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書および漢籍などの書物をあつかう人にとって必須の書誌学用語をできるだけ広義にとらえた初めての総合辞典．活版本以前の1200年におよぶ写本・版本の歴史を理解し，日本文化を体現する書物をめぐるもろもろの知識が得られるよう項目を選定．総項�椰・400，関連諸分野の執筆者340人余．

本書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巨著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三版（1999）翻譯而成，為首部繁體中文譯本。

　　有人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毛澤東的中國」，這種說法雖不脫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因為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艱難曲折的漫長道路，取得革命勝利，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中國的進退得失，榮辱悲喜，都與毛澤東息息相關。研究他的意識形態和執政方針，認識當時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實況，自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邁氏該部著作正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歷史一錘定音。

　　1999年再版時，邁氏新增「第六部：鄧小平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1976–1998」，深刻地分析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係，並透徹地展示出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言論和行動之間的反差。

　　毛澤東掌政中國的時期，在當代史上是翻天覆地、引人入勝的一章，邁氏對此鞭闢入?堙A引人省思。近年中國在經濟及政治上頭角崢嶸，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邁氏就此亦有發人深省的論析。

作者簡介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學教授，及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教授，重要著作包括《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馬克思主義、毛主義與烏托邦》及多部有關當代中國歷史的專論，廣獲翻譯成中文、韓文、日文、法文、德文、葡文和西班牙文。

譯者簡介

　　杜蒲，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專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及科研辦公室主任，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著有《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國力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大圖典》等書。

这是一部英国汉学权威学者努力沟通中西文化的用心之作。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由此开启整整一百年的条约口岸历史。作者通过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描述了侨民色彩斑斓的生活，见证了这一百年里诸多历史事件。作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娴熟中文，能熟练驾驭中美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填补了中国学者因语言材料所限，难以一窥海外侨民在中国多重景象的空白。另外，本书虽出于学者之手，却能似叙述的笔调展现这一百年历史中的点点滴滴，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Where does Neo-Confucianism - a movement tha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way people understood the world and responded to it - fit into our story of China's history?This interpretive, at times polemical, inquiry into the Neo-Confucian engagement with the literati a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lite, local society, and the imperial state during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s also a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period in China's history. The book argues that as Neo-Confucians put their philosophy of learning into practice in local society, they justified a new social ideal in which society at the local level was led by the literati with stat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The later imperial order, in which the state accepted local elite leadership as necessary to its own existence, survived even after Neo-Confucianism lost its hold on the center of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t continued as the foundation of local education. It is the contention of this book that Neo-Confucianism made that order possible.

(7)唐賈公彦 ｢儀礼疏｣ の倉石武四郎博士の攷正｡ 自筆稿本影印｡ ｢儀禮疏｣ とは､ 唐の賈公彦によって修正された経典 ｢儀禮｣ に対する｢義疏｣ である｡ ｢義疏｣は､漢魏の間に成立した ｢経注｣ にむけて施された六朝・隋唐の経師たちの諸注釈・音義類をさす｡

本书纵观了从汉代到本世纪上半叶民间宗教教派的历史以及与佛教各宗、道教、儒教、秘密结社、农民战争的关系、印度教的历史等。全书共20余万字。该书系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的学术代表作,197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全书共分9章。

This pathbreaking book offers the first in-depth study of Chinese labor activism during the momentous upheava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guing that labor was working at cross purposes, the authors explore three distinctive and different forms of working-class protest: rebellion, conservatism, and economism. Drawing upon a wealth of heretofore inaccessible archival sources, the authors probe the divergent political, psycho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strains within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convincingly illustrating the complexity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从下述三个层面揭示了近代上海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第一层面“地缘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与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认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二层面“党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 0世纪20－4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状况，作者指出了外来的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们到来之前即已存在于工人中的传统观念——有时甚至与其思想信仰相抵触（例如有些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帮会）。第三层面“产业政治”，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的反应。《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为人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工人丰富多彩的画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工人访谈录、工厂与政府档案、警方报告、干部回忆录以及其他迄今尚未公开的数据。作者驾驭资料之娴熟、高明，令人称道。

本書《增訂版》新加的內容作為“新增章”置於原來的第一章之前，是考慮到新增加的內容聚焦於最近兩、三年來全球矚目的中國大問題之上。它是針對本書第一版發行以後，中國內地和海外讀者提出的主要疑問所作的綜合回答，我的回答集中在兩個大要點上。第一，從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如何修正更新中國模式？修正更新的起步最好從哪裏開始？在現有的中國大政治環境下，其法統依據 (legitimacy) 是什麼？為什麼這樣的起步不但是合乎中共法統的，而且是合理的和具有動力學持續效應的？第二個要點是，中國最高層領導班子2012 年11 月換屆以來，他們推出的全球注目的兩大舉措——深化改革的《六十條決定》和反腐敗的強力進展，[1] 為清理中國模式在過去許多年裏有意無意促成或惡化了的社會管治方式中灰黑色的機制，提供了怎樣的寶貴機緣？我們有可能借助上述的兩大舉措，實實在在地推進中國國內的社會正義嗎？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编辑推荐】
★“中央研究院”院士、思想史大家王汎森代表作全新增订，葛兆光、罗志田特别推荐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断裂、跳跃、游移、烦闷，人真的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吗？
★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背负 生命危机感的个体，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徘徊挣扎
【内容介绍】
为什么现实中的“礼学大家”在日记和未刊著作中会有极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来，面对时代的困局和挑战，中国民间社会又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的西方主义要反西方，有的传统主义却是反传统的？历史记忆是怎样被压制下去的，又是怎样复活的？近代中国，为什么学术会逐渐沦为阐释现实的工具？何以知识精英会自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而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名家推荐】
关于“近代”、“思想”与“学术”，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脉络，既规定了历史叙述的边界，也限制着我们理解的视野。汎森兄读书多、用心细、思考深，最善于重新探究历史底层和发现隐没资料，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用他自己的话），也最善于巧妙地选择“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本书中，他不仅使原本有关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去脉络化”，也总能通过特殊的资料选择、别致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脉络化”，从而可能重建一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
本书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
——罗志田（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神田喜一朗写于1953年的有关敦煌学研究的著作，是20世纪前五十年敦煌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他对敦煌学五十年做了简明的介绍，并介绍了当时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课题。除此之外，神田喜一朗先生还从自身从事敦煌学和汉学研究的体验出发，追忆了日本汉学界的诸多事件，包括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汉学著作的大致情况，以及当时的文人状况和风俗，读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对我们了解敦煌学和日本汉学界的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秦汉法制史研究》是日本学者大庭脩的学术著作，分序论、关于律的研究、关于令的研究、官僚制度研究、关于文书的研究五大部分，详细考证了秦汉时期的立法、施行、法规等情况，是一部严谨的法制史著作，1991年曾出版过一部中译本，已绝版多年。本次由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教授等重新精心翻译修订，并增收了一些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Focusing on the Ming (1368-1644) and (especially) the Qing (1364-1912) eras, this book analyzes crucial mo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regional,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The contributo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s on China's "periphe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shifts in law, trad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dialogue. They find that local communities were critical participants in the shaping of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 and behavior of the state. At certain times the state was institutionally definitive, but it could also be symbolic and contingent. They demonstrate how the imperial discourse is many-faceted, rather than a monolithic agen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蹇蹇录》系日本前外相陆奥宗光所撰外交回忆录。陆奥宗光是日本明治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主导的日本19世纪末期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方式，被后人称为“陆奥式外交”。本书主体内容涉及甲午战争前后，即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到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这一时段内的日本外交活动。陆奥宗光本人作为当时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参与几乎所有的重大外交决策。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围绕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致入微地记述了日本与英、法、美、德、俄等国，以及与清国和朝鲜的外交往复，包括彼时外交文书的具体内容，驻外大使的密电和政府高层会议上的言语交锋等等机密内容，以及如何在中日（马关）谈判中运用各种手段，逼迫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日本攫取巨大利益的细节。书中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虚饰自矜的色彩，但总体而言，仍是研究那段历史绕不开的珍贵史料。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