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ner of the 200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 Book Award
Winner of the 2009 Levenson Book Prize (for book on pre-1900 China), sponsor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inner of the 2009 Charles Rufus Morey Book Award from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Winner of the 2008 James Henry Breasted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Early China is best known for the dazzling artifacts it has left behind. These terracotta figures, gilt-bronze lamps, and other material remnants of the Chinese past unearthed during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re often viewed without regard to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ir creation, yet they were made by real individuals wh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undations of early Chinese culture. With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Anthony Barbieri-Low combines historical, epigraphic, and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to refocus our gaze from the glittering objects and monuments of China to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them.
This book represents the first in-depth social history of artisans in early China. How did they live? How were they trained? How did they market their products? How free were they? In this engaging and illuminating analysis, Barbieri-Low explores these artisans' lives and careers from a variety of aspects. First, he examines their position within early Chinese society, analyzing their social status, social mobility, and role in the early Chinese economy. Delving deeper, he steps into their workshops to learn how they were trained, what tools they used, and what workplace hazards they faced. Following their wares to the marketplace, he investigates some of the marketing techniques used by artisans and merchants, including such startlingly modern practices as family trademarks, rhyming jingles, and knockoffs of royal products.
From the dirt and din of the marketplace, Barbieri-Low enters the rarefied air of the court, with its own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 its own professional artisans. This court was constructed upon the backs of yet another class of artisans, the most abject, those found in labor camps and slave markets. These were the men and women who built and decorated many of the great palaces, temples, and tombs of early China. Barbieri-Low compellingly argues that the state used a cold-blooded mathematical formula to optimally exploit these coerced laborers without upsetting the balance of the economy or fostering revolt.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humanizes the material remains of the past, revealing the men and women who made the beautiful artifacts we know today. This book will appeal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to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social history, labor history, and Asian art history.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利用新出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秦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决、关系秦汉社会结构与性质的三个重大问题——秦汉法律体系、战国秦汉土地制度，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的论点或为作者首次提出。如秦汉律二级分类构造说，或为作者重新诠释和论证，如战国秦汉名田宅制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引发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
目录
序／1
第一章 出土法律文书与秦汉律二级分类构造／1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1
二 《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7
三 从睡虎地秦律到《九章律》／13
四 从魏晋以后律的演变看战国秦汉律／19
五 汉律正律与旁章／29
小结／34
第二章 《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律令法系／36
一 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36
二 《二年律令》诸律令制作年代考／45
三 《二年律令》为吕后二年修订的法典辨／52
四 汉代的律令与法典的编纂修订／56
五 汉代法典体系的形成／68
六 汉令新识／76
小结／81
第三章 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83
一 萧何“次律令”、“作律九章”的时间与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84
二 《二年律令》的性质与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94
三 关于正律、旁章、傍章、单行律、追加法、律经等概念／97
四 秦汉律典构造与秦汉律二级分类说／109
小结／122
第四章 《二年律令》与秦汉“名田宅制”／126
一 《二年律令》所反映的“名田宅制”实态／126
二 战国秦汉土地制度形态的反思与重构／146
小结／163
附：龙岗秦简诸“田”、“租”简释义补正
——一结合张家山汉简看名田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征收／164
一 “行田”／165
二 “田实”／168
三 “田籍”／169
四 “程田”与“程”、“程租”、“租”及“匿田”／173
五 “盗田”／182
小结／185
第五章 月令与秦汉政治——兼论月令源流／187
一 关于尹湾《集簿》“以春令成户”与“春种树”／188
二 出土秦汉律令与月令／201
三 月令与西汉政治／211
小结／228
主要参考资料／234
后记／254

This revealing book challenges longstanding no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China s first imperial dynasty (221 206 BCE). The received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its founder is one of cruel tyranny with rule through fear and coercion. Using a wealth of new information afforded by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recent decad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ources, Charles Sanft concentrates on cooperative aspects of early imperial government, especially on the communication necessary for government. Sanft suggests that the Qin authorities sought cooperation from the populace with a publicity campaign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from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o roads to the bureaucracy. The book integrates theory from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with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nd argues that modern social science and ancient thought agree that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for all human societies."

《日书》的性质类似于今日的农民历，举凡饮食、裁衣、建筑、出行等日常生活，及婚姻、丧葬等择日宜忌，都有详尽的说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埋没二千余年的《日书》重现于世。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以往不被关注的《日书》开始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一些系统研究《日书》的论著也开始出现，提供了人们认识战国秦汉民众文化的契机。
本书以《日书》“图像” 为研究中心，通过系统梳理、归纳迄今发掘出土的《日书》“图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图式、图画进行分类、排列，首次较为完整地整理出了一个有关《日书》图像发展演变的序列。
全书共分五章，除导论、结语外，分别讨论了《日书》表示时空的图式、《日书》表示时空的图画、楚帛书表示时空的图式等问题。通过本论著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对《日书》各种图像内涵与源流的认识，为今后进一步通过《日书》图像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战国秦汉时代的历史文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程元敏教授集結三十年研究之大作
中國經學史上的磅礡巨獻
本書充分體現經學方面的嶄新見解
釐清漢經學上的許多學術迷團
中國經學，自孔子創始，
迄今已兩千六百年，為中國學術之骨幹，
而「漢經學史」承先啟後，大家輩出，
更是中國經學史中最重要的時代。
漢武帝實行董仲舒所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增設弟子員，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日益興盛。漢朝也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儒生通過自身實踐，並藉以官學私學教育，把經學思想深深地植入在普通民眾之中。
本書詳述自秦季漢初，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四百二十二年經學的歷史，舉凡朝廷經學方略、郡國經學教育、歷朝經學大家之學說、經學家授徒講論撰著、今古文學派之爭……等，可說是全面涵蓋，由微至顯，顯甚而衰。皆論述其事之始末，辨析其隆替之軌跡。
程元敏教授有感於目前所見漢經學史之專書，纂輯成編，碎義難免，因此致力以三十年研究之成果成就此漢經學史之全史，希冀對於揅經識史通學者有所裨益。

《秦代初平南越考》主要对秦末汉初（公元前221-前111年），秦始皇及西汉武帝平定据有南海、桂林及象郡等地的南越国的历史事实作了研究、考证。
《占婆史》根据占婆国本国的占文、梵文石刻，以及中、越等国家的史籍等史料，对占婆的历史、宗教、政治、法律、风俗、艺术等进行了考证，本书也是研究越南历史的一部重要史书。

日本学界在秦汉史和简牍学研究领域卓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作者以简牍为资料依据，深入剖析汉王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及运行机制，认为简牍这种书写材料成就了汉代的文书行政，而汉王朝集权帝制的确立与巩固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文书行政的贯彻实行。

《汉代河西经略史》是在作者贾文丽的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完成的。《汉代河西经略史》选取两汉时期的河西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该地区的经济环境、地理特点对汉匈百年战争的影响进行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与此同时，引入现代军事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河西的战略地位及其作用，并从中总结出其价值演变规律。

本书利用出土简牍、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从吏卒的来源与退役、工作与休沐、功过与奖惩、物质生活、医疗卫生状况与死亡抚恤、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河西汉塞的社会生态等方面，对汉代河西地区屯戍吏卒的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细致讨论。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认识也得以加深。

本书《秦汉法制史研究》是日本学者大庭脩的学术著作，分序论、关于律的研究、关于令的研究、官僚制度研究、关于文书的研究五大部分，详细考证了秦汉时期的立法、施行、法规等情况，是一部严谨的法制史著作，1991年曾出版过一部中译本，已绝版多年。本次由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教授等重新精心翻译修订，并增收了一些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中華という〈中心意識〉は、いつどのようにして成立したか。春秋戦国期の諸文書と出土資料から、重層的な経過を再現する。蛮族が中心へと反転し、王の遍歴 説話が国際秩序の成立を告げ、幻の夏王朝が王権の起源を象徴する。〈中華〉概念の多義的でダイナミックな生成過程から文明と国家の起源に到る問題に新しい 視野が拓かれる。

中国古代社会，ISBN：9787303056804，作者：何兹全

本书是何兹全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东汉末年城乡经济的破坏，依附关系到隶属关系、贫富对立到贵贱对立的过渡，国有土地的扩大化和国领民户的依附化，皇权、豪门强宗矛盾斗争的又一轮， 空虚无救中找解脱等，是何先生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