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者教育学（50周年纪念版）》介绍了保罗·弗莱雷的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该理论以培养批判意识为目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教育与觉悟的关系。
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指出，教育是一个互动过程,解放既不是恩赐,也不是自我实现,而是一个互动过程。 另一方面,教育是以解放为目的的。弗莱雷批判当时社会的“储蓄式”教育把学生视为被动“接收”知识的无知者。他认为，学生“存储”教师“灌输”的知识越多,就越不能形成批判意识。弗莱雷提出,应该摈弃“储蓄式”教育,代之以“提问式”教育,以唤醒人们对世界问题的批判意识,鼓励人们不断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进而把教师和学生从“驯化教育”中解放出来。
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充满了实践理性的张力，他认为，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学应该将理论与经验、历史与现实、思考与对话、批判与参与紧密结合，其最终目的是强化选择，改造现实。弗莱雷对成人文盲教育的诸多论述同样有助于其他领域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教育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对于当今及以后的教育界认识都是难以回避的尖锐挑战。相信弗莱雷的思想会给予教育界及社会人士以有益的思考与启迪。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一直伴隨著外國人的身影。除了有共產國際和蘇維埃俄國派遣的特使、軍事顧問、志願者以外，還有那麼一批具有基督徒身分的中外人士。在那場與國民黨政府作對的武裝鬥爭和諜戰中，留下他們的足跡。然而，由於後來的中蘇關係破裂，中共不多提及蘇聯老大哥對中國革命所作的貢獻。 蔣介石政權敗走臺灣，也不想檢討那段受「基督徒朋友」蒙蔽的經歷；至於那一批捲入革命潮流中的基督徒們，大都對其那段經歷諱莫若深、三緘其口。
作者認為共產主義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參與革命給人帶來的偉大感和歷史感，恐怕是基督教無法給予的 ──就是「理想」與「獻身」，也就是說，正是這種不計代價的付出吸引著同有理想激情的人，基督教是從「未來的天國」來獲得報償，共產主義革命則可以在現實中實現，後者比前者更甚的是，它比較具體也較快達到目標。
《紅星與十字架：中國共產黨的基督徒友人》是由四個獨立成篇的人物傳奇故事組成的，故事中的主角司徒雷登、董健吾、傅連暲及薄復禮，都是、或曾經是基督徒，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在人生經歷中都跟上個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遭遇，並為中共的革命創發了關鍵的歷史效用，但卻被中共的黨史忽視。
名人推薦
※感謝　旅美華人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陳宣明牧師 專文推薦
※感謝　美國洛杉磯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李靈牧師 專文推薦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政治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在震撼世界的十天裡，為世界帶來一連串的騷亂與迴響。俄國革命所釋放的能量，至今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整個世界政治的運轉。
本書主要在探索這場革命發生的原因以及過程。從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開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冬天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為止。解放農奴的法案通過後，俄帝國緊接著行政組織的改革，但多數法案卻含糊且矛盾。改革產生了新的社會、政治與思想的活力，但這些力量卻與當下的沙皇體制捍恪。於是人民的力量在壓縮許久後爆發，終促成了俄國人民的革命….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收录研究论文近二十篇，分为“视野与方法”、“知识与制度”、“革命与治理”三部分，大体涵盖了作者近年来涉足的主要研究领域，展示了作者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与成果。

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节日就作为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场域受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政府的重视，在默许和迎合民间旧有节日传统的同时，引入和创造了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节日。在延续旧传统和创造新节日的过程中，华北根据地的节日空间不断扩展，节日娱乐被赋予了更多革命性意涵。
本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1937～1949年华北根据地的节日文化生活进行考察，关注节日生活背后的传统与现代、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变化，探讨华北根据地以节日为切入点开展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过程。

增订版《原则》将在原文基础上补充重要内容：柄谷行人2017年11月25日在明治大学所作讲座发言的文字稿，题目为《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中，柄谷回顾了他在2000年时发起组织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并且基于对该运动的反思，对《原则》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柄谷强调，这场运动的出现是与他所从事的哲学批判活动分不开的。运动的契机源自于柄谷对交换样式D（联合）的思考，后者中包含着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契机。而该运动的解散，则给他在2002年以后的批判工作带去了新的课题。除了重提流通领域运动的重要性之外，柄谷还尤其强调，只有当同时扎根于本土并指向“世界共和国”，“联合”才是可能实现的。

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Revolutionary Bodies is the first primary source-based history of concert da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ing over a decade of ethnographic and archival research, it analyzes major dance works by Chinese choreographers staged over an eighty-year period, from 1935 to 2015. Using previously unexamined film footage, 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 performance programs, and other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ources, Wilcox challenges the commonly accepted view that Soviet-inspired revolutionary ballets are the primary legacy of the socialist era in China’s dance field.

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对其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认为，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存的且通常孤立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过时体制的历史，由于缺少捍卫者而消亡；革命议会的历史；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其领导人；军队的历史；新制度的历史等等。所有这些历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 各类心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因而应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这一解读，无疑会引发争议，也注定会刺激更深入的思考。
本书根据法文版译出。
英国《泰晤士报》——所有当权者都应该学习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书。作者对大革命的经典理论不屑一顾，他用心理学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他用极为生动的文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弱势角色，以及公会成员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领大革命党人的是神秘主义因素，能让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响。没有大革命，便极难证实理性难以改变人，因此，一个社会并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来构建的，不管他们考虑的有多么周全。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的研究目的，乃在於從中國政治思想的内在結構與其在中國政治史裹演變之角度，分析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理論、正當化以及正當性。在此目的之下，將要具體分析中國易姓革命的典範及模式、中國易姓革命正當化的思想來源(天命論、五德終始說、符命說及讖緯說)、中國歷代易姓革命之正當化措施以及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對各易姓革命的正當(統)性之評估(正統論)，來企圖重構中國易姓革命的理論及其之正當化理論。
《中國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當化以及正當性研究》供高等院校的教師、學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以及其他有關學者、讀者參考使用。

燥热的空气，爱恨分明的人们，秘密、爱情、伤痛、死亡，自由和革命！
在这条革命之路上，加夫列尔从青涩的少年成长为拿起武器战斗的男人。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1976年11月到1979年7月的尼加拉瓜，这个时期是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时期。
身为当权者之子的小神父加夫列尔， 来到雨林边的一个小村子开始了大型教堂壁画的创作。以过客的身份进入这村子，使他有机会直面底层人民的生活，亲身经历革命的火焰，遇见一段伤痛的感情。随着革命之火烧到了村子，面对环境的剧烈变化，不论国家的命运如何，革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加夫列尔都不得不做出命运的选择，从少年蜕变成男人。
对我而言，革命是人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没有找到屈服于现状的解决方式的一种表达，是对自由的肯定。
——本书作者艾玛纽埃尔·勒巴热
《革命之路》里是充满暴力的世界。被压抑的、非道德的、摧毁着肉体和灵魂的暴力，革命却不大可能通向自由的、理想化的暴力，人破茧而出摆脱儿时状态的暴力，情感、欲望、激情澎湃交织的暴力。
但终究，这一切皆非暴力，一切皆为人性。
——法文版编辑克劳德·根德罗

人微言轻的民众、晦明不定的言论，何以动摇法国王室的统治？
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作品，视角独特的法国大革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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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有人在威尼斯听见了水怪的嚎叫，巴黎人以讹传讹，纷纷议论是土耳其人率领80万大军，乘 坐200艘帆船，意欲攻打威尼斯。
1721年，著名大盗卡图什被捕，各种版本的故事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来描述他曾经的“战绩”和悲惨的结局。
1769年，巴黎盛传教皇暴毙，这个谣言的产生只是因为法国国王宣布了一个活了100岁、名叫勒帕普的士兵的死讯。
法国大革命前夕，流言蜚语充斥巴黎街头巷尾，各个阶层的人都被裹挟其中。法国著名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着眼于普通民众，通过研究当时的日记、警察报告、手抄新闻、回忆录和巴士底狱档案，她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巴黎公众已经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的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表达明确的意见，而政府一方面认为民众不够成熟、冲动或无知，另一方面通过密探系统对于民众舆论进行严密的监控。在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前，巴黎的普通民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化，进而从崇拜国王转为处死国王？这种精神变化又是如何发生发展，直至深入人心？这正是本书着力阐述和尝试回答的问题。

Beginning in the 1920s thousand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set out for Soviet Russia. Once there, they studied Russian language and experienced Soviet communism, but many also fell in love, got married, or had children. In this they were similar to other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o were enchant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ured to Moscow by it.
The Chinese who traveled to live and study in Moscow in a steady stream over the course of decades were a key human interface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and their stories show the emotional investment backing ideolog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y embodied an attraction strong enough to be felt by young people in their provincial hometowns, strong enough to pull them across Siberia to a place that had previously held no interest at all.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went home, fought a war, and then, in the 1950s, carried out a revolution that was and still is the Soviet Union's most geopolitically significant legacy. They also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in Moscow and passed on their affinities to millions of Chinese, who read Russia's novels, watched its movies, and learned its songs. Russian culture was woven into the memories of an entire generation that came of age in the 1950s - a connection that has outlasted not just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also the subsequent erosion of socialist values and practices. This multi-generational personal experience has given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 emotional complexity and cultural depth that were lacking before the advent of twentieth century communism - and have survived its demise. If the Chinese eventually helped to lead a revolution that resembled Russia's in remarkable ways, it was not only because class struggle intensified in China due to international imperialism as Lenin had predicted it would, or because Bolsheviks arrived in China to ensure that it did. It was also because as young people, they had been captivated by the potentia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help them to become new people and to create a new China.
This richly crafted and narrated book uses the metaphor of a life-long romance to tell a new stor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ese lives were marked by an emotional engagement that often took the form of a romance: love affairs, marriages, divorces, and

1943年波兰华沙，16岁的蜜拉(Mira)每天要面对华沙犹太区贫民窟的种种生存磨难，另外也身兼母职需要照顾她的妹妹汉纳(Hannah)。然而因为纳粹德国党卫队的入侵，所以贫民窟的居民都将被处决。蜜拉加入了反抗军，一同坚持了28天。对蜜拉来说，这28天决定了她的心属。蜜拉初尝恋爱的滋味，但是她同时喜欢上两个对象。她该选择冲锋陷镇对抗纳粹军队的阿默斯(Amos)?还是在地下碉堡照顾孤儿的丹尼尔。

张爱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上将。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核工业的领导者之一，改革开放的主要支持力量，曾与胡耀邦等一起被称为邓小平文革复出后的“四大干将”。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57个开国上将，张爱萍应该是最有个性风骨的。他不是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嫡系，却分别在两位曾经的军团长（彭德怀、林彪）身边担任副总参谋长。他非常有个性，连毛泽东、邓小平都让他三分，被人称为“刺头将军”。
本书约45万字，是作者历时16年采写其父张爱萍将军，并以对话形式成书的传记式作品。通过父子两代军人的对话，记录了晚年的张爱萍将军对自己戎马生涯的回忆，特别是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与思考。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