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破除今人对民国学人、学术的不实“想象”，还晚清民国学术一个本来面貌——今人或是对民国学术无限憧憬留恋，或是认为当下的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水准。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深入、全面地展示了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的真实样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读本。
2． 考究学人间的往来交游与人事联系，回归晚清民国的具体时空，重新解读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人的学术思想——运用记录学人言行的直接材料，参酌其他报刊、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大体还原这些学人的历史轨迹，在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民国学人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世风与学风相互激荡下，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马裕藻、金毓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如何自处？
3． 重新梳理陈寅恪、傅斯年等学人的史学思想及其关联，回应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了解之同情”能否全面反映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如何理解胡适提出的 “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陈寅恪所说 “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傅斯年如何看待西学？这一观念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动因何在？傅斯年、陈寅恪对宋代和清代学术有何看法？傅斯年与陈寅恪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傅斯年留学后学术观念的突变与陈寅恪有何关系？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等人对新儒学产生的观点分歧是什么？……。
4． 探讨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变迁的重要议题，把握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从教会学校切入，探讨近代世界一体化进程后发展国家民族的普遍难题：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全盘西化还是中西汇通融合？在西学与中学将近半个世纪的争夺中，教会学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哲学”探源》梳理“中国哲学”概念的发生及入华过程，探讨跨文化传通与权力渗透的深层关系。《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在整个近代汉语言文字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重估白话文的成败得失……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关节，理清中国近代思想脉络及流风遗泽。
本书是桑兵教授多年来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十篇。这些曾在学界引起重大反响的文章，现统摄在“学人与学风”这一主题下，文章间有机结合，既有对学风产生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高明洞彻之把握，又有对学人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的客观条理之辨析，同时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学心得于其中，亦对当下的学人与学风有着借鉴和针砭意义。是史学专门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桑兵对晚清民国学术生态的剖析和呈现，一是有助于读者对当时的学人及其学术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获得恰如其分的整体判断和具体把握，并借鉴反思陈寅恪、傅斯年、金毓黻等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书中也寄托了作者对当下学术生态的批判和期望，使人反思当下重指标、重名利的学术乱象。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王朝，其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执政，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清朝政治制度仍是以皇权为核心，其制度既有中原传统王朝的共性，又有满洲民族特色，使其统治得以维系近三百。此前的研究更多根据正史，本书作者则根据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与人口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书是作者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一项语言学史考察，ISBN：9787511710307，作者：鲜明 著

清末和民国时期，有更多中国民俗研究的西方作品涌现，很为很好的作品之一就是德·卜德的《古代中国的节日》。该书填补了汉学领域有关中国宗教仪以及非正式传统对汉代思想之影响方面的研究空白，该书引发了更多的研究热情，成为对西方人对中国民俗研究、对中国汉代文化及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的标准作品。

陈汉章先生是清末民国浙江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师，他在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无所不通，均有很高的造诣。作为土生土长的象山人，他对家乡更有一片赤诚，但由于历史原因，他的著作较为零散，一直没有系统整理。自2006年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正式启动该书的编纂工作，耗时八年，在海内外学界的帮助下，终将此书付梓。全书收录陈汉章著作七十余部，既包括《民国象山县志》这样的大志，也有如《老子本证》这样的小书，同时又全录陈氏之作序跋、书信、日记、寿序、未刊稿，末附年谱，可谓搜罗备至，是极其具有史料价值的一部全集。

胡頌平先生自民國十七年起，就與胡適先生建立深厚的淵源。三十五年起更追隨胡適，擔任機要秘書的工作，有機會觀察他晚年的一切言行。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是研究胡適思想最可貴的證據。 全書長達三百餘萬字，編者胡頌平先生化了整整五年的時間編成初稿，嗣後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資料加以補充，甚至在最後校對時仍有所增補。總計此書前後歷十六、七年始成定稿，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最豐碩的資料，更是年譜史上最浩大的一項工程。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對譜主學術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輪廓。名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序文中指出，讀過本書，便可對胡適之先生一生學術思想的發展，獲得一極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本書的又一特色是具有完全的索引。在這部三百萬字的巨著中，包羅了近代史上無數的人與事，以及胡適之先生廣博的著述，為了便於研究者的檢索參閱，特就人名、胡適著述及專有名詞，分別編製索引，附於各冊之後，以利參用。最後一冊並附胡適之先生中外文著作的詳目。

徐光启沟通中西文化，广为人知，但与其同时代，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李之藻，同样致力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亚于徐光启的成就，却鲜为人知，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李之藻与徐光启是至交好友，同样师从利玛窦，学习、译介西洋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如《寰有诠》《名理探》《比例规解》《坤舆万国全图》等，其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代表性著作。他并编刻了《天学初函》等书，为中西文化交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尤其是在告别帝制、民国建元的时刻，承载着古老文明意识的历史遗迹随处可见。而如何看待、处理和安置这些“历史与记忆”，使它们不断融入“现代”中国的现代生活之中，相关讨论、争议贯穿了整个民国乃至共和国初建时期。在大量典籍、诗文、建筑、城市规划、民族国家等问题的“书写”互动下，作者直面各种形态的材料，条分缕析，抽丝剥茧，既结构化地呈现了古都北京逐渐消逝的气息，又在现代性理论上做出推进的尝试，是“历史与记忆”本土化思考的范例。

我国现在流行的学术分科滥觞于晚清，其时开始的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是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晚清发生的剧烈变动与当时经世学风的兴起、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传统学术的衰落及转型与西学的引入存在着一种关联互动关系。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也冲击了旧式书院教育体制，使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
这种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校邠庐抗议》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著作和历史文献，也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书中提倡向西方学习，体现了作者的开放思想。其中采西学、制洋器、改科举等多项建议被洋务派所采纳，进而成为洋务政策。其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根据，对清末政治的影响甚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此书作为重要的近代史文献，历来受到不同学者的重视，但成书过程却鲜为人知。此次汇校现存各版本，不仅梳理了该书文本的演变历史，全面收录了冯桂芬本人对该书的增删补录，且通过各版本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出晚清那段动荡的历史。

二十世纪落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的看法不同的是，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
本书作者论述了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後革命的连续性问题。

《大逃港》19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即记录了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的那段历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重要文件。本书以丰富的史料，系统记述了邓小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亲自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对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进行了深入介绍，包括毛泽东逝世前后的中国政坛情况、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庆３０周年讲话等。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全过程及对该决议的评价等内容。书中指出，邓小平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历史决议起草的宗旨，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建国３０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独特智慧和宽阔胸襟。

▼内容简介
《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历史性译作。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运动期间，主持了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根据当时的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不仅利用《澳门新闻纸》制定禁烟抗英策略，而且抄送广东同僚及他省督抚官员参阅，还将部分内容附奏折呈道光皇帝御览。本书以南京图书馆藏《澳门新闻纸》底本为凭据，经过细密考证，还原了这部译著完整的英文原本，将原文与译文对照排印，内容涵盖当时的军情夷务与时事百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媒体推荐
一切能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著述无不以历史真正面貌的追索为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历史真面貌的呈现又无不以丰富真实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离开史实，历史无由存在。
——周振鹤，复旦大学教授
林则徐系统了解西方国际法规则，既获益于他主持编译的《澳门新闻纸》和《洋事杂录》，也与他阅读摘译《广州记事报》等报刊、询问荣林、史济泰等华侨及外国人分不开。译文中不仅涉及西方人如何以国际法规则评判中国事务，还述及关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外国商船的国籍”、“中立国的权利和义务”、“自由贸易原则”、“领事裁判权”、“诉诸战争权”等近代国际法的知识。
——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
林则徐虽然“看世界”的深度、广度与后辈相比不够完备，但却敢于率先突破固有文化思维，探索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后来者无法比拟和想象的。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转折时期，林则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被永久载入史册为后世敬仰和发扬的。
——澎湃新闻2015年12月7日
林则徐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开启了当时中国了解世界的第一扇窗口，这在整个迂腐不化、闭目塞听的大清帝国显得尤为可贵。……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古老的译报仍然在向我们述说着那日渐久远的往事，时刻提醒我们记住：要想强大自己，就要“开眼看世界”，以居安思危的眼光审视自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融入世界，多多吸取各方、各国的长处。这在过去、在现今、在未来都是智慧之法、强国之道。
——窦虹《开眼看世界——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
全套三百餘萬字，共11冊
完整勾勒胡適思想的發展輪廓
有最完整的索引
是最浩大的年譜工程
本書曾經榮獲1984年金鼎獎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增補版》全套三百餘萬字，編者胡頌平先生花了整整五年的時間編成初稿，嗣後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資料加以補充，甚至在最後校對時仍有所增補。總計此書前後歷十六、七年始成定稿，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最豐碩的資料，更是年譜史上最浩大的一項工程。
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對譜主學術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輪廓。名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序文中指出，讀過本書，便可對胡適之先生一生學術思想的發展，獲得極清晰而深刻的認識。
本書的又一特色是具有完全的索引。在這部三百萬字的巨著中，包羅了近代史上無數的人與事，以及胡適之先生廣博的著述，為了便於研究者的檢索參閱，特就人名、胡適著述及專有名詞，分別編製索引，附於各冊之後，以利參用。最後一冊並附胡適之先生中外文著作的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