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群经义疏”，是指唐代孔颖达、宋代邢昺等人为儒家经书所撰“正义”和“疏”；宋本义疏包括宋刊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三套丛刊；编校与刊印则涵盖了版本从孕育、诞生到面世的全过程。本书具体讨论群经义疏这三套丛刊，各自选择何种底本，如何编纂，怎样校勘，刊于何时何地，曾刻几种，在何时何地补版，文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约到何时不再印刷。期待通过这些研究与思考，对义疏读者有所裨益，同时对“书”的生命历程获得更丰富的理解。

该书是古籍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項目“《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整理”的附属产品。围绕“古籍校勘”这一主题，收录多位参与“《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整理”項目专家学者的论作。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主办的“校勘与经典”学术讨论专题论文。第二部分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第三部分辑录若干稀见经典校勘文献。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历来被研究得最多的一部书，古有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今有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对《论语》的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正如杨伯峻所说：“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但对《论语》的研究，最根本的，离不开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历代对《论语》的注释，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论语》中短短的一句话，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解读。要读懂《论语》，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解读中哪一种符合《论语》的原意？如果对文句的解读不符合《论语》的原意，那么，阐发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什么是《论语》的原意？这正是蒋先生本书所研究和探索的。《论语研读》一书从语言文字角度对《论语》文句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和词汇，《论语》中有很多句子，如果从语法词汇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它只能是某个意思，而不可能是其他意思。王力先生说：“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实际上古人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办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 蒋先生认为这是阅读古书应当遵循的原则。古书上的一些话，有时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有的话是说话人“有为言之”，是在某种场合针对某人某事而说的；有的话有言外之意，要结合说话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甚或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才能深入理解，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如果连字面意思都弄错了，那么，“深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讨论对《论语》文句的理解，这是本书的重点。既然如此，在讨论中难免涉及一些语法和词汇的分析。考虑到读者不一定是专攻汉语史的，蒋先生在这方面的分析阐述尽量做到了通俗易懂。《论语》中解读有分歧的文句很多，书中择要讨论了一些常见的、有典型性的文句。
本书虽篇幅不大，但贵在精练深刻，相信会成为又一本《论语》方面的力作。

本书作者陈槃先生(1905-2001)乃著名的 历史学家。字盘庵，号涧庄，广东五华人。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毕业，旋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升至研究员。后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其研治古史，思从旧籍阐发新识，并从事古谶纬之学、两周史地的研究，撰著颇丰。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台湾史语所合作首度在大陆出版《陈槃著作集》，以飨读者。《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与《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二书于古史地之甄考发明，贡献至大，因获1973年中山学术著作奖。本书发清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o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未发之蕴，突破前人，于后人颇多益助。可谓研究中国先秦史经典之作。

程元敏教授集結三十年研究之大作
中國經學史上的磅礡巨獻
本書充分體現經學方面的嶄新見解
釐清漢經學上的許多學術迷團
中國經學，自孔子創始，
迄今已兩千六百年，為中國學術之骨幹，
而「漢經學史」承先啟後，大家輩出，
更是中國經學史中最重要的時代。
漢武帝實行董仲舒所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增設弟子員，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日益興盛。漢朝也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儒生通過自身實踐，並藉以官學私學教育，把經學思想深深地植入在普通民眾之中。
本書詳述自秦季漢初，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四百二十二年經學的歷史，舉凡朝廷經學方略、郡國經學教育、歷朝經學大家之學說、經學家授徒講論撰著、今古文學派之爭……等，可說是全面涵蓋，由微至顯，顯甚而衰。皆論述其事之始末，辨析其隆替之軌跡。
程元敏教授有感於目前所見漢經學史之專書，纂輯成編，碎義難免，因此致力以三十年研究之成果成就此漢經學史之全史，希冀對於揅經識史通學者有所裨益。

戴望，晚清今文经师。征古训注圣经，表彰颜李之实学，更发扬《公羊》之微言大义，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救世敝而维圣教。戴氏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于庭《发微》，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故《戴氏注论语》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檃括《春秋》及五经义例，系晚清《公羊》义释《论语》之重要注本，盖戴望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之宏愿。
校疏者郭晓东，复旦大学教授。《戴氏注论语小疏》之点校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同治十年金陵书局初刻本（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本影印）为底本，校以南菁书院丛书本；并对戴氏注之出处、涉典故与义理之术语，尤其是大量涉及《春秋》与《礼》的内容加以疏释，撰此《戴氏注论语小疏》，亦其治经以经世之意。

《尚书注疏校议》，凡六卷，是杜泽逊先生在整理编纂《尚书注疏汇校》的过程中撰写而成的一部学术札记。其中，前五卷为考证版本异同，共计230条；第六卷包含五篇考证性文章及跋文，分别为《论平水本<尚书注疏>》、《十行本<尚书注疏 君奭>书后》、《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尚书？说命>孔传校议》。该书在遍查《尚书注疏》存世重要版本的基础上，对其中的重要异文择要撰写札记，加以按断，其中既有对异文来龙去脉的梳理，也不乏对《尚书》义理的阐发。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冊，日本山井鼎撰，日本物觀補遺，日本享保十六年（清雍正九年）日本東都書林刻本。計《周易》十卷、《尚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毛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 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這部校勘學上的巨著，乃是《十三經注疏》校勘史上的開山之作，它在雍正年間成書並傳入我國，正值乾嘉考據學逐步興起的時期。山井鼎《考文》與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一個以版本對校、客觀出 校爲主，一個以廣求旁證、判別是非爲主，合而觀之，幾乎涵蓋了乾嘉學派在校勘學上的基本方法，成為盧文弨、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的基礎。山井鼎、浦鏜、盧文弨、阮元四家的成果，構成了清代《十三經注疏》校勘的主幹，稱得上《十三經 注疏》校勘四大家，在清代校勘學史乃至中國古籍校勘學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我社2015年曾出版過此書的綫裝影印本，此次影印，精裝，上下雙欄，價格低廉，以期滿足更多讀者的需求。

原《经典释文序録疏证》《经籍旧音序录 经籍旧音辨证》合并再版

《十三经注疏》是文史哲研究离不开手的基本资料，但以往几乎没有人真正探索过贾公彦、孔颖达等人编写注疏的思考过程。读书不是淘资料，而要体会作者心思。刘炫学问很大，批评前人颇有据理不饶人的执着气势，又因这种批评不可能马上被学界接受，所以经常用讽刺的语气，既自尊又自卑。贾公彦有时拼凑旧说改头换面，不顾其说破绽四出，反而因小聪明而自鸣得意。孔颖达基本接受刘炫学说，《书》《诗》《左传》正义皆以刘炫《述议》为基础，又要消除刘炫的偏激，《礼记》以皇侃《义疏》为基础而兼用刘炫新说进行粗糙的调整，充分显示官方办事的特点。
阅读注疏，我们都能感受到刘炫、贾公彦他们的神态，或怫然或莞尔，而体会他们的思考，就是读经学著作的乐趣所在。

(7)唐賈公彦 ｢儀礼疏｣ の倉石武四郎博士の攷正｡ 自筆稿本影印｡ ｢儀禮疏｣ とは､ 唐の賈公彦によって修正された経典 ｢儀禮｣ に対する｢義疏｣ である｡ ｢義疏｣は､漢魏の間に成立した ｢経注｣ にむけて施された六朝・隋唐の経師たちの諸注釈・音義類をさす｡

《周易正义》十四卷，唐孔颖达等奉敕修撰。其初单行，后世为求参读之便，多取与经注合刊，而单疏面目遂堙没矣。幸存南宋初年翻刻之北宋国子监刊单疏本一部，为海内孤本，流传有序，历代藏家无不宝之。至民国时傅沅叔以天价购得，亟许为双鉴楼中群经弁冕，复秉读者之公心，托日人用珂罗版法印成皕部，靡计工费，以广流传，诚书林之佳话也。今借上图所藏沅叔题赠沈亦云之珂罗版印本重刊发行，并请专家赐稿，详述其成书始末，庶几彰显前贤护持文献之苦心，而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工艺之演变历程，亦于斯可见一端矣。

本书是作者六十多年来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全书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考论《仪礼》写作年代、宗周礼乐文明以及汉代经学（尤其是礼学）的形成和发展；古文字研究；考述古代名物、风俗；介绍和评价有关古代礼仪、古典文献以及清代学者的未刊书稿等。作者说：“治经治礼不易，只有心除‘魔障’，胸臆如水，方能专注向学，趋于会通”。

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旨在辨明《仪礼》经、传、记的区别，阐发郑玄《仪礼注》的疏失。《集说》征引多人的笺释成果，断以己意。敖氏按照《仪礼》各卷的主旨分段规章，每一章均拟一简短标题，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敖继公不迷信郑注，敢于质疑经文及郑玄注的讹误疏失，明代以后，其学术影响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钱大昕、王鸣盛、曹元弼等人都对其有较为激烈的批评，期间差别，只是治学风气和取向不同而已。
此次整理，以通志堂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中元刻明修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为校本。偶有四种底本经注皆误者，据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改正。

《尚書註疏匯校》共二十卷，由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主持編纂。該書所用底本為明萬歷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註疏》本，所用校本共18種，即唐開成石經本、宋刻單疏本、宋刻八行本、李盛鐸舊藏宋刻本、宋王朋甫刻本、宋刻纂圖互註本、宋魏縣尉宅刻本、蒙古平水刻本、魏了翁《尚書要義》、元相臺嶽氏刻本（清乾隆重刻）、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永樂刻本、明嘉靖李元陽刻本、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內府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乾隆內府鈔《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清嘉慶阮元南昌府學刻本，同時吸收了15家前人尤其清代學者的校勘成果。出版形式上，《註疏》原文為底本影印，匯校長編則為排印，放在每卷《註疏》原文之後。

本书为元大德刻明修本。敖继公认为《仪礼》旧注瑕疵颇多，对此学者多不察，因作此书。书凡十七卷，以朱熹之说为多，间或附以己见，于大德五年（1301）撰成此书。四库馆臣赞之曰：“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是本扉叶题“元椠本仪礼集说十七卷”，下书“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一行。书中钤有“积学斋徐乃昌臧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等藏书印，可知为徐乃昌旧藏。

《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

本書是《吐魯番文獻合集》的第一卷，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系統收錄吐魯番出土儒家經典文獻並予以校注的一部總集，由此也揭開了對吐魯番出土文獻進行窮盡式整理和校注的序幕。本書上編為《吐魯番經學史》，全面回顧和總結了儒學在西域的傳播發展歷史，下編對吐魯番出土的《尚書》《詩經》《禮記》《左傳》《孝經》《論語》《爾雅》等七部經典的寫本殘捲進行了介紹性題解和精准的錄文釋讀，並將之與傳世刊本進行校勘，對寫卷中特有的字形、詞彙進行注釋。

本書以唐代禮學家賈公彥所著《儀禮疏》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解經內容和方法。全書共分八章，從賈公彥學術淵源說起，繼而論其解析《儀禮》和鄭注之思路以及全書核心思維，再比較同時期兩部主要禮疏《周禮疏》及《禮記正義》之釋經方法，以期全面地突顯《儀禮疏》之方法與特點，反思賈疏之地位和價值。

主要内容为阐述礼乐制度一般理论，论述古代礼俗制度，解释《礼记》，杂记名儒言行等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