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是书初刊于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乃其未完本；道光七年（公元一八二七年）重刻于京师。即今通行之足本。学海堂本仅二十八卷，系据道光本略去《久岁考》及《通说》而成。今选用道光七年本影印，附以条目索引，以便检阅。
引之自序人云：“下既久由大人之说触类推之……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今以嘉庆本典足入相较，则足本所录念孙之说大体在马，而引之之说则所缺尚多．是引之先录庭训，人以已说陆续增益之，则其名书曰“述闻言以己见附之，非语虚矣。今察全书，父子之说约各居斗，然则难题为引之撰，直视为父子合壁璧著亦可。
是书内容，亦即引之自序所云“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约而言之，校正古书古训、通其假借二端耳。然其间人有略异者：《尔雅述闻》三卷、《春秋名字解诂》二卷。则醇然寻求字义者也；《太岁考》二卷，乃耑为辨证星历而作；至若《通说》二卷，自“古韻二十一部”以下，多举古书辞例、旧籍伪误之由，實亦其父子治经经验之总结，幾典今世之理论著作无异，后之读是书者尤当措意马。
王氏父子校古籍、求字表、通假借之方法与条例，徐复、赵振铎二先生已于《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之“弁言”中详论之矣，北不赘言．今谨就《经义述闻》之特色及体现于是书之优良学风略论如左。
王念孙当语入曰：“吾冶小学，呈为之舌人马。其寺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经义述闻》即熔小学、校勘、经学为一炉之佳制也。引之自序引其父语曰：“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真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是以斯编之求字义，亦与疏《广雅》同，重在以声音通训诂。

阮元的《经籍籑诂》，是应乾嘉考据之学的需要而产生的。清代考据不论是史学、法学、文学、术数或技艺，都要从“小学”——文字训诂入手，原始的故训材料，必然成为重要的论据。乾嘉继承汉唐的学风，反对空疏与虚玄，这是一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求实”态度。故训是距离原典产生时代未远的训诂大师们对古代文献所作的解释，时代的接近使他们还保留着对原典语言准确的语感；学养的高超又使他们具有对中国文化综合的、深刻的理解力；以他们的训释为引导，我们将会少走多少弯路，少犯多少错误，这是不待言的。《经籍籑诂》汇聚了唐代以前的故训资料，免去了许多人“翻检之劳”。

1985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繁体竖排，有眉批。

《国故论衡疏证》是《国故论衡》的疏注，《国故论衡》是一部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的概论性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声音，根据声音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共十一篇。中卷论文学，第一次提出文学界说，认为（有文字著於书帛）者均屬（文）的范围；並论及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共七篇。下卷论诸子学说，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尤重道家。共九篇。

本书以万卷楼刻本为底本点校，五十卷，对春秋及其三传作了分类整理和实证研究。

本书是北京大学教授陈苏镇先生潜心研究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力作。本书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

《比经推例》内容简介：经乃先秦王官之书，汉代经学则由政治学逐渐转变为经学文献学。治经方法也渐由师说家法、章句授受之“因承”，转而为比经推例、群经相明之“推证”。何休、杜预最为简洁地揭示了春秋学的“大义”：《春秋》非射覆之书，褒贬寓于经文之中，更藉由经文与经文的关系呈现。同样，由于训诂材料的缺乏，三礼注释也必须凭借经文上下前后、轻重隆杀的关系做出推论。汉晋经注文本本身也存在彼此发明、前后照应的关系。清人注疏或者纠正了他们的缺漏讹误，但完全秉承了他们的治经方法：比经推例。比经推例最大限度的通联了同类型、同时代的文献，也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文本内在条理，几乎必然地成为了经学文献学的核心方法。这是否与经文自身的结构、书写方式有关？比经推例又存在着什么天然的漏洞，会怎样影响经学的阐释？

清惠栋的《易》学著作。《周易述》二十三卷，以汉儒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加以注疏，解说《周易》。《易汉学》八卷，钩稽考证汉代《易》学的门径。《易例》二卷，熔铸汉儒旧说，发明《易》之本例。

按：仆向喜古文学，欲籀《尚书》而叹古文之不征。以为治《尚书》首在正文字。文字正然后今古文可辨，今古文辨然后今古文学可明，今古文学明然后论《书》可无谬。《尚书》古文之最可据者则魏石经，最完俱者则隶古定。然魏石经残石拓本世所鲜见，间存隶古定之敦煌所出、东国所藏诸本亦难得睹。而顾氏此编搜罗诸有，诚可谓集天下重宝于一手。世之好古文《尚书》者，循此以求，必能事半而功倍也。佳处不及一一，尚待诸位善自开发。（是编所收之外，尚有《说文解字》、《汗简》等亦多存古文遗字，因其习见，兹不复呈）
引用诸本目录：
汉熹平石经
魏正始石经（即三体石经）
唐开成石经
晁公武刻古文《尚书》
敦煌唐写本
吐鲁番唐写本
和阗唐写本
高昌唐写本
岩崎本
九条本
神田本
岛田本
内野本
元亨本
观智院本
古梓堂本
天理本
足利本
影天正本
八行本
书古文训（经文）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为读诗四论之外的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著名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