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先生（1901—1980）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专家。《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是陈直先生著作集《摹庐丛著》之一种，全书收有《两汉屯戍研究》、《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工人的类别》、《两汉工人题名表》、《盐铁及其他采矿》、《关于两汉的徒》、《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等六文一表。此书对史籍很少记载的两汉下层民众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与工作，以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本书是秦汉手工业研究的基础性著作，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研究成果，在今天犹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介绍了从凯恩斯 《通论》到“卢卡斯革命”再到当今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历程，作者以简练且具有批判性的方式依次介绍了各个时期的重要模型——包括凯恩斯主义模型、货币主义模型、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第一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RBC模型、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等。作者注重剖析各个学派之间的异同和联系，强调方法论和思想性，辅之以经济学家自身的学术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并对宏观经济学的演化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对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评述系统、深刻，具有启发性，有助于经济学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增进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解。
【推荐语】
非常高兴看到《宏观经济学史》这部重要著作中文版的问世。它填补了目前中文世界因缺乏高水平专题经济学史而造成的空白。此书追根溯源，从凯恩斯、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和DSGE模型入手，把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缘起、嬗变和学术演化八十余年的历史脉络梳理得既清晰又专业，可读性很强。凡事，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作者自述“我写该书的目的是为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在‘技术型’学术训练之外提供必要的补充”，我认为，这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
——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作为一门只有八十余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宏观经济学见证了20世纪最深刻的萧条和最持久的繁荣，它是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方法论之一，引领无数中外学者为之奉献一生。然而正所谓“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全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今天，如何审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如何扬长避短、去粗取精，是当代宏观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本书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穿透历史尘埃”的机会，让我们站在学术逻辑的源头一览群峰。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
随着现实经济的飞速发展，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分析的工具甚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最新突破做了系统梳理，能够帮助读者厘清理论脉络、把握学术方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理解宏观经济学来龙去脉和最新前沿的佳作。
——颜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对经济工作者来说，读经济学史的意义并不在于以博古的心情来观察博物馆中的陈列，而在于体味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生命力，把握塑造了现代经济学的关键问题和重要思想，从而让我们对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以及以后可能会走向什么方向有更深的理解。就这一点来说，本书是一部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史著作。通过这本宏观经济学的“族谱”，我们可以回到关键思想的历史源头处，跟随历史发展的脚步来读懂当代宏观经济学。
——徐高，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米歇尔·德弗洛埃教授在本书中并非简单地将理论罗列出来，而是对宏观经济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或许这是他为撰写本书而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他对经济学抱有很高的期许，强调我们这些宏观经济学家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且对我们目前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赞赏有加。但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对这门学科的遗憾之情，他坚信虽然没有回头路可走，但长路漫漫，仍需求索。
——罗伯特·卢卡斯，芝加哥大学约翰·杜威杰出贡献教授
宏观经济学以八十年前凯恩斯的《通论》为起点，其经历的理论“革命”和“反革命”之多是其他经济学分支都没有经历过的。米歇尔·德弗洛埃教授的这本著作为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学主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既综合全面而又可读性颇高的概述。本书充分反映了每一种新理论范式出现时给学界带来的激动和欣喜，同时也指出了当下宏观经济学家们正面临的纯理论领域、实证领域以及政策建议领域愈发紧张的关系。
——乔迪·加利，庞培法布拉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教授
宏观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经由“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诚然我们希望这门学科有一个更具线性或演进式的发展过程，希望大多数的新理论能够自然地契合，从而使宏观经济学的内核逐渐变得****。但鉴于现代经济学巨大的复杂性以及在方法选择上的重重困难，“革命”持续发生，这催使现有理论不断被破坏、陷入混沌并最终进行重建。理解这些革命的本质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是至关重要的，这恰恰是米歇尔·德弗洛埃教授在本书中取得的重要成果。阅读本书极具启发，充满乐趣。
——奥利维尔·J.布兰查德，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M索洛经济学教授
宏观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演进体系。米歇尔·德弗洛埃教授的最新著作深入探讨了理论演进的复杂性，并通过区分马歇尔主义和瓦尔拉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而使宏观经济学史更易于理解。遗憾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并未作出类似的辨析。
——戴维·科兰德，明德学院杰出教授
德弗洛埃教授的作品读起来像一部游记，记述了他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的人生历程，以及他对沿途遇到的关键思想所作出的思辨性回应。他始终用深思熟虑和精辟透彻的笔触来激励读者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到达今天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去向何方。
——佩里·梅林，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教授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trade of China had been largely<br />studied (at the time of this 1954 study) from the Western point of<br />view, that is, as the eastern terminal point of a trade carried and<br />dominated by Indians, Persians and Arabs. This had also been true of<br />the early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Historians, both of China and of<br />Southeast Asia, had seen the trade mainly as the coming of Western<br />merchants in search of gold, silks and various kinds of spices. No<br />study (then) had yet been made of the ancien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br />Southeast Asia which was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the Nanhai trade.<br />This book, The Nanhai Trade: Early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br />Sea, introduces this subject. It examines various features of this<br />trade,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and the Chinese imperial<br />and regional attitudes towards it. The period covered is the eleven<br />centurie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Sung dynasty in 960 -- roughly<br />the period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T'ang. This one of Professor<br />Wang Gungwu's early studies, now re-issued under the Eastern<br />Universities Press imprint.

本书记录了从1897年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第一家中国近代银行，到1937年日本入侵造成中国银行业突然中断的历程。作者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支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近代中国各大银行的原始档案，以几家重要华资银行和几位杰出的中国银行家为中心，展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演变，探讨这些银行在与国内外同行竞争时采用的商业做法，研究它们迅速增长的原因。这本书有丰富的历史细节，全面阐述了中国现代银行的起源和发展。

该书是一本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交叉的学术著作。本书主要以二十世纪30年代比较大型的几次调查数据，如1933年陈翰生广东番禺调查数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四省土地调查数据、1935年北满调查等数据、调查报告加以整合，结合地方史志材料，如方志、县志、族谱等，还原出中国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里，有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典当这一信贷方式的真实面貌，反驳了以往人们对于农村土地典当这一信贷方式的固有看法，对农村土地典当是一项高利贷、由大地主大族群或资本充裕者控制、以买卖土地为最终目的等等以往学界作出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中世纪商业合伙史》主要内容：解读马克斯•韦伯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其早期事业和生活为背景、中世纪商业合伙史、罗马法与现行法：研究计划、海商法中的合伙、家族共同体和劳动共同体、比萨：与《习惯法》相一致的合伙法、佛罗伦萨等。

Latin America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interest due to the str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last decade and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This book gives a unique, comprehensive, and up to date view of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two centuries since Independence. It considers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covers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capital flows, and trends in inequa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With chapters that cover different eras, it trace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offers a novel and coher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egion. It combines a wealth of original research, new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information to provide a synthesis of the growing literature that both complements and extends previous studies.

本书是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收入会议论文92篇，书末附有《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述评》，以资广大读者参考。原拟请傅衣凌教授为本书作序，不期当书稿即将编就之时，傅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现以他在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代序文。
本书由叶显恩任主编，编者有：谭棣华、陈支平、邓开颂、郑振满、罗一星、刘志伟、陈春声、戴和。

从1695年起，法国王权试图对免纳国家直接税的特权者开征普遍直接税，以缓解由于战争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先后开征的普遍直接税有人头税、1／10税、1／50税和1／20税。
王权这一具有平等化倾向的税收政策遭遇的是一个以差异原则组织起来的等级－团体社会。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个人和地方性的税收特权；这些特权被视为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被视为传统的权利和自由的一部分。政府在与各种传统观念和特权集团的冲突和妥协中艰难地推行它的新税收政策。由于国王的权威和督办体制的效率，行政国家在普遍直接税、尤其是1／20税的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税收特权，但还没有撼动税收特权的根基：军役税免税权。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因王国财政体制与特权的共生关系，绝对主义王权还没有超越等级差异、实现完全的税收平等和行政合理化的可能和决心。而且新税收的实际效果也不能证明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王权也为它的新税收付出了沉重代价。它的政策在60年代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法官们指责国王强制登记的做法违反法国的基本法；大臣和督办、以及不受传统法庭约束的税吏们的工作，被谴责为专制主义。法院贵族的抵制及其造成的舆论和思想效应使得绝对主义国家行为陷入了困境：王权必须为它的政策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旧制度在普遍直接税方面的平等化和中央集权化政策因为其根本政治制度的衰落而无法贯彻下去。
法官们在税收问题上以自由来抗强权政府，但这种自由和他们的权利观念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上的。他们反对任何具有平等化意义的改革，这些“创新”不仅直接威胁他们的免税特权，更危害法国古老神圣的等级秩序。根本上说，他们是等级和特权制度的卫道士。
在启蒙时代，普遍直接税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公众对税收、财政和特权等问题的思考；到18世纪中叶，舆论中对特权的谴责、对财政公开性的要求不断增长，而这种趋向已经危及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旧制度末年的财政危机使召集三级会议成为王权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宪法和民族自由成了解决财税问题的先决条件。但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却引起严重的社会分裂。贵族们的抵制直接导致了专断王权的崩溃，但他们并不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平等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正是在平等问题上，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与法国的旧传统决裂了；特权成为令人诅咒的陈旧劣迹，而不是贵族所谓的天然合理的历史权利。因此大革命必须发明一套新的话语来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原则奠基，并从根本上改造关于权利和历史等问题的认知。

该书为读者描绘了从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关税到今天复杂的全球贸易环境的世界海关发展历史旅程，见证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关税收入和海关监管对国家繁荣和国际贸易的深远影响。
该书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对过境货物所征收的强制必税费，是任何政府为增加国库收入最为青睐的手段，关税收入和实现政治野心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关税收入目前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对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关税和税则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得多。
该书是我国海关关员、海关院校、学术界和所有介入国际贸易人士的第一部有关全球海关和关税发展历史的专著。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旨在研究考证敦煌莫高窟北区新近出土的蒙古文文献。在各章节展开之前，有必要就文献出土情况、基本内容、研究史以及此次研究的目的、方法等问题作些说明，且是为导论。
依据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况，人们通常把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划分为南、北两区。以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1窟为界，此窟及其以南为南区，第1窟以北为北区。北区石窟因多无壁画或塑像，长期以来受人冷落。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乡村社会的专著，共分五个部分，即乡与村的社会结构、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运用档案、方志、中外文研究成果及大量社会调查等丰富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模式，具有独创意义。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认识国情、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此书为作者1929-1930年应川康边防指挥部之邀，以视察员身份对西康各县进行全面考察后撰写的视察情况报告，及作者游迹所至名胜古迹，民情俚俗之札记，并附12幅作者手绘实地勘测地图。

该书将 “二十四史”和“九通”等重要典籍中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摘录后，断代分门汇编。全书将上古至清代的历史按前编（上古至周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断代，各代中再按帝系、封建、职官、吏治、选举、学校、田赋、户口、食货、礼、乐、兵、刑、象纬、方舆、四夷等门类条列史料，即“断代以归类、分类以隶事”，使原先分散于各种史籍中难以汇总检索的历代有关典章制度的史料条分缕析、纲举目张，非常便于研究者追本溯源、考查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之轨迹。全书采辑精要、文约事博，所收录史料不仅注明出处，若同一事件不同典籍有不同记载作者还作了相关校勘考订和按语说明。是一部内容丰富、纲目清楚、使用方便的大型专题文献汇编类工具书。

这是一本黄宗智先生谈论“方法论”的集子，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关怀现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是黄宗智先生研究方法论文的总集成。
理论是清晰的、抽象的和符合逻辑的，其目标是跨时空和普适的，而实践则常是模糊的、具体的和不符合逻辑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行为。两者之间可能是相符的，但也可能是背离和互动的，或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虽然如此，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抽象概念/理论和具体经验/实践明显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不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的如何连接问题。

绍兴商会档案资料整理项目组在编纂工作过程中,在绍兴县(今为柯桥区)档案馆、绍兴市图书馆等处发现了十余种清末、民国年间绍兴当地的报刊，分别延续了十数年、数十年不等，均属珍稀报刊，在全国其他地方难以觅见。这些报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当时绍兴商会的各项活动、绍兴商人的工商业经营情况、绍兴县工商经济和市场、物价等等的新闻报道，或地方政府、商会发布的各种文件它们与《绍兴商会档案汇编》是互补的、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地报刊中的绍兴商会史料是很有价值的、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批报刊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将会提升绍兴商会档案的价值，将会使研究商会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史料更丰满、更立体、更完整、更充实、更实证，将会推动商会历史及近代社会的深入研究。

婚姻家庭，看上去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却有大量著作专论此事。这一问题虽已引起了西方不少学者的注意，但专门著书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自然与团契－－奥古斯丁婚姻家庭学说研究》作者孙帅应该算是国际奥古斯丁研究界的第一位了。
无论如何评价奥古斯丁，他是从古典思想向基督教和现代思想过渡的关键人物，应该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种过渡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何理解这种过渡，当然也就涉及如何理解西方古典思想、基督教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品格。从哲学上看，奥古斯丁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挖掘深入自我的哲学家；从政治哲学上看，奥古斯丁提出的两城说奠定了日后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基本架构。这两点都是国际奥古斯丁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已经不需要多费口舌了。但是这两点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如果是一个思想整体，那么，奥古斯丁扭动西方思想发展方向的那把钥匙究竟在哪里？婚姻家庭的问题，正是连结这两个方面的一个过渡环节，正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奥古斯丁思想体系的总体，并进而窥见西方思想古今之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