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佛道文献词汇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书全面考察了东汉佛经道经的词汇情况，以意义为单位，对词汇中的新质作了详尽的调查和陈述，并进行分析。包括4757条新质和141条同形附目。本书主要篇目为：一、绪论；二、名物篇；三、行为篇；四、性状篇；五、东汉佛道文献词汇新质分析。

在香港市區林立的唐樓中，分布著一批俗稱「道堂」或「道壇」的宗教組織，從事「扶乩」這一中國古老的降神術以及誦經活動。這類屬於道教系統的宗教團體，由於並沒有十分明顯的外部特徵，歷來不太為人所知。本書作者前往道堂實地參與觀察、訪談調查，結合道堂發行的刊物以及在香港、廣東、日本所收集的地方志、文史資料、筆記、善書等文獻資料，從信仰、功能、歷史背景與展開過程四個層面描述道堂的全貌。本書通過具有歷史視域的民族志的敍述方式，揭示出香港道堂和近現代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教、社會、歷史等各種因素間的錯綜關係。

仪式文献属于史学家新近才开始注意并加以利用的一种民间历史文献，涉及文献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文化史等不同学科和方法。本书所收录的论文，都是从民间发现的仪式文献出发，结合文献解读和田野调查，探讨中古仪式文献与晚近民间发现仪式文献之间的关系，考察仪式专家群体在仪式文献传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特定道坛科仪本为个案比较不同地区的重要道坛科仪等问题，由此展示了学界近年来关于仪式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

Recent events—from strife in Tibet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 the spectacular expansion of Chinese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globe—vividly demonstrate that one cannot understand the modern Chinese world without attending closely to the question of religion.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highlights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between historical events, political regimes,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o explore how religion has challenged and responded to secular Chinese modernity, from 1898 to the present.
 
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piece together the puzzle of religion in China not by looking separately at different relig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s, but by writing a unified story of how religion has shaped, and in turn been shaped by,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rom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martial arts to communal temple cults and revivalist redemptive societies, the authors demonstrate that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ward, as the Chinese state shifted,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consistently resurfaced in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old and new forms.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integrate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China’s religious history that is certain to become an indispensible reference for specialists and students alike.

本論文集原為國科會「道教與民間文化」的整合型計畫，與文哲所規劃籌辦的年度國際性會議合併舉行，擴大邀請學者，針對其中的重要課題作較集中的討論。其中有關早期道教史的問題，或較弘觀地探討中國宗教；或從儒家「教」的觀點思考教化與信仰的關係，探究儒家教義是否也曾經由「擬似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或探討「儒宗神教」在臺灣兩三百年中如何發展？又如何衍變？從中反映出臺灣宗教史上的一些現象；或則針對區域內的寺廟神與社區的關係，從其中的信仰形成、祭祀圈內的信仰行為等作較深入的調查，期望理解其社會、宗教的雙重意義；或則對於神祇的研究，反映出不同的信仰現象及人們對於不同神明的態度；或則有關儀式的調查，涉及國人面對集體或個人的宗教情境，如何以儀式行為加以解決，及面對死亡這一關卡時，所出現的喪藏儀式又有何意義；或則有關道教與民間文化的關係，乃涉及道教信仰如何深入民間社會，並與原本既已存在的宗教意識之間的互動關係。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王卡所著的《道教史话》是一本简要介绍道教发展历史的通俗读物，主要介绍了从先秦到当代的道教发展历史，勾勒出道教产生、兴盛、变革、衰落的简要脉络。内容涉及道家哲学、道教宗派、经书教义、养生方术、斋醮科仪和中国历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崇奉，以及道教在港台地区和中国境外的传播。《道教史话》内容丰富，具有知识性和可读性，适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早期道教與民間信仰、方術及喪葬禮俗的關係，是一個重要且頗具難度的前沿性課題。本書立足於考古新材料，結合有關傳世文獻，廣泛借鑒前人成果，運用縝密的邏輯分析，通過翔實的文獻梳理和考證，就某些重要議題加以論述和概括，提出若干新見解，豐富和發展了早期道教史的理論建構，對出土文獻研究亦有積極意義。作者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抓住核心線索，提綱挈領，小中見大、以點帶面，系統揭示出早期道教與方術、民俗的互動融合。在研究方法上，本書援入多種手法展開跨學科、立體式的綜合研究，遵循“二重證據法”的原則和精神，注重收集出土文獻及考古實物，深入發掘材料背後蘊含的豐富信息，並將其與傳世文獻進行比對和參證，藉此拓寬了以前比較單一的研究視野，有力佐證了早期道教對世俗社會的深遠影響及其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密切聯繫。

《西北道教史》包括：西北道教地理、西北历史地理概述、西北自然环境、西北政区沿革、西北民族、上古仙山、昆仑山、崆峒山、洞天福地、终南山、华山、太白山等等。

本书完整地论述了道教仪式在唐代以前的历史演变过程，认为，在五世纪以前，天师道仪式与南方方士仪式各自发展，到东晋时期互相产生影响。自五世纪以降，融摄南方方士传统、天师道和佛教的灵宝科仪兴起，且因刘宋陆修静加工整理而变得更加成熟完善，新旧各种道教传统大都借鉴或仿效灵宝科仪，道教仪式向灵宝化的方向发展。南方和北方的道教仪式原有较大差异，至北朝后期，北方道教几乎全盘采纳南方灵宝化的道教仪式，南北道教仪式基本上趋于一致。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必将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瘟病频发、疫情肆虐，人们在采用医疗措施予以应对的同时，也催生出各种驱瘟逐疫的宗教仪式。北宋以降，中国部分地区尤其是濒江临海的水域沿线地带，逐渐兴起以送瘟为主旨的礼俗活动，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打造船只（纸、竹、木等材质）遣送瘟君离境。这种遣船送瘟的做法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延续至今，遂成为族群集体性对抗瘟疫的古老记忆。本书立足于传世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材料，援引多种方法进行跨学科、立体式的综合研究，深入发掘文本的丰富内涵，系统勾勒出北宋以来道教送瘟信仰及其仪式的发展和演变。
上篇主要讨论宋元时期“送瘟”习俗的缘起及流传地域，旨在从宏观角度考察道教瘟疫醮的各种细节，着重分析宋元神霄派的两种送瘟仪式——遣瘟送船仪和遣瘟治病诀法。中篇主要谈论明清时期闽台地区“送王船”习俗的历史渊源及影响，介绍南方沿海地区盛传的两种禳灾祭海活动——“祠沙”和“放彩船”，分析《武陵竞渡略》所描述的武陵地区端午泛舟的场景流程及禁忌风俗，指出明清以来闽台地区“送王船”信仰中尚且保留了上述习俗之遗存，梳理了明清闽台方志中涉及“出海”、“王醮”的记载并对二地的差异及特点进行比较。下篇主要讨论现代台湾的王船信仰及曾文溪沿岸的王醮仪式，详细分析南台湾灵宝道派演行王醮仪式的三项核心内容——关祝五雷神灯仪、禳灾和瘟三献仪、打船醮的节次流程及宗教内涵，通过文献比对指出当今台湾道士的道法传承大抵源自大陆，与古老的中国文化及道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本成果从汉代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汉墓中的时空隐喻要素以及见诸汉画的神祇与仙谱，重新解读了"孔子见老子"图、济南无影山彩绘陶器、长沙马王堆墓帛画、长沙金盆岭晋墓等诸多墓葬考古材料。尤其是通过大量考古材料与文献对应，论证了汉晋时期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原始道教修仙思想--"太阴炼形"，并通过原始道教的神学逻辑建立起了一套死者太阴炼形成仙过程的理想模型，从而使许多令人费解的墓葬文化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学术问题，填补此方面的学术空白。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宗教史研究及宗教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朝齐梁时道教学家、中药学家陶弘景所作《真灵位业图》是中国道教最早的一部神仙谱系，是最早将纷乱的道教神灵整理为谱系和统属的代表作，在中国道教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主要内容和影响有两点：一，陶弘景提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并以此给神仙世界划分等级差别。二，本书从众多的道教神灵中抽出七位主神，其中前四位的主神已初步具备了后世道教所尊奉的“三清尊神”的神格，而高居玉清境之上的“元始天尊”则正式被定为道教的最高神，这样，道教从开始时期的多神教向一神教发展和转化中迈出了关键意义的一大步，在道教史上影响深远。王家葵教授以《道藏》本为底本，参校以《秘册汇函》本、《说郛》一百二十卷本，采用疏证的体例，对每一位神灵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本次校理本大大扩展了读者对道教神仙体系的理解，是一部高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

道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炼丹术在道教中也称黄白术。“丹”即“丹

《道教史发微》是作者撰写《道教史》中的主题论文汇编。本书论述先秦至近代道教史的核心内容，介绍仙与道各种流派的修行方法。

明正统《道藏》收道书一千四百二十六种，合五千三百零五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门。万历《续道藏》补收道书五十种，合一百八十卷，不再标明门类。正、万两部《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它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同时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宝库。
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时，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由于它崇奉老子李耳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所以它托根于东周春秋时代的道家。道有又称说黄帝，到秦汉之间，还形成一个“黄老学派”，把自己的学说、观点追溯到传说祖国文化开始的代表者黄帝身上。实际上，道教的内容杂驳，它糅合了我国古代的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老荘道家学说、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以及从先秦阴阳五行思想发展来的谶纬之学等。而它形成之时，又和当时农民起义活动结合起来，因此也吸收了当时农民羣众的某些社会理想和政治要求，如“万年太平”思想等。由于道教本身的复杂性，带来《道藏》内容的繁花纷呈。
《道藏》中收录了号称为黄帝撰著的许多哲理、兵、医书籍，收录了道家诸子的名著和各种注本，收录了道教教义、科仪、符录、仙传、山志等大量文献，甚至“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道藏》的出格收录群羣收，曾遭到儒、释两方面的非议和讥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道藏目录详注》的提要中就大加攻击。但是不少有识的学者们对于《道藏》中所收各种教外古籍，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它作为校勘、辑佚古籍和研究古代学术的资源。

本書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內容的大型工具書，吸收了國內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該書大多篇章是研究考證的結果，每篇幾百字或數十字的提要，都需要翻閱大量的工具書，細心研讀原著，對比不同道書的思想特點、文字術語特徵，才能找出判定時代和作者的證據。此書在考據學、目錄學上取得的成果，超過了翁獨健所編的《道藏子目引得》、法國施博爾主編的《道藏工程》專案，對劉師培、陳國符、吉岡義豐等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有所補充，糾正不少錯誤。該書出版後國內外學者給予很高評價。

本書內容包括：一、本書為明《正統道藏》及《萬曆續道藏》提要。所據版本乃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上海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所藏明刊正、續《道藏》。二、提要按照影印明藏各書先後順序排列，用阿拉伯數字編號。三、提要每篇皆首列本書編號、次列書名、卷數，再次在括弧內注明X冊，即涵芬樓影印本之冊數，其後列三洞四輔分類及千字文編序。四、篇卷題法：1 凡原書標明卷數者，均按原書卷數著錄。2 原書無目錄卷數而《道藏》本有卷數者，按《道藏》本卷數著錄。3 《道藏》本二書合卷或數經同卷者，按《道藏》本題“X經同卷”或“X篇同卷”。五、提要中引文均注明出處，凡引用該書，一律在括弧內注明《道藏》本該書之卷數、頁數；引其他書則注出書名、篇名，無篇名的注出卷數。六、提要之後，列附錄五種，以便檢索：1 《編撰人簡介》按姓氏筆書排列，介紹《道藏》中撰人、編者之略曆及著作。2 《新編道藏分類目錄》，將《道藏》各書按其內容重新分類編目，以便治思想史、哲學史、科技史及研究《道藏》者檢索。3 《正續道藏經目錄》，《道藏》舊目均按三洞四輔分類，今將明《正統道藏》及萬曆《續道藏》舊目附上，以便稽考。4 《書名索引》，即《道藏子目索引》。從中可查出《提要》篇目編號，及該書涵芬樓影印本和臺灣翻印本之冊數。5 《編撰人索引》，凡《道藏》各書有編撰者的，從中可查出其著作及其在涵芬樓影印本《正續道藏》和臺灣翻本之冊數及《提要》篇目編號等。

附註：2005年12月已有第三版。

一般认为，《参同契》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所着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五代末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早的《参同契》传本。
可是笔者在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道教丹经、丹书和文献典籍时发现，所谓的现存最早的（五代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直到被《郡斋读书志》（1511年）着录之前，都很少为人所知，南宋初期的《参同契》文献又一直陷落在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中。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朱熹从互相混同的众多的《参同契》文献中，挑选出彭晓《参同契分章能真义》注本，又从他提出的“先天易学”起源于丹经《参同契》的思想角度，把五代、北宋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并从“先天易学”的解释方向，删改了《参同契》经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校勘、注释书《参同契考异》。
庆元四年（1198）成书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发很大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用“先天易学”去解释和把握《参同契》注释者，与金丹南宗和北宗的丹学的思想合流，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内修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关心。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正文曾以《<真诰>》译注稿》为题在《东方学报》第68期(1996年)上连载。在连载的基础上，我们又附加了注释语彚索引，合成一册，即本书。之所以称部分成果报告，是国为本研究班本是以会读《真诰》和完译注为主要目的，会读《真诰》已经出版了共同研究班成员执笔的论文集《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2年)和《六朝道教之研究》(春秋社，1998年)。

陈国符先生和《道藏源流考》
──为《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而作
《上海道教》自1988年创刊，迄今不觉过去15个年头。15年间，中国道教的研究突飞猛进，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作为道教学术研究人才荟萃的重镇，预有力焉。《上海道教》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会刊，体现了道家海纳百川的品格，15年来办得有声有色，不仅为提高教内道众的宗教素质发挥作用，而且为国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论坛。我衷心祝愿《上海道教》今后在宗教界更加光彩夺目，并为道教领域15年成长起来的高道和知名学者表示祝贺。这15年间，也有一些享誉海内外的道教研究耆宿如王明教授、陈国符教授等相继谢世，使我辈学人寄以几多哀思和怀念。
王明先生1911年10月10日生于浙江省乐清县，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马裕藻、钱穆、陶希圣、余嘉锡、郑奠、罗庸、黄节、顾随诸先生，尤得胡适之先生赏识。1937年王明先生考取中央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生，后因回乡探亲逢日寇侵华战争爆发滞留乡间，1939年负笈至昆明重新考入西南联大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为汤用彤、唐兰先生。当时王明先生和任继愈、石峻等十余个同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楼上大房间集体生活，陈寅恪教授没带家眷，亦住隔壁，王明先生朝夕求教，陈寅恪教授有问必答，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王明老师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说他一生受影响最深的老师有三位，是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太平经合校》就是在汤用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1941年毕业后，王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史语所集刊》陆续发表《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周易参同契考证》、《黄庭经考》等道教研究论文。直到1992年3月13日逝世，王明教授一直是我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拓荒者和学术领路人。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0月14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陈国符先生少年时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当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争着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1947年又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接，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文革”期间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就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自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陈国符先生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然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先生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先生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先生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所阅读《道藏》。《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00余册。陈国符先生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先生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只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出版，并为之作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先生又花数年时间反复斟酌，续加补苴。1946年陈国符先生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道藏源流考》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曾为陈国符先生阅览《道藏》提供便利。《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赴会”。“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注视着他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研究兴趣。1982年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指示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二村拜访陈国符教授。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者也不指导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相教，要我每晚饭后到他家听讲一个小时的课。1982年3月我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先生。陈国符先生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自己体会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陈国符先生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其知识范围除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以外，兼及文史、戏曲、音乐、医药、营造学、金石等，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自诩能闻一知十，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陈国符先生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被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连没出版的书稿及论文都嘱我细读。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查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陈国符先生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叫我看过。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教授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做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教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1992年我在比利时王国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奇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先生为师，并详谈了他和陈先生的交往，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我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故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即以师生之礼向陈国符教授全家写信拜年，陈国符教授也回了一张贺年卡，邀我有时间再到他家谈学术问题。此后我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诀，历时21年终于在2001年12月钱学森老师九十华诞前完成调研任务，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话身体力行的。199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石先纪念文集》和200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的情感世界》两本传记中记载了杨石先老师和钱学森老师对我的扶持和教诲，而今我也届花甲之年，很想物色几个学生把杨石先、钱学森、王明、陈国符诸师长的道德学问承传下来。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我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道教方面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这篇论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陈国符教授关于《道藏》外丹黄白术的考据和修改《道藏源流考》的艰涩文字今天的青年学者已很少有人能读懂了，我承担此学术任务责无旁贷。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版本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先生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先生之教泽。值此《上海道教》创刊15周年之际，特记此道教学界掌故以志不忘。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3年8月27日

《道教典籍选刊：云笈七笺（繁体竖排版）（套装全5册）》乃宋代张君房所辑之大型道教类书，几录有宋以前之全部古道书。书名云笈七签者，盖因道教自神其教，谓其经文乃天空云气凝结而成，称之为云篆天书，称其书箱为云笈；道书分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总为七部，故谓七签。道藏本原书有遗阙者，亦可藉《云笈七笺(套装共5册)》补其不足，如道教灵验记原本二十卷，而道藏本所收仅十五卷，脱后五卷，即可以《云笈七笺(套装共5册)》之道教灵验记补之。又如《云笈七笺(套装共5册)》卷五七服气精义论凡九篇，而道藏本之服气精义论只收其前二篇，而将后七篇另成一书修真精义杂论，有失原貌，可据以订正。笔者自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点校此书，之后复断续补校，以其提供一较正确且较易读之云笈七签版本。《云笈七笺(套装共5册)》虽非经济之作，然保存部分中华优秀文化，其修性养生之方，确有益于身体健康，如咽液服气即为简便易行且行之有效之防病治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