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锦研究（共3册）》为三卷，《小儿锦研究——历史、文字与文献》为第一卷。小儿锦是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部分信奉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下层群众中使用的一种以波斯/阿拉伯文字拼写汉语的文字，是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交往的结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文字已成为濒临灭亡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本书第一部分围绕回回语言文字学史，从小儿锦简介和研究现状、回回文化渊源和语文学史、回回人的本土化历程、小儿锦产生之前的波斯语使用、小儿锦的创制背景和条件、历史上的词汇编纂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并从表意词的角度对小儿锦进行了创新的解读。为说明第二三部分词源的背景和编纂问题，第一部分还介绍了资料的汇集、词典的体例等具体问题。本书是作者刘迎胜长期比较全面系统研究小儿锦文字的重要成果，是国内该领域研究方面的力作。
《小儿锦研究——词源》为简明小儿锦—汉文—波斯/阿拉伯文词源研究，主要收录整理了作者收集的西北地区回族民间经堂教育所编各种词汇，按小儿锦字母排序。各词条包含几个基本要素：小儿锦原字、对应汉字、阿拉伯/波斯语、英译、词汇来源，其中有的还包括一些次级要素。在编写上不但体现小儿锦与对应汉字之间的关系，也体现经堂教育中使用小儿锦注释波斯文/阿拉伯文经典时所接受的伊斯兰文化的内容。

《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为“汉藏佛学研究丛书”第13种。明代前期北京印、藏佛教兴盛，在北京形成了一个“西域僧团”，该僧团之中除了藏人、汉人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印度、安南的僧人，他们追随大慈法王、智光、班丹扎释等高僧大德，以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寺等皇家寺院为依托，积极弘扬藏传佛教。现存大量明代汉文密教文献也印证了明代北京藏传佛教以三大高僧为主导，以三大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基本格局。《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汉藏佛学研究丛书》选取《大乘要道密集》所收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汉译密教文献进行文本解读和研究，已期呈现明代北京藏传佛教的真实面貌。

Bruno de Nicola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atus in the Mongol Empire from its original homeland in Mongolia up to the end of the Ilkhanate of Iran in 1335. Taking a thematic approach, the chapters show a coherent progression of this development and contextualise the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women in medieval Mongol society. The arrangement serves as a starting point from where to draw comparison with the status of Mongol women in the later period. Exploring patterns of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us of these wome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Mongol Empire as it expanded westwards into the Islamic world, the book offers a view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nomadic-shamanist society from its original homeland in Mongolia to its settlement in the mostly sedentary-Muslim Iran in the mid-13th century.

《圣武亲征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述元太祖成吉思汗（谥圣武皇帝）、元太宗窝阔台（谥号英文皇帝）两朝史，成书于元世祖时。元朝太祖、太宗《实录》多取材于此。本书有些记事可补《元史》、《元朝秘史》之阙，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译笔较拙，原不甚为人所重。清修《四库全书》，以其叙述无法，未予收入，仅存其目于史部杂史类中。乾嘉学者钱大昕较早提出此书价值。道光间，张穆、何秋涛获得此书抄本，时书因传抄多误，地名、人名、年月之参错，触处皆是，经何秋涛用《元史》及其他有关资料文集细加参校，方才可读。光绪间，李文田、沈曾植、文廷式等人获得何校稿本，复加校注，光绪二十年(1894)由袁昶刊于芜湖。与此同时，李文田、沈曾植两家校注本《校正元亲征录》还被刊入《知服斋丛书》。另外，丁谦也在何校本基础上对此书作了进一步校勘。民国间，王国维复广集前此诸家研究成果，以明《说郛》本为底本，参校汪鱼亭家抄本等，详加校注，成《圣武亲征录校注》(收入《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后来居上。国外蒙古学界对此书也相当重视。十九世纪，俄国的帕拉基(卡法罗夫)即将其带回国内进行介绍。法国有伯希和的《圣武亲征录译注》(1951年)，日本则有那珂通世的注释本。贾敬颜先生自1956年校勘《圣武亲征录》，共参校十八种校本，1980年整理出《圣武亲征录斠本》（油印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又在此基础上增补大量内容，但仅在油印本上批校，未经整理出版，未能为学界广泛利用。此次陈晓伟在贾敬颜先生《圣武亲征录斠本》修订本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增订内容，通校底本（国家图书馆藏郑杰钞本），逐条核查贾氏所引各语种民族语文文献及学术论文，校正引文错讹、书名卷次，最后再校查十八种参校本。将为学界提供一个便于利用的通行《圣武亲征录》新校本。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包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两部古书。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东欧，引起欧洲很大震动。西欧教会方面急于了解蒙古人的意图和情况，不断派出教士前往蒙古地区进行活动。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就是其中二位。他们先后经中亚到达哈喇和林，归国后都写下有关蒙古情况的报导。这是欧洲人对蒙古人最早的专门记述，现在成为国外研究蒙古史的重要文献。二书过去曾有许多版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根据近年出版的译注本译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法译注者为贝凯和韩百诗，《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著者为著名东方学者柔克义。《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著者为著名东方学者柔克义。本书由耿昇、何高济译。

How did women contribute to the rise of the Mongol Empire while Mongol men were conquering Eurasia? This book positions women in their rightful place in the otherwise well-known story of Chinggis Khan (commonly known as Genghis Khan) and his conquests and empire. Examining the best known women of Mongol society, such as Chinggis Khan's mother, Hö'elün, and senior wife, Börte, as well as those who were less famous but equally influential, including his daughters and his conquered wives, we see the systematic and essential participation of women in empire, politics and war. Anne F. Broadbridge also proposes a new vision of Chinggis Khan's well-known atomized army by situating his daughters and their husbands at the heart of his army reforms, looks at women's key roles in Mongol politics and succession, and charts the ways the descendants of Chinggis Khan's daughters dominated the Khanates that emerged after the breakup of the Empire in the 1260s.

本书讲述了欧洲为公元1221年十字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故事。但欧洲几乎不知道，二十年后，成吉思汗组织的蒙古部落会把中东变成一堆废墟，并向西方蔓延恐怖。《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是一部学识渊博、文采卓越的作品，是世界上最大帝国兴衰的经典之作。它描述了蒙古人民不可思议的崛起，通过成吉思汗的政治和军事天才，征服和征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它展示了野蛮游牧民族向他们那个时代最有效率的统治者的转变，并描述了他们庞大帝国的崩溃以及被征服的中国和俄罗斯对其遗产的承担。

In Qazaqliq, or Ambitious Brigandag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Qazaqs Joo-Yup Lee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new group identities, with a focus on the Qazaqs, in post-Mongol Central Eurasia within the context of qazaqliq, or the qazaq way of life, a custom of political vagabondage widespread among the Turko-Mongolian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Qipchaq Steppe during the post-Mongol period. Utilizing a broad range of original sources, the book suggests that the Qazaqs, as well as the Shibanid Uzbeks and Ukrainian Cossacks, came into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the qazaq, or ambitious brigand, activities of their founders, providing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post-Mongol Central Eurasia."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李思纯文集(套装共4卷)》主要讲述了：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非地方性学者。但是，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出身于昆明一官宦人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1990年，李春荣携全家人川，居成都骡马市。三年后李思纯降生于此。在此家庭环境下，李氏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元以后始就新学，并拜著名诗人、书法家赵熙（尧生）先生为师。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

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蒙古铁骑如同旋风，迅速席卷了欧、亚大陆，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奇迹和难解之谜；本书以稀有的蒙古史文献资料，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历史画卷；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杰出的大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成吉思汗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本书是一曲震撼人心的赞颂蒙古族民族精神和伟业的千古绝唱；本书堪称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全面研究成吉思汗的学术专著。

耶律楚材是中国13世纪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在中国连年战乱、民族文化垂危的情况下，他以拯救斯民为己任，辅佐蒙古统治者，积极推行汉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举措。本书详尽地阐述了耶律材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是国内有关耶律楚材研究的最新成果。

西元１２０６年，鐵木真被蒙古各部推為全蒙古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國。其孫子忽必烈後改國號元。總計超越一個世紀的蒙元時代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激盪交流。蒙古人、色目人、藏人等各個民族的好尚 進入中國，而漢族特有的書畫藝術也吸引其他民族文人加入創作的行列，呈現出多元、多采的風貌。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金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下编《元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该书详细梳理了金元时期散官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散官的授予途径，散官所承载的意义等问题，对于散官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金元时期的官制问题。

本书从实证的角度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文献上的考据。 1.《秘史》的成书过程。梳理前人关于《秘史》写作时间之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参核《元史》《史集》以及元人文集，比勘对元太祖、元太宗事迹的不同记述，归纳《秘史》在史实叙述上存在的问题，藉以考求《秘史》的成书过程。 2.《秘史》的文献著录。综挹自洪武刻本问世以来历代官私书目、艺文志就《秘史》的著录文字，钩沉明清学者引录《秘史》，用之于探究史实之事例，论述其庋藏状况和影响。 3.《秘史》的版本。作为物化形式的《秘史》，其版刻之多，流传之广，久已创下蒙古文献中的最高记录。该专著分别阐述了洪武刻本和《永乐大典》抄本的产生、流传，并重点总结了多年以来访求、搜集诸版本的收获，简要评述现今庋藏于国内外的诸版本之优劣，为学术界整理出一部精校本提供版本依据。 4.《秘史》名物考证。《秘史》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提到的名物众多。在此主要撷取"礼答""罟罟"以及官名等，重点加以考证，阐发这些名物出现在《秘史》中的历史渊源。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3月，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4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
2003年在韩国东南部的庆州发现其藏珍本。2007年韩国正式整理出版，分影印本和校点本两册。
元顺帝时官撰。凡分目二十七：曰《祭祀》，曰《户令》，曰《学令》，曰《选举》，曰《宫卫》，曰《军防》，曰《仪制》，曰《衣服》，曰《公式》，曰《禄令》，曰《仓库》，曰《厩牧》，曰《田令》，曰《赋役》，曰《关市》，曰《捕亡》，曰《赏令》，曰《医药》，曰《假宁》，曰《狱官》，曰《杂令》，曰《僧道》，曰《营缮》，曰《河防》，曰《服制》，曰《跕赤》，曰《榷货》。案《元史·刑法志》载，元初平宋，简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书省咨各衙门，将原降圣旨条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英宗时复加损益，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制》。自仁宗以後，率遵用之，而不及此书。据欧阳元序，则此书乃顺帝至元四年中书省言，《大元通制》，纂集於延祐乙卯，颁行於至治之癸亥，距今二十馀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决，有司无所质正。往复稽留，吏或舞文。请择老成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上乃敕中书专官，典治其事。遴选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编阅新旧条格，参酌增损。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书成，丞相阿鲁图等入奏，请赐名曰《至正条格》。其编纂始末，厘然可考。《元史》遗之，亦疏漏之一证矣。原本卷数不可考，今载於《永乐大典》者，凡二十三卷。

本书通过横向比较蒙古帝国在东、西亚所留存下的史料记载，尝试对其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三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视野。本书按主题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共六章，聚焦于讨论蒙古政治制度中的欧亚传统因素，及其在不同汗国中所发生的地方化进程。下编则试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横向考察蒙古统治下亚洲东西部分之间的人员、物质、知识的接触与交流。

第一编介绍了元世祖忽必烈经营南海的整体情况，指明其对陈朝政策乃是以占城为据点支配南海整体大战略中的一环，进而阐明了元朝与陈朝的外交、以及1284-1285年及1287-1288年元朝出兵的详细经过。通过使用地图对战斗经过的研究，相对于“不知晓实地仅使用中国文献来研究”的中国史、元史研究者，山本达郎对陈朝方面动向的详细解明，并加以正确的地理考证，实现了前者无法达到的精度，使读者叹为观止。研究明朝永乐帝的对越政策、对越出兵，明朝统治越南的实际情况及黎利等人反抗而致使统治崩溃的第二编，也同样细致且高瞻远瞩。即便在当时引领越南史研究的法国学界，也尚未存在如此研究。其对明朝设置府州县的位置的考证，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各种研究的基础。

书稿为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教授的论文集。陈先生是国内蒙元史研究的权威，学术声誉极佳，此次结集出版的书稿是其在200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元史研究丛稿》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故名《续编》，包括其专论文章22篇、旧作4篇、译文4篇、序言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