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作者过去所写的九篇文章，其内容涉及不同的现实生活领域，相当程度地代表了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对当前复杂社会的基本看法和问世态度。九篇文章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区块：一、有关现代性与现代人的处境（第一至第三篇）；二、攸关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发展问题（第四至第七篇）；三、有关爱情的社会本质问题（第八与第九篇）。尽管看起来主题相当分散，但事实上它们有着共同的轴线支撑，可以说都是以“现代化”作为基调的社会现象。

埃涅阿斯是古罗马之神，维吉尔所写的长诗《埃涅阿斯纪》是罗马文学杰出之作。《埃涅阿斯纪》以荷马史诗为范本，前半部分写漂泊，与《奥德赛》相似；后半部分写战争，与《伊利亚特》雷同，因此后人往往称它为罗马的荷马史诗。但是，它又不是荷马史诗的简单仿作，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是罗马民族的史诗。W. A. Camps这部导论，是以初次接触罗马史诗的读者为对象，讨论涉及多种主题，全面反映了史诗的整体面貌。书后提供了五篇附录，介绍维吉尔生平信息以及同时代人有关他的评论。

《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以1697年都灵主教法庭的一桩轰动当时的非法驱魔案件为引子：桑泰纳的教区神父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他为民众驱魔治病，引发了众人狂热的追随，但并没有得到教廷的许可。
微观史学家乔瓦尼•莱维利用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神父留存的驱魔笔记和意大利萨沃伊公国的小村镇桑泰纳的各种文献资料，以桑泰纳一地为中心重构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斗争，使欧洲现代早期的社会细节纤毫毕现，从中探讨欧洲现代性的起源。

本书所收职官资料，以两西周金文为限，在每一类职官中，一般讲是以时代早晚为序。对职这材料编了顺序号，在每一类职官及每一个具体职官后面，注明了有关材料的号码。比较全面地研究西周职官而有较大的影响的几篇著作重点地做了摘要和评介，其他则仅存书目以备查考。

我们研究的是萨满教的整个精神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不同于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它仍然是持续的和有趣的。我们大胆认为，每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都有必要了解萨满教的精神世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文主义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西方精神传统了，哪怕这一精神传统伟大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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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郑注版本以南宋抚州本为最善，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经注文本可与此媲美，而远胜于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诸本。《礼记正义》版本以南宋刊单疏本最属珍贵，收录于《四部丛刊三编》，而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价值仅次于单疏，且具备全书七十卷。可见如今学者欲研习《礼记》郑注，阅读《礼记正义》，当以越刊八行本为最善本。潘明训旧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购。日本足利学校数百年来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虽缺八卷，印制时间颇早，较之潘明训旧藏本，补版甚少，价值更高。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极便校对。通过比对，读者可以直接观察、理解宋版经过补修，增加挖改、换版，文本逐渐失真的过程。毋庸争议，本书就是《礼记》郑注、《礼记正义》的最佳版本，可以作为标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版本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乾隆年间，学者之间流传一种惠栋校宋本《礼记注疏》，同时从日本传来《七经孟子考文》，都记录了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的异文情况。阮元《校勘记》的优势，主要依赖这两种校记，而阮元他们无缘得见越刊八行本原书，所以未能妥善解释两种校记偶有不符的情况。今经考论，基本认定潘明训旧藏本就是当年惠栋所见，至于足利学校藏本即《七经孟子考文》所据，自不待辨论。本书对照影印潘氏本与足利本，等于将惠栋校本与《七经孟子考文》的底本直接拿出来供读者检查。利用本书，我们可以轻松解决阮元当年的疑惑，还能推论南宋前期原版原貌，不能不令人振奋。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官修提要式书目，浓缩和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义，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专注，影响巨大。但《总目》提要的疏误也并不鲜见，清代干嘉起，即有学者撰著纠其谬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将这种考正推向了一个高峰，进而形成了四库总目之学。近几百年来，国内外专家公开发表的有关订误文字有数百家。可惜这些文章多半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遍寻非常不易。如能将它们汇编为一帙，无疑有功于广大学人。本书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着、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集大成之作。

《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系桑兵教授主持的大型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编辑项目。20世纪80年代，《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等陆续出版，为孙中山及他那个时代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然孙中山一生收到的各方来电来函难以计数，却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的全面和深入。鉴于此，桑兵教授主持了这一项目，组织、指导青年学人，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态度，多方访寻、搜集相关资料，经数年数人之努力，终于集成这部400余万字的大型资料集。

《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文主要运用中国的新出土文献进行相关研究，涉及到中国的思想史、历史、文字学、文献学等各种领域。
《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绪论，通过重新探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来表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学问观，并为了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者共同追求、探讨真实而写作了《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一文。《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一编是运用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缁衣》重新探讨《礼记》四篇（《中庸》、《表记》、《坊记》、《缁衣》）与《子思子》的关系。第二编是出土文献《周易》的文字、语言研究的部分成果。第三编是对出土文献《老子》的研究。一、二章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郭店楚简《老子》三本、《太一生水》和《语丛四》的抄写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主要批判书法、笔迹鉴定等方面的脆弱性。第三章主要探讨成立北大汉简《老子》中所见“《老子》上经”、“《老子》下经”这一标题的问题。第四编主要运用上博楚简《民之父母》，探讨《礼记·孔子闲居》的成书过程。《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第五编是有关上博楚简《鬼神之明》的研究，这章主要从表达、逻辑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其出土文献的所属学派。《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第六编研究上博楚简《郑子家丧》，并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进行比较，探讨其文献性质和所属学派。

本书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源流入手，分别专题探讨上古日名制、昭穆制及姓氏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分析其内在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宗法曾经历母族母宗、父族母宗、父族父宗三个阶段，日名制和昭穆制都根源于上古贵族社会“子从母名”、“子从母姓”的风俗，主要流行于父族母宗的阶段，是早期亲属分类、姓氏制度和辈分划分的特殊形式；先秦“男子称氏，妇人称姓”的习俗，仍然反映出上古母系宗法的遗风。

《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日本论语古钞本综合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论语·里仁》篇三考、释《论语》中的“直”、——兼及“亲亲相隐”问题、由出土本看今本《论语》校勘、杏雨书屋藏《论语》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汉志》“论语类”文献构成舆《孔子家语》的相关问题、廖氏世彩堂本《论语集解》平议、宋元《论语》附释音本考略等。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是史学界第一部对商周家族作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
商周时代的家族组织作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等，皆可从家族组织形态及制度角度找到其形成之缘由与背景。对商周家族作全面、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商周社会形态演变的原因与规律，而且可以明确中国家族社会的历史渊源。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家族形态”的内涵规定为家族内部的亲属组织结构、居住形式，家族成员的等级结构，家族内部的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家族的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功能。全书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上述家族形态的内涵分阶级、阶层做了断代研究，对家族形态的演化规律与发展趋势作了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本著作还进一步论述了商周家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形式及政体的影响，说明了家族形态的变化对以上诸方面发展、变化所起的内在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除对先秦文献作详细考证外，还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及侯马盟书等古文字资料，并在商、西周部分大量利用了有关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在对家族内部亲属组织结构的分类与亲属关系的分析上注意借鉴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
张政烺先生评价此书“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所以理论严紧，论断高明，运用资料也丰富。由于古文献基础好，阅读使用不发生障碍。古文字学修养好，充分利用当时的文字记录，如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第一手资料，恰如其分，创获甚多。此外，这本书还运用了较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宗族问题，对于考古学界解决问题也有所帮助。行文严谨，学风正派，这都是很可取的。这本书所论问题，过去无人作深入系统研究，作者笔下处处胜过前人。当然不是说皆为定论，但搭好这个架子，日后讨论即有基础了。”
李学勤先生在书面鉴定意见中指出，本书“是对商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家族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书。家族在商周社会历史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家族形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商周社会的探讨抓住了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贡献是很大的。……作者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广泛采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对材料作综合剖析，有不少前人未发的新见解……每一部分都是能独立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近年来我国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朱凤瀚同志此书代表了这方面的新趋势，确系一部丰富而扎实的好书。”
宋镇豪先生在为本书所作书评《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1期）中对本书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评析。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于1992年9月获第二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3年10月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