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著作。
作者分专题探讨了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重大事件和主要阶段的历史问题，不仅界定了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等一些重要范畴的科学含义，还揭示了几十年来因为制度不透明而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谜团。譬如，人们一直说“一胎化”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来的，作者则证明它是以陈慕华为首的计划生育部门在1979年实际推行；1980年党中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是刚刚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个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现行的生育政策的一个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政策的妥协和纠正等等。

本書は、中国における1644年の明清交替をはさむ百年余りの社会変動につき、江南(長江デルタ)の地方社会に焦点をあてて論じたものである。陽明学の流行や郷紳支配、民衆暴動など、明末の社会を特色づける様々な事象を大きな発展段階のなかに位置づけ、当時の人々がなぜそのような行動をとったのか、どのような状況が人々をその方向に向けてつき動かしていったのか、を具体的に示した。

研究土地問題最基本的資料是土地數字，但中外學人對中國歷代土地數字具有共同的總錯覺，多單純以古籍所載土地數字，據以為耕地，或一地區實有田土面積，本書利用大量史料和多種善本方志，透過精詳嚴密的考證，打破傳統舊說，澄清了這個共有的嚴重錯覺。

【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本书荣膺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汉书食货志》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与“货”，构成中国王朝时期经济运行的主体，而“食货”在性质上属贡赋经济范畴，其内涵与今人所谓“农商”之意相歧。刘志伟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承前人研究之余绪，从贡赋经济着眼，聚焦明清时期的赋役制度与市场活动及其运作机制，捡若干史料，积点滴心得，撰数篇小文，合编一册，企能通过探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之若干实态，解释王朝贡赋体系下市场扩张之特质。

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作者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依靠的既非买办资产阶级，也非城市资产阶级，更不是农村地主阶级，而是依靠军队、帮会和少数忠诚于他的亲戚、政府官员。本书就此展开对国民政府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讨论。

南海东北隅作为一个地理范围，大致包括粤东和福建沿海、台湾海峡、台澎诸岛以及吕宋岛到台湾南部海域。本书从全球、国家与地方等层面入手，探讨了该区域在近代早期的联动及一些相应的变化。全书共七章，可分为三部分，分别对应于本来就有的地方社会秩序，殖民势力的影响，以及王朝易代和社会重组。大致而言，前三章讲述“寇”的本质并揭示地方或区域秩序的本源，四至五章反映西班牙与荷兰殖民势力的扩张及其作为一种变量对闽粤到菲律宾海域秩序的影响，六至七章论述产生“寇乱”的滨海社会重组以及王朝国家联合殖民势力进行征伐的努力。作者强调，区域本身即有自己的秩序，并会基于这种秩序因应外界变化而演化出既带有“特殊性”又与更广泛区域共享“普遍性”的新的自在性秩序。

本书描述了20世界70—80年代在拉丁美洲爆发的债务危机事件中（当时波及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银行（尤以美国、欧洲银行为主）以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在信贷供给、投资组合构建方面所采取的做法以及修正。

《唐代财政史稿(套装全5册)》内容简介：第一册描述了唐前期财务行政运转过程，财政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唐前期的诸种收入（赋税、特种、公产公业）、支出（供国、供军、供御等）详加论考，展示了唐前期的收支特色。接着，探索了唐后期财政机构的演变历程，利用石刻墓志及史籍，将新财政 机构的职能、财政使职及使下机构逐级恢复。《唐代财政史稿(套装全5册)》还细致分析了度支、盐铁、户部、内库，地方及其他诸种收支的构成、特色及演变，通过对收支估算，探讨了唐后期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及财政特色。此外，还对货币，物价以及唐后期财政与政治、商品经济的影响等逐一探讨，概括了唐代财政在中国财政史上的地位。

本书共八章，由作者十年间研究宋金元货币政策之成果集结成书。本书探讨重点关注宋元发达、复杂的纸币运作制度。元代货币政策基本方针为专用纸币，从纸币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可一窥元朝货币政策的确立过程。作者目光远及前朝，追根溯源，从唐代始用票据为起点，关照分析了北宋正式发行暂用性质的纸币；南宋及金，由于多战的时代背景，两国都发行了大量纸币，成为全国通用的主要货币，构成元代货币政策、状况的诸要素已具备。至元，则不仅在华北专用中统钞，也力图在旧南宋领地推行统一纸币。
通过历朝运作纸币政策中出现的发行-通膨-崩溃这一规律循环，使用纸币与使用铜钱之消长，纸币推行之困难、利弊，其与贵重货币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展示了古代中国史上纸币的发展衰退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史、货币史研究之推动，对存世资料较少的金元时代之了解，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此書就臺灣農業的歷史從事了詳盡而精細的研究。柯博士的著作提供了無價的知識。一方面，它就一個仍有待瞭解的帝國主義在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經過，增進了我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就人類最重要的、但性質卻截然相異的兩種食物──米與糖──的歷史，還有更多的可以告訴我們。── Sidney W. Mintz, John Hopkins University（引自他為本書前身英文版所寫的前言）
「米糖相剋」不僅是臺灣「殖民化」的重大問題，更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呈現出嚴重自我矛盾的例證。著者柯志明博士不僅就這錯綜複雜的兩層架構問題，作出誠懇的探究與批判，且更上一層樓，引進戰後第三世界研究盛極一時的「連屬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 等理論架構，開展出新的境界，成就殖民地發展模式的一家之言。柯博士以這樣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問學態度，作出他自己的學術貢獻，對臺灣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實屬難能可貴，彌足珍視。為此，特綴數語，聊表敬意。──涂照彥，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
◎新新聞第898 期—晏山農書房「舊瓶新酒的新本土論述」（2004.5.20）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發行之《亞洲經濟》書評（2004.2）
◎臺大歷史學報第34 期（2004.12）書評：陳思宇〈從社會行動者互動的視角重構台灣殖民研究的理論框架︰評述柯志明著《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

本书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穿插其间的中日货币战的情况，作者站在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作者从在华外国人的角度回忆了那段历史，因此本书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战后作者通过多方渠道搜集查证了自己未掌握或语焉不详的史实以及资料，将自己的论述补充得更为完整可信，因此，本书更是一本珍贵的历史著作，能够为读者认识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Before the ag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great Asian civilisations - whether located in the Middle East, India, South-East Asia, or the Far East - constituted areas not only of high culture but also of adv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were the First World of human societies. This 1985 book examine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of that historical period: the long chain of oceanic trade which stretched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to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t also looks at the natural complement of the seaborne commerce, its counterpart in the caravan trade. Its main achievement is to show how socially determined demand derived from cultural habits and interpretations operated through the medium of market forces and relative prices. It points out the unique and limiting features of Asian commercial capitalism, and shows how the contribution of Asian merchants was valued universally, in reality if not legally and formally. Professor Chaudhuri's book, based o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pre-modern trade and civilisations, was a landmark in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Asia's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