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と唐という巨大な帝国に挟まれた六朝四百年は、北方異民族の脅威や王室相克の下に、いくつもの王朝が目まぐるしく興亡を繰り返した時代であった。漢帝国四百年を支えた儒教に代わって仏教や道教が興隆し、旧来の価値体系は大きな変化を余儀なくされた。「文学篇」では、この激動の六朝時代に、中国古来の神話的地理誌である『山海経』が如何に受容されたか、という視点から、六朝人の世界観・宇宙観の一端を考察する事を目的とする。採り上げるのは、『山海経』の注釈や「遊仙詩」によって知られる六朝始めの詩人・郭璞と、その郭璞と遊仙詩風の継承関係が指摘される六朝後半の詩人・江淹である。
「図像篇」では、検討の対象を、動乱の六朝四百年に先駆ける漢帝国四百年に拡張する。『山海経』が「異形」の博物を描いた図像を扱うことはよく知られる。しかし『山海経』の図像に関する研究は明代以降の図像の比較研究に留まり、六朝以前の人々が目にした古図研究については殆ど手つかずのままである。
これに対して本著では、とくに漢魏六朝の政治・文化を動かした異形の瑞祥イメージと、『山海経』の異形の神話的博物との関連性を推測しつつ、「瑞祥」と政治・文化の関係を中心に漢魏六朝に於ける神話的図像の
諸相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本书为余欣主编的《中古中国研究》的第一卷，收录了来自中、日、美、法等多个国家学者的13篇论文。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政治、思想、宗教、美术、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既不乏对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成果，也有以往关注较少的比如历学方面的研究。从论文集中也可一窥当代学者对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想法以及中外学者选择研究对象的不同偏好。

【目次】序論／上篇：中古注釈学をめぐる学術史的背景（漢魏両晋注釈家の序文・釈奠礼と義疏学・南斉の国学と釈奠・都講の再検討・高座について）／下篇：中古注釈書研究（郭象による『荘子』刪定・賈大隠の『老子述義』・『考経』玄宗注の成立・御注『孝経』開元初注本をめぐって・韓愈の排佛論と師道論）

杂传又称别传，区别于正史中的传记，往往杂有不经之谈，后世演化为传奇小说。整理者竭十余年心力，对盛行于汉魏六朝的杂传作了全面搜罗，汇集三百余种，为研治古代小说、中古文学甚至明清小说戏剧的重要参考书。
编辑推荐
一、辑佚全面。作者全面地辑录了从两汉到六朝见于史书、类书、史注的杂传，并能将同一条目之各书引文尽数搜罗，互为比勘，使佚文校录臻于完善。
二、编次合理。是书把完整篇段、零章短句均汇集于一人之下，加以编次，读者自可从中可以看出关于传主的材料、传说、史实，部次清晰而学术价值自明。
三、辨伪准确。史料传承时，出现的讹误、伪作，作者均能一一辨之，去伪存真，得其本原。
四、校勘精审。作者在辑录的时候，能够汇集众本，校异同，择善而从。
五、体例全面。每一人之传，标有传名、题注、作者，正文后必要时还附有述评，便于研究者使用。
内容简介
《汉魏六朝杂传集》（全四册），辑录了起西汉之始（公元前206年）讫隋亡（公元618年）的整个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作品，共分为两汉杂传、三国杂传、两晋杂传、南北朝杂传，凡三百余种，洋洋一百余万言，整个汉魏六朝时期有佚文存世的杂传作品，几乎囊括无遗。同时，《汉魏六朝杂传集》辑录杂传，篇名之下均置题注，扼述该传之历代著录、补录情况。如有旧辑本，亦说明其见载之处及得失善劣。又略及作者之生平著述，传主之生平行事。其有歧疑者，则参纳古今学者之研究，稍事考辨。所辑得的每一种杂传之佚文，均略据所叙人事，分条罗列，并于其下注明出处，书名、卷数俱列全称。至如征引之题名同异，亦一一列举，不厌其烦。凡一事而见诸多处征引者，则以某引为本，校以他引，择善而从，或同或异，或补或删或改，均出校语，条列其下。差异较大者及其他需特别说明者，则加案语，附各条之后。辑录所据之本，均以历代精校、精刻、精印之善本为主，并参校其他传本。古籍旧注尤重汉魏六朝及近于汉魏六朝之书，类书则多以南北朝唐宋所出为主，明清类书亦采，资证而已。如某传有前代辑本，亦取作参考，体例科学。

《中古文学系年(套装上下册)》是陆侃如先生的遗著，全稿八十余万字，是他在一九三十七年至一九四七年花费十年时间写成的。解放以后，他对原稿又不断进行修改、补充，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逝世为止，因而，《中古文学系年(套装上下册)》可说是他生前的一部力作。
《中古文学系年(套装上下册)》以年为纲，以人为目，上自公元前五三年扬雄生，下迄公元三五一年卢谌死，共收录中古时期一百五十二位作家，详细考证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及著作年代。书中征引书籍数百种，资料极为丰富，对史书记载和旧说不确者，则时有订下，解决了不少疑问题，对中古文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在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課題一直是以教義史、教團發展史為主要的方向。近年來，歷史學界開始將學術眼光轉移至文化史的研究上，尤其是對一般民眾的生活史、文化史的研究工作開始蓬勃的開展。地藏菩薩是中國四大菩薩之一，已不限於佛教範疇，成為民間信仰的共同成分。但若檢視地藏經典《大方廣十輪經》或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其中所顯示的地藏信仰內容，與今日我們所習知的地藏菩薩有相當差異。地藏信仰的內涵的轉變是經由何等歷史情境使然？對地藏信仰的影響是什麼？又影響了中國死亡文化什麼？研究時間斷限從地藏信仰傳入中國五、六世紀開始到地藏信仰轉向冥界救贖並且逐漸定型的唐末五代，即是以中古時期為主。
本文首先檢論佛教菩薩觀以及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起源，再討論地藏菩薩信仰的起源及其在印度的發展、傳入中國的時間等。第二章論唐代前期的地藏信仰，重點在玄奘新譯的《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對地藏信仰的影響。第三章分析唐代後期地藏信仰開始往死後救贖發展的主因，將分析中晚唐時出現的二部地藏偽經，對地藏信仰與十王信仰結合的影響，尤其側重討論《地藏菩薩本願經》的影響力，最後分地藏造像、地藏菩薩十齋日以及密教對地藏信仰的影響三部份，分析唐代晚期到北宋初期地藏信仰的實例。

从《汉书》初设《五行志》，直至《清史稿》，中国古代正史中有18部正史含“五行志”（或与“五行志”性质类同的志书）。千余年间正史“五行志”的撰述绵延不绝，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正史《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包含的“五行志”内容丰富，容纳大量历史信息，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化。《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五行诸志的书写方式怪异，充斥着种种非理性主义的因素，但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则反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折射出该时代的“自然灾害”等问题。这种“怪异”书写，其实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北周史君墓》中北周史君墓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西距汉长安城遗址约6.6千米，南距唐大明宫遗址约1.6千米，与北周安伽墓相距约2.5千米。2003年6—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该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石门、石堂、石榻、金戒指、金币和金耳环等十分珍贵的文物。所出土的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图像做装饰，图像内容涉及祆教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题材。据石堂上的铭文记载可知，墓主史君为北周凉州萨保。该墓的出土是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

《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内容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传教是世界三大宗教——影响，本书介绍了对佛教发展起重要推动的一批高僧，内容丰富是一本颇有价值的佛学研究文献。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续编(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一九四。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四二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一九四四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四六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哩出版规则到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繁体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翠家。

本书荟萃了西方著名汉学家杜希德、姜士彬、伊沛霞、葛涤风、陈美丽、霍姆格伦等先生研究中国中古时期高门大族和统治精英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门阀士族作为中古时期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其本质究竟如何认识？是贵族政治，皇权政治，抑或官僚政治的变态？西方学者综合利用传统文献和新出资料，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社会流动、大族人名、地方基础、政治权力、姻亲关系、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尤其对于门阀士族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权力构成进行讨论，各申己说，交互辩难，展开极为有益的探索和争论，构成中古士族研究百年学术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书既是对西方学者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总结和反思，也期望借此推动中古士族社会和中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晋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五卷。是一部关于襄阳人物、山川、城邑的重要历史文献。可补汉末、三国以及晋代史书的遗缺。此书元明之际已无完本，虽经清人校勘辑补，但讹脱尚多。此书作者黄惠贤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辑佚校勘工作。对于人物补充五人，删去二人，连同山川、城邑、牧守，增加了一百六十一条，并考订其他辑本出误入习书者十五条。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好的辑本。此书原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后再无重印。此次作者同意交给中华书局，以竖排繁体整理本的方式出版，并加以修订，纳入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主要内容：陈健梅的《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是在清人钱大昕、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杨守敬以及近人金兆丰等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沿用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对三国孙吴的政区设置这一复杂艰涩的问题，做出了更为系统、准确的复原；同时，还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分析经济开发、交通位置等地理要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三夷教在古代中国，显非主流宗教，也没有流传到近代。如果不是由于考古发现的激发，学者刻意探索，三夷教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及其影响，殆不为人所知。因而，对三夷教的研究，可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其与当前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殆无任何直接的联系，自然难以产生时尚所追求的社会效益。至于其学术价值，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自己略有所见，也应避卖瓜之嫌，更何况身在庐山，本来就看不清。不过，忆当年身为研究生时，业师蔡鸿生先生指示就该领域去作学位论文，余遂穷尽办法，检索收集有关研究的论着目录，发现无论国内国外，不管和平时期抑或战乱时期、冷战时期，总有那么一批学者前赴后继、持续不断地从事该领域的研究，个中还不乏真正饮誉全球的学界泰斗；由是而深受鼓舞，也就一年一年坚持做下去。
对中国学者而言，三夷教的研究实际是属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范畴。而就这方面，蔡鸿生先生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之道和有关识语，演绎概括了如下的核心思想：
中古时代的文化传播，既是渐进的，又是曲折的。由于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来自“文化本原”的直接传播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辗转间接”纔是普遍存在的方式。因此，为了探索一种文化因缘在空间上的展开，也即为何从此地传入彼地，必须找出中间环节，纔不致于架空立说。

本书全面考述汉魏六朝、唐宋以及元明清时期汉水流域治所城市（及部分非治所聚落）的建城过程、城郭规模与形态、城郭内外之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划，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汉魏六朝时期从散居向聚居的演变以及城居与村居的对立、唐宋时期特别是唐代地方城市中里坊制之实施情形及其实质、明清时期治所城市城墙内外街区的功能分划及其原因等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之认识的观点。

《郝懿行集(套装全7册)》收录了清代著名经学家郝懿行研治经、史、训诂的大部分著作和诗文、笔记。包括《易说》、《书说》、《诗说》、《郑氏礼记笺》、《春秋说略》、《春秋比》、《竹书纪年校证》、《汲冢周书辑要》、《荀子补注》、《山海经笺疏》等22部，以及诗文、杂著9部。《郝懿行集(套装全7册)》是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