，以人对满足其需要的财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来说明价值。他最先提出“边际效用”一词，说明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照维塞尔的解释，某一财物要具有价值,它必须既有效用,又有稀少性，效用和稀少性相结合是边际效用，从而是价值形成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他所谓的“边际效用”就是人们在消费某一财物时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一系列效用中最后一个单位的消费品的效用，即最小效用。该财物每一单位的价值都由边际效用来决定，其总价值等于边际效用与单位数的乘积。维塞尔把这种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价值叫做“自然价值”。维塞尔还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解释分配，并提出所谓“归属论”。他认为生产财物即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他们所生产的消费财物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这价值应按各个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或“贡献”大小，以一定份额“归属”于各有关生产要素，从而构成各生产要素的收益，工资、利息、地租就是劳动、资本、土地各生产要素的收益，这些收益归根结底都是主观评价的结果。
维塞尔用主观心理来解释价值、利息、地租等，完全抹煞了这些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掩盖了它们的真正来源和本质，其目的就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这两篇论文是互相独立的，是由于外界因素而形成的，然而它们又相互补充成为一个关于伦理学基本真理的体系。但愿人们能在这一体系中看到已停滞了半个世纪的这一学科的进步。当然，两篇论文中的任何一篇都不能以另一篇为前提，同样也不能以我以前的著作为前提；这是因为每一篇论文都是为不同的科学院而作，从而严格的匿名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条件。
在这种研究中，首先要阐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但是作者忽略了题目主要要求的东西，而且认为，题目是要求提出某种伦理学原则，因此，他把论文中讨论他提出的伦理学原则和他的形而上学的关系的那一部分只是放在附录之中，只是作为超出要求的部分”。难道在征文启事的引言由以出发的主要观点中也并没有提到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吗？因为这一引言一开始就作了经验的说明，并以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的评价及类似的东西为基础的，然后它才问到，这一切最终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的。这一引言最后把存在于意识当中的天赋的德行的理念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的例子提了出来，因此也就是说在它提出的例子中，它是企图把一种纯心理学的事实，而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原则看作为答案的，这是很成问题的。但是，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要求用某种事实，无论是意识的或外界的事实，对道德加以证明，但是并不希望从某种形而上学的梦想中来导引出这种事实来；因此丹麦科学院有充分理由来拒绝用这样一种方式解答问题的论文。人们应该想到这一点。

作者在本书的论证中除人类学外，还涉及到了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事物的命名与分类方式，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名称与一般名称关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历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论述的方式也别具一格，其中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往往交相并用。此外，尽管我们会在本书文句中不时遇到借自控制论、信息论、逻辑代数、结构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术语，但它绝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学风格的人类学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

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 I401—1464）生于摩塞尔的库萨地方，所以被称为库萨的尼古拉。他出生于富有的船主家庭，由于他的父亲很严厉，因此从小离开家庭，由一位伯爵把他抚养成人。尼古拉幼年时，这位伯爵就把他送入共同生活兄弟会学习。共同生活兄弟会是当时一个修道团体，由格罗特（1340—1384）与拉德文（1350—1400）创办，着重于增进宗教生活热情，但并不立刻从事宗教工作。尼古拉1416 年进海德堡大，1417
年转入巴杜亚大学，1423 年在巴杜亚大学得到教会法学博士学位。他曾从事法律工作，因办理诉讼失败，转而从事神学的研究与讲授。以后以红衣主教朱丽安的秘书而参加了1431 年举行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从此以后，他一直为教廷服务，处理各地的宗教问题，从事已处于分裂状态的天主教廷的统一（当时天主教会存在罗马教廷与法国的天主教廷的分裂），并企图把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统一为一个天主教会。尼古拉在进行这些工作中于1450 年受命任布里岑主教，在任时曾从事教会的改革。1464 年，他在为教廷奔走中死于波希米亚的托底地方。
尼古拉曾研究过法学、神学、哲学、数学。他的著作很多，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天主教的协调》这本《论有学识的无知》。前者是他在1431 年参加巴塞尔宗教会议时所著，其目的在于强调一切事物有矛盾，但是可以协调，借以阐明宗教内部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论有学识的无知》是从认识论来
说明这个问题，认为上帝是绝对的极大，宇宙是相对的极大，是绝对极大购上帝的“缩影”，宇宙中的事物与宇宙整体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即极大与极小是统一的，一与多是统一的。本书以三卷论述这个问题，第一卷论上帝是绝对的极大，第二卷论宇宙是相对的极大，第三卷论基督教的一些神学问题。第一、二卷有一些泛神论思想，也有一些异端思想，但第三卷的神学观点与正统神学是一致的。
尼拉古的哲学来源于新柏拉图学派，有的研究者认为他的观点是新柏拉图学派、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联接点。他
从艾克哈特的哲学中继承了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从伪狄阿尼修的著作中继承了否定神学的思想。但把这些思想融会成为一个泛神论体系则是他的贡献。
尼古拉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他在对人类认识世界的哲学考察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第一个贡献是，强调认识是从相对认识到绝对认识
的一个过程。他把认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这只能从感觉与想象产生混乱的印象；第二阶段是理智认识，是对事物的区别性认，是有确定性的指称，是对事物的推理知识；第三个阶段是思辨的理性，这个阶段发现认识中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第四个阶段是直觉的认识，在直觉之中，理智所看成有区别的就归于统一了。这种认识论观点是以后康德认识三阶段说的来源。尼古拉的第二个贡献是论证了对立面的统一。他用数学对这种观点作了证明，认为无限的线与无限的三角形、无限的圆、无限的球体都是统一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以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前驱。尼古拉的第三个贡献是对一些自然科学先进思想作了哲学的预见，例如他认为宇宙是单一的，不为任何其他宇宙所限制，因而空间是无限的。他认为宇宙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在上的星球”，“在下的星球”，没有“高贵的星球”，“卑贱的星球”等等。这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哲学思考，有利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进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
本书根据美国1954 年出版的茨尔曼·赫隆英译本转译，原著是拉丁文。
本书拉丁文原本有三种版本，国内一时未能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中世纪哲学卷的编辑小组决定翻译这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齐良骥、周辅成、王太庆、朱德生、李真诸同志曾经给我们以鼓励，并审读过译稿。郑建业同志校改了译稿，最后商务印书馆编辑同志又对译稿进一步加工。本书致朱丽安的信、卷一、卷二由尹大贻译，卷三由朱新民译

《俄国史教程》为五卷本，此为一卷，共二十讲。讲授从古代至封邑时期的俄国历史。书中认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历史力量是人的个性、人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的自然条件三因素；并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迁移、殖民的历史，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根据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把俄国史分为四个时期。本卷讲述的是：一时期——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八——十三世纪）；二时期——伏尔加河上游的、封邑王公的、自由农业的时期。

本书是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回忆录，原文由拉丁文写成，写作时间推定为1132年或更晚，是中世纪最早的一批自传作品之一。为补充写作背景，并充实篇幅，成书时另选取了作者与爱人爱洛伊丝的往来书信，及英文版编者贝蒂•雷迪斯写作的《导言》，与正文。

撒路斯提乌斯曾著有一部《罗马史》，记述了公元前78年至公元前67年罗马的重大事件。可惜这部著作自佚失之后再也没有被发现，只能在他的另外2部著作中找到一点线索和片断。他流传下来的2部著作是：
《喀提林阴谋》(Conspiracy of Catiline，亦译作"喀提林叛乱记")，记述了罗马贵族喀提林利用当时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兴兵叛乱、最后战死的经过。
《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记述了公元前2世纪末年罗马用兵努米底亚王国、其国王朱古达率军抵抗、最后战败的经过。

1796年，法国著名数学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他的《宇宙体系论》一书中，独立地提出了另一种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拉普拉斯和康德的学说在基本论点上是一致的，所以后人称两者的学说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学说在天文学中一直占有统治的地位。本书的内容大致包括：宇宙体系；天体的视运动；天体的真运动；运动定律；万有引力理论；天文学史纲要等。

《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是迪昂科学哲学的代表作。该书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是科学哲学的经典篇，是科学思想的里程碑。它的论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新鲜的和激动人心的，当今科学哲学讨论的诸多问题和提出的许多新颖命题，都能在其中找到思想源泉和智力酵素。难怪德布罗意这样认为：“迪昂论述物理学理论的著作值得大加赞誉，因为这是一部建立在作者的重大个人经验和一个无比强大的心智的敏锐判断基础上的著作，它包含着往往是非常正确和深邃的观点，甚至在我们不能没有限制地采纳它们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依然是有趣的，并为思想提供了足够的素材。”难怪内格尔如此评论:“迪昂的书是关于现代科学的哲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尽管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还与目前的问题和当前思想的活跃源泉密切相关。”在内格尔如是估价之后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恕我孤陋寡闻，似乎在同一论题的著作中，还没有一本能在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新颖方面超越迪昂。

汉斯•凯尔森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理学家，以提出“纯粹法律理论”而闻名于世。
本书初版于1945年，凯尔森借此将其纯粹法律理论适用于“二战”后美国的环境。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法，第二部分讨论国家。这两个相关的主题结合起来就是截止到当时凯尔森法理学最系统与全面的阐述。

本书是耶里内克在英美学术界最著名的一部著作。他在文中阐释的观点据说启发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这篇短小精干的文章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至今仍有影响。
这篇文章探讨了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来源。其令人称道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局限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内部，而是把权利宣言这一问题放置到了更加宽广宏大的欧洲政治历史和思想史中进行考察。这一超越单纯文本争议的视角展现了权利宣言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让人看到了一个更生动和全面的现代宪法基本权利诞生的历史图景。

第一章 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
第二章 论父权和王权
第三章 论亚当由于为神所创造而享有主权
第四章 论亚当由于神的赐予而享有主权（《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第五章 论亚当由于夏娃对他的从属而享有主权
第六章 论亚当由于父亲的身份而享有主权
第七章 论父权与财产权作为统治权的共同根源
第八章 论亚当的最高君主统治权的转移
第九章 论从亚当承袭下来的君主制
第十章 论亚当的君权的继承者
第十一章 谁是这个继承人？

古代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剥削奴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罗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辉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们反抗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罗马统治阶级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发了斯巴达卡斯所领导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罗马全国，使罗马奴隶社会的经济发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摇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统治，罗马不得不过渡到军事独载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们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统治机构，却未能撤底挽救社会经济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继续不断地发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锐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莱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终至颠复了它。
罗马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纳留·（或盖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们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献。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业和出生地点已经无法确知了。他大约出生在一个高贵的旧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颇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间；他的一生经历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维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纳尔瓦和图拉真诺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辩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间，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结了这门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厕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间，离开罗马，大约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间，他曾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虽然我们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认识。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的缘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贵族共和政体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贵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无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颂赞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则深恶痛绝，他对大多数的皇帝，连奥古斯都在内，都没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势、谄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并没有见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经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许多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圣的、英雄的皇帝们，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无情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郁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现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现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罗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贪污暴虐、军事的失利、军队纪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说术的低落、统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堕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我们不敢说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圣没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饰罗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们。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溃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们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宝贵的事实材料。
塔西佗在罗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他在古罗马的文坛上更是一员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惜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罗马史”（Historiae）
5.“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写成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传”大约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问世的。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颠的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塔西佗这部传记中有绝大部份篇幅是用来叙述不列颠的情形的。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不列颠的一部文献，虽然其中的记载并不很完备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价值的。
“阿古利可拉传”全书共分四十六节，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最前面三节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这里发抒了他对当时罗马政治和社会风气的一些愤激之辞。第四至第九节是叙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颠总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两度在不列颠军队中服役的经历。第十至第十七节是对不列颠的地理状况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对罗马人经营不列颠的简史所作的报导。第十八至第三十八节是用来纪载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和军功的，这一部份占全书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书的重点。第三十九节到最后是叙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罗马以后怎样用容忍、谦退的态度来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对他所作的诛辞。
关于塔西佗写“阿古利可拉传”的动机，存在着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塔西佗这部传记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时候所作的演说辞。按照古代罗马的风俗，在举行葬礼时经常是有人发表演说的。但根据“阿古利可拉传”写成的时间看来，距离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间太久，所以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说法认为塔西佗写这本书是替他的岳父作辩护的。因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许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残害，而阿古利可拉终于默然寿终正寝，当时人可能对他不无微辞，认为他是一个较圆滑、软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写这本传记来袒护他，在传记中再三强调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间的不和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塔西佗写这部传记是在写大部头的史书以前的“试笔”。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是可以共存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与其去费力追究塔西佗写作的动机，倒不如多花些时间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传”虽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种史科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对于地理和军事常识颇为贫乏。他关于不列颠的地理位置描写得不很正确，关于气候和物产的纪载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证的地名大多无从查考。他所记叙的战役也有一些失实。但是，这部传记很好地反映了罗马人对于不列颠人的残暴统治和罗马官场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们对奴隶制帝国的精神得到较深刻的体会。这种价值是并不在史料价值之下的。
从文学上来看，“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因为作者没有把全书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为人们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它的价值，而不是从固定的体裁观念来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这部传记里突出地描写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他对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风的刻画也很生动。作者的目的是在于颂扬阿古利可拉，他的这一个目的也得到了绝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节、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以及第四十六节是写得最精彩动人的。我们尤其喜欢第三十至第三十二节中不列颠酋长卡尔加可士的誓师辞，这段演说也许是塔西佗社撰出来的，但它却真正说出了不列颠人心里的话，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读到这里不能不深深感动。
“日耳曼尼亚志”大约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写成的，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个姊妹篇。这篇作品详细地报导了罗马时代日耳曼尼亚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亚的各个部落的情况。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纪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献，因为朱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只是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况而已。
“日耳曼尼亚诺”也分为四十六节。我们大约可以把它分为两部分：自第一节至第二十七节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节至最后是分别记叙各个不同的部落的情况。
“日耳曼尼亚诺”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认为是如此。这部作品中的叙述比较平易，没有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这可能是受到题材的限制。但是，读起来还是感到很优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这一著作的史学价值却是很高的。虽然塔西佗对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状况、阶于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体上是报导得很正确的。我们在研究日耳曼人的历史、研究德国古代史的时候，决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关于日耳曼人各个部落的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整个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极可珍贵的。外国的史学家们在研究、整理、考订、注释这部作品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绩。尽管后代的学者们发现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纠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错误，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终是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证了“日耳曼尼亚诺”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纪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M.I.芬利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本书是他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所做的讲座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主要讨论了古代世界的国家、阶级与权力的关系，对政治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处理。

《哲学史教程》(下)(精装)的开头篇章在两年前就发表了。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延误和干扰之后，此书终于完成，与读者见面了。正如甚至连这种阐述的外部形式也表明的那样，着重点就放在从哲学的观点看最有份量的东西的发展上，即放在问题和概念的历史上。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发展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我们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产生于各种思想路线，而这些思想路线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便是我研究的特定的对象。我确信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如果说，在此书的阐述中，看起来古代部分占去了全书相当大的篇幅，这是基于这种信念：如对人类理智的现实作历史性的了解，那么，用希腊精神从自然界和人生的具体现实中所获得的种种概念来陶冶锻炼，就要比自此以后所有人们思考过的东西更为重要——康德哲学除外。任务这样确定了，就必须割爱；关于这点，没有人比我更为难过了。对哲学的历史发展作纯粹主题的处理，就不容许对哲学家的品格作同他们的真实价值相称的深刻描述。这只有当在概念的结合和转化过程中他们的品格可以作为原因因素而起积极作用时才可能触及。为了有利于更好地深入洞察心灵发展过程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在此不得不牺牲推动哲学发展的伟大人物的个人风格中的艺术魅力，不得不牺牲赋予学术讲演以及赋予哲学史更广泛的阐述的特殊技巧的艺术魅力。

《历史的地理枢纽》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