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优势(上)》基于1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根据企业凭以竞争的生产率，迈克尔•波特第一次对此给出了全面的理论解释，也就是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上)》一书中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一种理解国家或地区全球竞争地位的全新方法，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商业思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波特的“集群”观点或相互联系的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和特定地区的组织机构组成的群体，已经成为企业和政府思考经济、评估地区的竞争优势和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种新方式。
全球印刷机产业、高级轿车、化工产业为什么集中在德国？
世界重要的药厂、巧克力食品与贸易业的基地，为什么在瑞士、瑞典等小国？
在个人电脑、软件、信用卡、电影等领域独占鳌头的企业，为什么大多在美国？
在瓷砖、雪靴、包装机械以及工厂自动化设备产业中，为什么是意大利的企业最强势？
主导了家用电器、照相机、传真机以及工业机器人等的产业，为什么在日本？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呢？ 从《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你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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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竞争优势

20世纪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芬纳的传世巨著，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亲为中译本作序，甘阳、张维为、刘军宁、汪晖倾力推荐！
甘阳：一部《资治通鉴》式的政治史。
张维为：本书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成为当代政治神话的偶然性，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对人类社会的 巨大贡献。
汪晖：鉴前世政体之兴衰，考当今统治之得失。
刘军宁：《统治史》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我首次读到如此详细研究古今中外政体的史书。
赵鼎新：《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卓越工作。
作为西方政治学领军人物塞缪尔•E•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传世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统治史》第一卷《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思考了“宫廷式”政治类型，述及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波斯、中国的汉朝、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和罗马共和国。

这些卓越文章的结集出版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洪特博士长期致力于研究18和19世纪政治经济与政治理论的互动，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无与伦比的。他能够运用东欧、法国和英国的场景和观点来研究这一问题，他非常熟悉学术史的最新发展，这使他能够向英语学者更好地展现其研究成果。毫无疑问，他是这一领域的大师，该著作的出版具有令人激动的前景。
——J.G.A.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的作者
当下的世界，全球化所引起的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如何抵御全球化倒退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趋势，我们可以从18世纪的国际市场竞争和民族国家间贸易冲突中寻找答案，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理解21世纪的全球化走向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贸易的猜忌”是指一种政治与经济的特定结合，当国际贸易中的成功变成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生存的重要因素时，它就出现了。如今，它经常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而在本书中，洪特将民族主义的商业政治学和18世纪的全球化，与商业社会的理论和政治的经济限制的启蒙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洪特不仅重构了市场社会性的支持者与其最尖刻的批评者之间冲突的显著特征，而且帮助历史性地定位了影响现代性出现的最为重要的观点。洪特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因为通过重构他们的政治学，而无需参照当代意识形态，我们就有可能“在18世纪的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发现政治上的洞见，而这对于21世纪仍旧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是美国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代表作，初版于1948年。它通过对“代表美国政治情绪的主流”的十二位著名人物的评析，从思想和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美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作出新的解释，提出了美国历史“一致论”的学说。该书是研究美国政治史的必读之作。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

本文主旨是藉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恢復議題四因素的相互作用，架構起南宋中期的歷史進程，以闡述南宋中期的政治特色。道學 型士大夫是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的概念，指該士大夫 與道學家有共同的理想或理念「型態」，此即是與朱熹「氣類相近」之 處，他們之間存有複雜的交遊網絡；近習則是皇帝身旁、處於內朝的寵 臣；「恢復」即指「恢復中原」，是南宋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專有指稱。
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以事件為軸，並分析參與者的身分，說明在 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不斷向宋孝宗聲討近習之害的士大夫，即以所謂 「道學型士大夫」為主。第二章討論在道學型士大夫反近習的政局中， 政策性議題「恢復」為何發生質變。第三章討論道學型士大夫諫近習與 恢復後，如何面對不利的政治局勢。第四章討論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 （1182-1207）時期的政局，在那些方面延續自淳熙八年以前的政治態 勢，「慶元黨禁」在此脈絡下將可看出其深刻意義。

For two thousand years the disparate groups that now reside in Zomia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size of Europe that consists of portions of seven Asian countries) have fled the projects of the organized state societies that surround them?slavery, conscription, taxes, corvée labor, epidemics, and warfare. This book, essentially an ?anarchist history,? is the first-ever examination of the huge literature on state-making whose author evaluates why people would deliberately and reactively remain stateless. Among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people of Zomia to remain stateless are physical dispersion in rugged terrain;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at enhance mobility; pliable ethnic identities; devotion to prophetic, millenarian leaders; and maintenance of a largely oral culture that allows them to reinvent their histories and genealogies as they move between and around states.
In accessible language, James Scott,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an eminent authority in Southeast Asian, peasant, and agrarian studies, tells the story of the peoples of Zomia and their unlikely odyssey in search of self-determination. He redefines our views on Asian politics, history, demographics, and even our fundamental idea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ivilization, and challenges us with a radically different approach to history that presen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less peoples and redefines state-making as a form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is new perspective requires a radical reevalu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of the lowland states. Scott?s work on Zomia represents a new way to think of area studies that will be applicable to other runaway, fugitive, and marooned communities, be they Gypsies, Cossacks, tribes fleeing slave raiders, Marsh Arabs, or San-Bushmen.

最近的十多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巨变：村民正在日益理性化，乡村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的态势，共同体不断趋于解体，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式微，无法内生出权威和秩序……今天的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深入，以遏止农村黑恶化的暗流，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正，促进新的稳定结构早日形成。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经过作者2004年以来在全国七省九村细致的个案调查，方形成此书。书中讨论了不同地区村治的特点，建构了若干区域性的典型村治模式，提出了划分中国农村区域的方法，比较了不同区域乡村治理的差异。《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试图在大量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达到三个目标：一是证明区域比较对于乡村治理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二是尝试提供一个区域比较研究的进路，三是提出大量值得深入研究和检验的初步观点。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一版时，他刚因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与被农村基层的草根试验所证伪的那些主张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体制内“拆庙赶和尚”的尴尬境遇于是他说：写此书乃“立此存照”，读此书需“细看注脚”。《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二版时，虽然他从本土实践中提出的“二农问题”已经被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发起并推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也已经家喻户晓；但他却再次遭遇尴尬于是他说：改此书乃“以正视听”，读此书则“斑全豹”。

《翻身》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缩影。全书共分7部，前2部介绍张庄的历史，后5部介绍工作队进驻张庄后所了解的情况以及领导那里的农民所进行的斗争。作者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的學術代表作
本書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
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
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是蕭公權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結晶，專門研究19世紀時期清王朝統治中國鄉村的政治體系，特色在於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探討清王朝對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設置、理論和實際運作情況。
全書共分三大部分十一章。第一部分專門探討鄉村地區的行政劃分和基層組織劃分，即研究村莊、市集、城鎮的劃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第二部分專門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設置鄉村的統治體系，分別探討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稅收性的里甲制度、饑荒控制性的糧倉體系和思想統治體系的設置情況。第三部分探討了鄉村政治統治體系的運作效果，分析了家族同這個統治體系的關係，以及鄉村對它的行為反映。
《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傳統的國對地方控制的經典著作。

本书摈弃断代研究的方法，针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几个专题，研讨其演变的过程。其中包括土地所有权制、耕地面积的变动、人口与耕地的比率、农业经营方式、租伽制度等，不但提供贯通历史的纵向观察，也澄清一些以西方经济史观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错误观念。书中有许多有关土地制度的一手资料，辅以科学的分析，并提出独特的诠释与看法。

目录：
序
第一章 土地所有权制
一 上古的井田制
二 秦以后的土地私有制
三 限田与均田
四 政府及皇室直接经营的公地
五 禄田、勋田及赐田
第二章 耕地面积之变动
一 度量衡之变动
二 土地清丈与地籍
三 鱼鳞图册之研究
四 土地丈量的方法
五 整理历代耕地统计
第三章 人口与耕地
一 历史上的人中统计
二 人口循环的成因
三 人口与耕地的比率
第四章 耕地的分配
一 影响耕地分配的因素
二 历代耕地分配实况
第五章 农业经营方式之比较
第六章 历史上的经营地主
一 经营地主的演变
二 奴婢、部曲、雇农的身份
第七章 历史上的租佃制度
一 租佃制度之发展
二 地租的形态
三 佃农的身分与生活
第八章 结语

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本书选材新颖、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堪称有前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

这是一本经典的学术著作。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特征、人数、政治生涯、社会地位，以及绅士阶层对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部权威著作。

本书重点论述了本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扎状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一些市场理论的原理，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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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山西绅士刘大鹏的日记为核心资料，描绘出其人作为儒者、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的不同身份状态下的人生景况，讨论了中国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的困难、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由此而来精神的折磨与坚守。从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转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