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先生（1901—1980）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专家。《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是陈直先生著作集《摹庐丛著》之一种，全书收有《两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六文一表。此书对史籍很少记载的两汉下层民众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本书是秦汉手工业研究的基础性著作，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研究成果，在今天犹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2015年7月在南昌西汉废帝刘贺墓出土了5200余枚竹简和170余版木牍。这批简牍出土后即被媒体报道并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经初步判断，竹简基本属于古代书籍；木牍内容除书牍外，尚见有奏牍与诏书；另有孔子衣镜与木楬计109枚。所出西汉简本《诗》《春秋》《论语》及《礼记》类、《孝经》类等儒家文献，是出土典籍类文献的一次重大发现，墓中所出《诗》《论语》亦有较明确之师承来源，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及其经典文本的传布、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历代学者争论不绝的一些疑难问题由此可望得到新的启示，同时也为了解汉代社会上层的教育、文学、修养以及思想信仰等提供了新的信息。以往出土简帛中有关西汉时期王、侯一级官方文书与私家文书均较为罕见，这批简牍中涉及昌邑王、海昏侯的有关文献特别是其家内举行祭祀礼的资料，为研究西汉诸王、列侯制度提供新的重要资料。本书将为学界提供这些重要资料的初步整理及研究成果，书中的多数竹简、木牍等材料均为首次发布。

为进一步推进汉代西域考古和汉代历史文化研究，加强新疆地区汉代
考古成就的宣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局主办，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于2012年10月14～19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书筛选参会学者论
文中的44篇以及相关讲话结集出版，内容包括汉代西域考古发现与研究、
汉代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汉代考古发现与研究、汉代历史与汉文化
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内容广泛，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于汉代西域考古和
汉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动向、新进展和新成果。

本书以资料汇编的形式，较为客观地描述了两汉、三国时代经学发展的概况。编排以经书为序，每经之下，按学派排列：一派之内，又据时代先后或师承关系排出经学家的位次。对于每位经学家，先以摘自史籍的传记资料作正文；继而摘录其经说，并加以按语，作为附录。此书取材广泛，资料丰富，脉络清晰，对于了解两汉、三国时代的学术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书稿运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文献考据与义理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儒学由先秦至汉代的转变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揭示了儒学各发展时期的基本思想主张、学术理念及其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突出特征，重点考察儒学在每一时期与之前的思想主张、学术观点的差异；深入分析儒学各个时期，尤其是由诸子之学到官方经学转变的社会思想文化原因；揭示儒学由诸子之学到官方经学的转变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作用；考察汉武帝以后，儒学官方经学地位确立对汉代士人人生命运、思想意识的影响，及其汉代“儒学独尊”情景下，当时思想文化与学术思潮的实际状况。

「勞榦（1907-2003）是居延漢簡研究的先驅。居延漢簡的釋文和圖錄最早由勞先生出版，他的相關考證和專題論文也開啟了此後研究的先河。」邢義田老師介紹勞榦先生漢簡因緣的這段文字，總括了勞先生在居延漢簡研究上的成就。
漢代邊塞遺留下來的這些簡牘文書，內容十分豐富。它們直接、生動地記錄了大約從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當地軍民在軍事、法律、教育、經濟、信仰以及日常生活各方面活動的情形，為秦漢代史研究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一九四二年，勞先生和石璋如先生（1902-2004）踏上西北之旅，親赴敦煌、居延一帶考察。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自行進行的西北實地調查。勞先生考察了敦煌玉門關、陽關等遺址，也看到了額濟納河沿線漢代烽燧的現況。
《勞榦先生選集1~4冊》，收錄其論著十一類一百二十四種，共分四冊出版，展現了勞榦先生畢生的研究成果，突出了論著之精華，為廣大學仁提供了研究之便利，更是對勞榦先生學術風範的繼承和發揚，意義非凡。

《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重点不在于对每个玺印或封泥进行详尽考证，而是尽量将每个职官或地名还原到秦的各级职官系统和行政区划中去，同时致力于疏解各级职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源流关系，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差异。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列表和图示，力求形象地展示职官设置的源流更迭和地名的分布及其与其它相关资料的对应关系。

The Foundations of Celestial Reckoning gives the reader direct access to the foundational documents of the tradition of calculation created by astronomers of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 between the late second century BCE and the third century CE. The paradigm they established was to shape East As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for centuries to come. It was in many way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better known traditions of astronomy in other parts of the ancient world.
This book includes full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first three systems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adopted for use by imperial astronomical officials, together with introductory material explaining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each system, an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as a whole. The translations,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give a consistent rendering of all technical terms, and include detailed explanatory notes. The text in which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systems is found also includes a uniqu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compiled around 178 CE by two experts in the field, one of whom was the author of the third system translated in this book. Using material transcribed from government archives of the two preceding centuries, these scholars carefully document and review controversies and large-scale official debates on astronomical matters up to their own time. Nothing equivalent in detail and clarity has survived from any other ancient culture.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totality of this material in English opens new perspectives to all historians of pre-modern astronomy.

全书运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对西汉动词进行全面系统的分类、统计，特别是将现代语言学理论引入西汉动词研究，例如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关系语法、层次语法、系统功能语法、配价语法、构式语法等，以说明相关语法现象，进而探讨汉语史中谓语动词的使用和演变规律。这对于古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中传统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实践操作，传统文化的整理、传承与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风俗通义》，汉唐人多引作《风俗通》，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汉代汉族民俗著作。原书三十卷、附录一卷，今仅存十卷。该书考论典礼类《白虎通》，纠正流俗类《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但作者加上了自己的评议，从而成为研究古代汉民族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后人卢文弨《群书拾补》中辑有《风俗通逸文》多条，系十一卷补之所逸，中有"女娲造人"、"李冰斗蛟"等神话，皆为首见于记录者。

张培瑜编著的《先秦秦汉历法和殷周年代》对中国先秦、秦汉历法做了比较系统详尽的分析考查。《史记》西周共和始给出准确的纪年。对殷商西周年代，本书介绍了现在研究的有关方法、途径、进展和一些有用的材料。
本书可供历史、考古、文物、测年工作者参考，也可供大学文史、天文、农业、气象等有关专业师生以及天文年代历法爱好者阅读。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考古报告卷(套装上下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是苏联时期出版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考古学专著。《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汇集了伊犁河下游地区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并对考古学遗存的族属、年代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古代人类的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形态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一研究成果，对中国境内伊犁河上游地区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伊犁河流域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明》俄文版出版至今已近五十年了，但一直没有中文版问世，这对中国考古学者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李忠林编著的这本《秦至汉初历法研究》依据出土历简资料对秦王政元年（前246）至汉武帝太初改历前的历法做了系统的探究。判定这一时期分三个阶段行用过不同的历法，三个阶段的起止时间为：秦王政元年至汉高祖五年（前206年）十二月、汉高祖五年正月至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三个时段历法的岁首建正、置闰规则、节气算法相同，但朔望月起算点存在明显差值。这反映了当时历法改革的基本情况，据此对这一时期“历法后天”进行了探讨。

Whereas modern societies tend to banish the dead from the world of the living, medieval men and women acccorded them a vital role in the community. The saints counted most prominently as potential intercessors before God, but the ordinary dead as well were called upon to aid the living, and ev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of political disputes. In this book, the distinguished medievalist Patrick J. Geary shows how explor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dead can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Geary has brought together for this volume twelve of his most influential essays. They address such topics as the development of saints' cults and of the concept of sacred space; the integration of saints' cults in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patterns of relic circul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dead in negotiating the claims and counterclaims of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Also included are two case studies of communities that enlisted new patron saint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Throughout, Geary demonstrates that, by reading actions, artifacts, and rituals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exts, we can better grasp the otherness of past societies.

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考察可知，先秦时期楚地广泛存在着尚剑的文化习俗与信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前珍视、渴慕宝剑，以宝剑为神物；第二，死后以剑随葬，剑乃人们死后世界观与墓葬仪式构筑的重要参与者。考察道经文献可知，在早期道教的信仰世界中，道门中人所佩法剑具有丰富的宗教内涵与仪式功用：包括道门身份象征与修行层次、神界等级喻指；辟邪制怪、却祸消灾的仪式凭籍；尸解成仙，助力个人修道飞升之功；以及在社会变乱中摄敌壮胆的神学功用。从道家始祖到道教尊神，佩剑老君形象的生成，表明早期道教有效融合了道家与楚地尚剑习俗这两支文化脉络。先秦楚地的尚剑文化习俗乃是道教法剑信仰的重要源头与生长土壤。宋以来，法剑信仰的潜在威胁特质终致政府打压与佛教攻讦，导致其自我“祛魅”进程的展开，由此不断衰变与异化。通过对道教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道教法剑信仰的兴衰，是道教与佛教神学之间及其与世俗皇权之间相互竞争，并最终妥协或屈服的结果。由此，道教法剑信仰衰落的现象背后，能够牵扯和勾勒出的，是宗教神学之间，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