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中央研究院”院士、思想史大家王汎森代表作全新增订，葛兆光、罗志田特别推荐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断裂、跳跃、游移、烦闷，人真的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吗？
★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背负 生命危机感的个体，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徘徊挣扎
【内容介绍】
为什么现实中的“礼学大家”在日记和未刊著作中会有极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来，面对时代的困局和挑战，中国民间社会又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的西方主义要反西方，有的传统主义却是反传统的？历史记忆是怎样被压制下去的，又是怎样复活的？近代中国，为什么学术会逐渐沦为阐释现实的工具？何以知识精英会自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而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名家推荐】
关于“近代”、“思想”与“学术”，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脉络，既规定了历史叙述的边界，也限制着我们理解的视野。汎森兄读书多、用心细、思考深，最善于重新探究历史底层和发现隐没资料，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用他自己的话），也最善于巧妙地选择“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本书中，他不仅使原本有关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去脉络化”，也总能通过特殊的资料选择、别致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脉络化”，从而可能重建一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
本书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
——罗志田（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本书汇集了作者近十年学术研究菁华，具有鲜明的原创风格与学术前沿性。无论重释经典、解析革命，还是通过女性问题探究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变迁，均体现出敏锐而独到的见解。作者既重视史料，也擅长文本分析，在跨学科视野中，贯通了文学研究之“内部”与“外部”，使审美与政治、文学与道德、私人生活与宏大历史叙述相互交织、彼此印证，语言深入浅出，富于趣味，适合专业研究者及广大非专业读者阅读。

西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
更深刻地影響百餘年來的書籍文化。
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中國人主要以木刻印書已久。這項千年以來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遭遇傳教士引進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並在同一個世紀末被普遍地取而代之，進一步引發了中國圖書文化的連串變動。
本書內容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1807年來華至1873年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這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出版的精細之作，也在印刷出版史、中外關係史、文化交流史與漢學史等研究領域深具意義與貢獻。
本書作者根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從縮微膠捲奮力抄錄了幾十萬字左右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英、美傳教檔案之爬梳，發掘許多為人所不知曉的印刷所的歷史、印工故事，探討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對相關近人研究，多所採納更正。在大量傳教檔案資料中重構史事，發為文字，殊為不易，然全書卻見敘述嚴謹、井然有序。透由本書可以瞭解中國圖書生產技術轉變的過程和全景，勾勒出西方印刷術來華完整與清晰的一幅圖像。
印刷方式的改變不僅使中國圖書捨棄了本來「中式的外衣」，改穿起「西裝」，還進一步在出版傳播、閱讀利用和保存維護各個環節都連帶轉變，深刻地影響了百餘年來的圖書文化。

——“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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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知名教授尚小明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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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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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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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初政坛秘辛，对案件发生前后的许多矛盾现象也都给予了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

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巨变，而且直接牵动着政与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构。本书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从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
三个个案分别为：1895—1913年，科举被废除前后，湖南省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绅惯习”的进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努力为北大塑造“科学的精神实质”，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书中对此做了颇具新意的社会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以上三个专题，成为上中下三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书中所说的“新教育场域”，其实是“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从三个个案可见，当年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变化走向，取决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场域和局势变化。本书通过三个关键片段，对新教育在中国产生、早期发展的艰难过程给予深入研讨，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进入中国近代社会，揭示了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观察到的侧面。

《蹇蹇录》系日本前外相陆奥宗光所撰外交回忆录。陆奥宗光是日本明治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主导的日本19世纪末期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方式，被后人称为“陆奥式外交”。本书主体内容涉及甲午战争前后，即从朝鲜东学党起义到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这一时段内的日本外交活动。陆奥宗光本人作为当时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参与几乎所有的重大外交决策。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围绕自己的亲身经历，细致入微地记述了日本与英、法、美、德、俄等国，以及与清国和朝鲜的外交往复，包括彼时外交文书的具体内容，驻外大使的密电和政府高层会议上的言语交锋等等机密内容，以及如何在中日（马关）谈判中运用各种手段，逼迫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为日本攫取巨大利益的细节。书中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虚饰自矜的色彩，但总体而言，仍是研究那段历史绕不开的珍贵史料。

生前，陶希圣背负着汉奸和战犯的骂名。深入了解后，会发现他的身份其实是学者和政客。作为学者，陶希圣对法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都有过研究，且曾经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性质的讨论，本位文化的讨论，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社会学等方面，颇具建树；政治上，二十年代起至1940年止，他属于汪精卫派，1942年以后转向蒋介石，成为蒋的幕僚；思想上，二、三十年代他主张民主反对专权，四十年代后，他却认同专权，并积极主动地服务于蒋介石政权。
陶希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从政知识分子，一个生自1899湖北，卒于1988台湾的动荡年代亲历者，本身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载体，将陶希圣作为个案进行呈现，可以加深民国政治史、民国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为了体现陶希圣政治与学术两栖的特色，也为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并存，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以政治活动为主，以时间先后为序；下卷以学术思想活动为重，进行专题研究。力图比较全面地展现陶希圣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一生。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尝试以学术理念和方法，处理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史料学教材的书写。在充分借鉴学界成果经验的基础上，从历史认识的过去性和史料概念的开放性等特质出发，重新认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即史料学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方法论：史料的查找、整理、解读、考订和运用的原则方法以及各种目录、索引的大量补充，说明史料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实用性。而通论性史料的强调和史料价值层级等第的新划分，应因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过分。“碎片化”和跨学科化的挑战，改变以往史料学书写与历史研究关系中的消、滞后状态，体现了其理论上应具的主动性和前沿性。在重视并及时补充新出的传统载体史料种类（档案、报纸、期刊、日记、函电、文集、方志、笔记、野史等）的前提下，新增了电子化、数据库史料；突出了因研究新法引入牵动而从前被低估的社会调查、考察报告、回忆口述、丛书、类书等史料的介绍和价值；措意史料要籍介绍的典型化、系统条理化、分布合理化。这些均展现了史料学内容体例上书写的前瞻性。《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在目前同类教材体系中，具有全面性、实用性、原创性、前沿性、特点和优点。可供中国近现代史硕、博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以及有一定程度的史学爱好者使用和阅读。

西学东渐是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大事，影响广泛、持久而深刻。熊月之编著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独辟蹊径，对晚清西学传播全过程进行了分析，从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梳理讨论。除了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广求史料于英国、美国与日本等地，利用众多著名研究重镇的相关图书和档案，史料根基扎实，分析细致，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全书逻辑严密，文字清新，图片丰美，便于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那段波澜壮阔、色彩斑斓的历史。

《百科史学•史学名著丛书:高陶事件始末》内容简介：1940年，日本欲以诱降手段结束侵略战事，与汪精卫签署“汪日密约”。高宗武和陶希圣曾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组汪伪政权及与日本的“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在杜月笙及其门人的精心安排下，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在《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及其附件。他们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的打击。这就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

近代以来的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战争、如何走向战争，又如何记忆战争？
甲午战争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快车道，乃至最终“暴走”。
“战争”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最重要，也是最沉重的关键词。
本书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挖掘，结合实地寻访的所见所闻来呈现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二二六政变、侵华战争及日本无条件投降等历史片段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以既有的学术成果为基础，辅以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进行解说，进而为读者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并探究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又是如何被形塑的。

严安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ISBN：9787108060686
定价：40.00
本书所论的大众层面的赴日留学，是与中日不幸时代揭开序幕的同时而兴起的。因此，对精神史的考察也必须要以此为原点和基点来把它抓住、看准。
贯穿这个基点的有纵横两条轴线。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受此震惊，在国内，有国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维新变法；在外 面，日本乘机灌输、拉拢的战法奏效，启发了国人“东洋对西洋”的意识，“黄白竞争”“黄种崛起”“东亚连带论”甚嚣尘上。这样一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以及东亚的时空条件，成了发挥正面作用的横的轴线。因此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然而从留学生活的维度看，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一条经常发挥负面作用的轴线。这就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由此，作者想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

全書有中文論文八篇，英文論文兩篇。各文作者分別從近世中國公私觀念的常與變、個體和群體的統合與獨立、情感、性別與公私等角度切入，企圖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來觀察近代中國公私領域之嬗變。

《潮流与点滴》的意思有三层：其一是潮流中之点滴，其二是从潮流看点滴，其三是从点滴看潮流。
书中的篇章，不是文，而是笔。所谓“文”，是有组织有条理的作品。所谓“笔”，是片段的意想，或一时的感触，随手下笔，随笔写成的东西。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迭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共8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由北伐到抗战、平等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利用大量古地图、地理志等资料，考察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标注于地理志和地图上的疆域，那也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疆域的认识而已，它和实际疆域是有差别的。朝鲜时代（李朝，1392-1910年）的疆域观存在着夸大和错误认识，最典型的就是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认识。《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不仅考察朝鲜时代疆域观的种种表现，还阐明这些认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立碑的位置、设栅的水源，以及光绪年间乙酉（1885年）、丁亥（1887年）勘界的内幕等，《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辨正。

这是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也是一部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通过对胡适历史实践的分析进行研究的论著。
本书为美国著名汉学家J.B.格里德士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够的一部力作。作者以五四运动前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俯瞰1917-937年20年间文艺复兴运动的总体态势；通过对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杰出代表人物胡适的理论及思想活动的分析，论证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本书通过胡适的人格悲剧揭示出这样一个真谛：中国的启蒙和精英群体，如果不能从人格及情感上同封建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他们的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和奋斗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