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一书系统探讨南朝雅乐歌辞、永明体、绝句体、七言诗等代表性文体之新变现象。全书交叉运用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南朝学风与士族文化的考察，对乐府“以数立言”的体式创新与九言诗之兴、永明声律审美的继古与开新、绝句诗确立的文化语境、《柏梁诗》作为七言诗体始篇的地位确立与南朝新兴文士的自我士大夫化等论题做出富有新意的研讨，展示出中国文学体式从汉魏风骨走向盛唐气象的内在脉络。
南北朝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文、史、儒、玄、佛、道等各门均有新变代雄，其中诗文体式之新变尤为显著。本书第一章探讨南朝雅乐歌辞的文体新变，以宋、齐、梁三朝祀五帝歌辞的体式变化为考察线索；第二章讨论促成汉语诗歌从自然协韵之古诗发展至讲究平仄粘对之近体诗的声律审美实践；第三章讨论此期五言四句体的发展及其所反映的绝句文体观念；第四章探讨梁代文士标举《柏梁台联句》为七言诗始篇的背景及其对七律兴起的影响。结语剖析南朝文体新变与学术文化的走向，认为文士自觉的新变追求和实践，是“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形成的重要动力。南朝文体新变所表现出文化取向与创新精神，是其时学术文化创造极为活跃的重要原因，为隋唐文化开放的盛世到来奠定了基调。全书在多学科视野中考察南朝的文体新变现象与其时学术文化的内在互动，准确、深刻地揭示此期史籍所言“诗体甚新变”“属文好为新变”的表现形式与深层内涵，有助读者认识古代文化价值系统的阶段性演变机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北朝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结束了我国从八王之乱起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原混战的局面。后世的隋唐两朝都是继承了北朝，他们的开国皇帝们的祖先都是北朝名贵，并且又从军事和政治制度等各个领域都沿袭北朝并加以更好的发展和创新。本书围绕北朝政治与社会做了深入讨论，颇具学术价值。

《在汉帝国的阴影下》是一本研究南朝初期士人思想发展的学术论著。该书由概述汉末政治社会背景入手，在分析了汉末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流民等背景的基础上讨论了魏晋南北朝初期南方诸朝诸文官机构的发展、士族的崛起、士人思想的萌芽发展等相关政治文化内容。

综观整理研究碑刻文献的著作，其体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缺陷。毛远明先生通过全面总结，分析比较以往各种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的得失利弊，在科学整理与研究碑刻文献方面独辟蹊径：分时段全面收集碑碣1400通，制作成拓片图录；据图录准确释文，并加上现代标点；广集众本，精心校勘；对碑铭中的疑难词语简要注释和考辨；并辅以提要。历经十年，终于完成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撰成200万字的巨著，以8开本，分10册于2008年由线装书局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二作为一部重要的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该书有很多优点值得称道，有很多特点值得借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评价。第一，材料收集全面碑刻文献材料的零星、散碎，不易获得，一直是制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利用的瓶颈。本书作者通过多种渠道，全面搜集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包括已公布的所有图版，亦有部分属于首次刊布，经过严格挑选，精心辨别，去伪存真，编制出需要整理的目录。其著录原则是有原石现存，或虽无原石而有拓本的碑碣、石阙、摩崖、画像题记、地券、墓志、镇墓文、造像记、刻经记、佛经节缩刻石等，极个别重要的石刻摹本，也酌情收录。现无拓本者、原石过残无法辨认者、铭刻文字太少，于文史研究价值不大者，未予收录。石经、高昌砖志已有专书行世，为避免重复，不予收录。选文的时间下限是二○○七年底以前所有公布，或者已经出土，尚未公布的汉魏六朝碑刻，共著录汉魏两晋南北朝各类碑刻达一千四百余通。第二，体例科学严密该书著录的所有碑刻，一律按朝代先后排列，南北朝时期则先南朝，后北朝。同一朝代者，则以刻石年代为序，墓碑、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碑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提示，而根据内容可考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一朝代相应的碑刻之后。书前有目录，书末有碑目提要，检索极为方便。所收碑铭以楷书录文，对碑铭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等均适当照录；原刻中的衍文、脱文、倒文、重文符号等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只是在注释中作出说明或考辨。石刻录文与拓片图版放在一处，同时刊出，便于比勘复核。碑铭正文之末括号注明主要资料来源，以便使用者比勘、复核。每一种石刻都在题目下扼要介绍石刻出现的时间、地点，流传情况；石刻的形制、尺寸、书体；与该石刻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这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意义重大。第三，校勘准确精审从宋代至今，已出土的汉魏六朝碑铭中，有一部分曾经有人陆续释读过。可是由于石面泐蚀残缺，铭文模糊；或者书体多样，古文篆隶，草楷行书，众体纷呈；或者文字俗讹，异体充斥，所谓六朝书体，满目榛芜，给碑文的释读设置了很多障碍，使得碑铭释文错误很多，几乎没有哪一种书没有释读方面的问题。《校注》严格依照碑版，对过去的释文进行精心校勘。不仅校正了首次公布的释文错误，而且对《隶释》、《隶续》、《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两汉金石记》、《授堂金石续跋》、《古志石华》、《汉魏六朝墓志汇编》等历代碑刻释文著作中的误释，一一予以清理、考辨，有理有据，结论精准。如一九九○年于河南省偃师县杏园村出土《元睿墓志》，首次公布于《考古》（1991年9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该墓志535字，《校注》纠正了其中释文错误多达10处。我们不妨抄录两条，以显示其考证之严密，校勘之精审。原释文：其弈叶连辉，繤戎継徳。校注：繤：同“纂”，继承之义。“戎”，《考古》作“戌”，误。“纂戌”不可解。查核原刻，本作“戎”，大的意思。《尚书·盘庚上》：“乃不畏戎毒于远迩。”孔传：“戎，大。”又，《康诰》：“殪戎殷。”蔡沈集传：“殪灭大殷。”《诗经·周颂·烈文》：“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毛传：“戎，大。”郑玄笺；“念此大功。”“纂戎”，继承并发扬光大先人的事功业绩。《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渊纂戎祖考，君临万民。”《晋书·乐志下》：“纂戎洪业，崇皇阶。” 原释文：少 ，训无外假。校注：“少”下一字“门”清楚，内部泐。《考古》作“ ”，遍查群书及出土材料，没有发现“ ”字。谛视之，应是“ ”字，即“阙”的异体，缺失之义，释文误读。：同“庭规”，谓父教。语出《论语·季氏》：孔子在庭，其子伯鱼趋庭而过，孔子教以学《诗》《礼》。“阙庭规”，失去父亲。又作“失庭训”、“亏庭训”，均为丧父之义。《抱朴子·外篇序》：“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夙失庭训。”《旧唐书·刘赞传》：“子弟皆亏庭训，虽童年稚齿，便能侮易骄人。” 该书校补前人的释文，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补出阙文。汉碑历经千年，泐蚀不清者比比皆是。《校注》根据现存拓片，补出前人著作中的大量阙脱之字。如校汉碑《三老讳字忌日记》时补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３字，校《李禹通阁道摩崖》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４字，校《封龙山颂》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５字、补陆增祥《八琼氏金石补正》６字，校《三公山碑》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７１字、补洪适《隶释》６２字等。其二，校正错误。言简意赅指出前人释读错误之处，惯用格式“某，某书作某，非（或误）”。仅举一例，如校汉《衡方墓碑》，纠正《汉魏石刻文学考释》误释８处、《秦汉碑述》误释４处、《山东金石志》误释３处、《金石萃编》误释２处、《隶释》误释１处、《泰山石刻大观》误释１处、《汉碑集释》误释１处。此外，作者还据碑刻订补史书。如据北魏墓志校补《魏书》达数十条，内容涉及人名、地名、时间、官爵、称谓等史籍基本要素方面的问题。不妨钞几条以飨读者：１．《郑羲下碑》：“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注［19］碑版)“晔”字清晰，《魏书》作“煜”，《八琼室》也作“煜”，是史误，并影响《八琼室》呢，还是剪本之误，不可的知。《魏书》本传称“父煜不仕”，但此碑谓“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可补史之阙。２．《元桢墓志》：“以太和廿年，岁在丙子，八月壬辰朔，二日癸巳，春秋五十，薨于邺。”注［8］：《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载：南安王桢，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邺，“是月，疽发背，薨。”《魏书·高祖纪》：桢薨于二十年八月丁巳。传作“五月”，误；纪作“八月”，是也。但“丁巳”，又当是“癸巳”之误。均当依墓志正之。３．《元贿墓志》：“君讳贿，……侍中、使持节、都督冀定幽相四/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卫大将军、定州刺史、乐安简王之子。”注［2］：乐安简王：元良，元范长子，袭封乐安王，谥简。据志，乐安宣王为雍州刺史，乐安简王为定州刺史。《魏书·明元六王传》不载乐安宣王作雍州刺史事，而以为乐安简王为“雍州刺史”，当以志为正。４．《穆纂墓志》：“又南荆州刾史桓叔兴蛮夷狂勃，背国重恩，归投伪主。”注［6］：桓叔兴叛魏奔梁，《魏书·肃宗纪》以为“正光二年五月”，《梁书·武帝纪》作“普通二年七月”，普通二年，即北魏正光二年。以志主死于正光二年二月，则桓叔兴叛必在二月以前。二史所书误。第四，注释简洁精要碑刻语言典雅凝重，深奥难懂。又好引用，多典故。据初步统计，北魏墓志527通，直接或间接引用《诗经》达1215处（吕蒙《汉魏六朝碑刻引〈诗〉考》，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如此大量的典故，要是没有注解，一般人便难以读懂，因此，《校注》作者花了大量功夫，注释碑文。如《邓羡妻李榘兰墓志》，注释指出了三处用典：释文：自来仪君子，四徳渊茂。注释：来仪，凤凰来舞而有容仪。语出《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谓出嫁。释文：造次靡违，巅沛必是。注释：造次：仓促，匆忙。《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释文：河苇之路匪遥，载驰之思余远。注释：此二句谓离家虽近，而不归省。典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郑玄笺：“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为其广。”序谓“《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又《鄘风·载驰·序》称，卫懿公被狄人所杀，其妹许穆夫人思归而不能得，作此诗。尤其是，前人因曲解典故而致句读误断，《校注》对其作了很好的注释，如《元澄妃冯令华墓志》：“《易》称一人得友，《诗》著三五在东。”《墓志汇编》释 “友”作“文”，且曲解典故，释作“易称一人，得文诗著，三五在东”，殊不可解。其实，《易·损》：“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诗经·周南·小星》：“嚖彼小星，三五在东。”郑玄笺：“众无名之星，随心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诗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有贱，能尽其心矣。”这样一解释，涣然通脱矣。书中注释涉及面广，包括指出碑文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衍文、脱文、倒文，也包括订正前人著录或释文的错误，还包括疑难词语的考释。如注释《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注文21条，其中15条指出20个非标准用字，3条指明典故，2条解释疑难词，1条校正其它释文之误。作者释词时不是简单给出词义，而是涉及到考释词源。如注［1］释“朐忍”：朐忍：县名，汉属巴郡，晋作“朐 ”，乃受“朐”类化而加偏旁。故城在今重庆市云阳县旧县。以其地下湿，多朐忍虫而得名。朐忍即蚯蚓的音转。其得名理据，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本草纲目》卷四二。《校注》对碑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也简要作注，在补正史书方面意义重大。如《元晖墓志》注文［6］“河间简公”：河间简公：谓元德。《魏书·昭成子孙传》：“忠弟德，封河间公，卒于镇南将军，赠曹州刺史。”与墓志不同。元晖是元忠兄元德之子。《魏书》本传记为“忠子晖”，误。当是“忠从子”。《北史》作“忠弟德之子”，是也。同时，《校注》还指出碑刻对人物的讳饰之处，便于读者知晓历史。如《崔混墓志》注［21］、《元均及妻杜氏墓志》注［15］、《寇臻墓志》注［18］等。作者注释精当确切，旁征博引，体现出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文风。如《祀三公山碑》仅196字，但注释达21条，条条精当，不容辩驳。四《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作为一项重大的科研工程，前后历时10年，如今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不过，工作还在继续。作者又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一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词汇研究》，一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典及语料库》。与此同时，作者指导的研究生也参与了相关课题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碑刻文献研究的人才。《校注》既有对碑刻文献的整理，又有对碑刻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部融二者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为汉魏六朝语言文字研究，以及当时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著作是当代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式的力作，作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科学实用的、操作性强的整理碑刻文献的样本，这一著作的问世必将带动整个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健康地向前发展。《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线装书局 ISBN:9787801069474 2009年11月已出版 定价：300元《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收录2008年以前出土或著录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德各类碑刻文献。主要收录有实物、拓片、照相、摹本的碑刻，包括碑志、砖券；同时兼收历代金石著作、总集、别集、报刊中著录的碑刻铭文，包括原文过录和仅著录题目者。总共著录碑刻近2600通，可以反映汉魏六朝碑刻文献的基本面貌。线刻画像、石窟造像、石雕刻、石棺椁、墓道塞石、石柱、石阙、石器具以及其他石质建筑图案，凡无文字者，或文字太少者，碑刻阙泐太严重者，不予收录。所收碑刻一律按刻立时代先后排序。具体为西汉、新、东汉、三国魏、三国蜀、三国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同一朝代，再以刻石年、月、日先后为序，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后世迁葬或补刻者，以迁葬或补刻时间为序。石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而根据内容可孜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其他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朝代相应石刻目录之后。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童丕（éric Trombert）是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PHE）和国立科研中心（CNRS）联合组建的UMR 8583研究组的成员，并兼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四系和综合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研究导师。童丕先生原来专攻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尤其是借贷契约和寺院账簿。本书即其代表作，1995年由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后，获得法国汉学界的较高评价。全书分4章，第一章分资料选择与研究方法、契约的形式演变与结构和分类３部分介绍原始资料；第二章着重探讨吐蕃占领时期的粮食借贷，包括对三个代表写本的研究、借贷契约所展示的敦煌农业生活、粮食借贷所反映的敦煌社会的某些方面３部分；第三章研究１０世纪的织物借贷；第四章探讨了９—１０世纪借贷条件的演变。书中并附借贷契约分析图表18种、借贷契约编号对照一览表等相关资料信息。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中国的贵族的风范大量呈现在这部书里。
《世说新语校笺》正文分为三卷，按篇加以编号。书后附有词语简释和正文出现人物的人名索引。

原《经典释文序録疏证》《经籍旧音序录 经籍旧音辨证》合并再版

本书是何兹全主编的《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东汉末年城乡经济的破坏，依附关系到隶属关系、贫富对立到贵贱对立的过渡，国有土地的扩大化和国领民户的依附化，皇权、豪门强宗矛盾斗争的又一轮， 空虚无救中找解脱等，是何先生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

《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许逸民
在我国学术史上，“《文选》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选》学”肇自隋唐，绵延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其间有兴衰起落，却一直没有断绝。说它年轻，则是因为“《选》学”在“五四”时期横遭贬抑，此后又长期处于学术边缘地位，研究者甚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推动下，“《选》学”的悠久学术传统与重要学术价值得到重新确认，并被提升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课题，“新《选》学”研究从此揭橥而起。经过十数年的开拓进取，现在“新《选》学”的研究局面已蔚然可观，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研究成果，均可以跻登当今“显学”之列。尤为可喜的是，“《选》学”在复兴创新的进程中，充分表现出底蕴深厚、视野开阔且生机无限的特点，让人对其日后持续发展的后劲一致看好。
随着“新《选》学”的兴起，古老的“《选》学”洗心革面，再展青春。它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积累的注释、雠校功夫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指导思想的提高，充分运用当代历史学、文艺学理论，从编纂、版本、校勘、训诂、辞章、评论等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对《文选》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因此，在短短几年中，“《选》学”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譬如《文选》的编纂者问题，《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成书年代问题，以及《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李善注版本源流问题等等，正在逐一得到新的诠释，有的问题已经获得了较为圆满的结论，也有的问题则接近于达成共识。当然，研究是没有止境的，目前摆在“《选》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依然举不胜举。在“《选》学”研究者前行路途上，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说迄今还属于难解的谜团。其他姑且不论，我们下面将要向读者推介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它里面所指的《唐钞文选集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2000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3巨册。这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在我国的第二次辑集出版，也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仅有的三个辑本中最新的版本。今天我们可以非常便捷地披读《文选集注》的残卷，当然也就能够肯定《文选集注》是隋唐“《选》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然而这样一部卷帙繁多的“《选》学”要籍，查遍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却不能找到片言只字的记载，岂不怪哉？那么，究竟《文选集注》为何时何人纂集，成书于何朝何代，流播始末如何，于何时散佚，散佚后残卷又如何被发现，如何会在我国辑集出版？这一连串的疑问，至今尚未全部揭穿谜底，不能不激发起我们继续破解的强烈欲望。
说起《文选集注》的发现，倒是一件颇具传奇色彩的事情。《文选集注》残卷初次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大约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时当清末光宣之际。发现者名董康(1867—1947)，字绶经，江苏武进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大理寺推丞、法律编修。自号诵芬室主人，平生以藏书、刻书著称。董于光宣之际，使日访书，据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①，知金泽称名寺中藏有《文选集注》零本，遂前往访察，共得32卷。他当时断言：“《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此说一出，不啻如一声惊雷，日本朝野为之震动。日本学者“白诸政府，列为国宝”。此事之梗概，见董氏所撰《书舶庸谭》卷八日记(1935年5月13日)②。
稍后，时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罗振玉(1866—1940)，于清宣统元年(1909)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顺道访录秘籍。罗氏本拟亲往披览《文选集注》残卷，以行程匆匆未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跋语)。十年后的1918年，罗氏将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16卷，总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一并影印到《嘉草轩丛书》中。其中惟自藏的第49、第59两卷为原卷影印，其余则全用摹写的本子，还有一卷更是原卷的小字誊抄本，又据罗氏自序，当时海盐张氏亦藏有二卷、楚中杨氏藏有一卷，以故未能编入③。可见罗辑本既不能反映残卷的原貌，又搜罗未广。不过它却是《文选集注》残卷复归中土的首次辑印本，筚路蓝缕之功盖不可没。
1911年，罗振玉举家东渡，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购地建宅，以著述遣日。到了1919年，决定携家返国，“归国之际，举其寓宅所得，捐赠以为东海旧钞本《文选集注》印行之资，以此托君山、湖南两先生”④。后来，日本友人果然不负所托，自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终将《文选集注》残卷悉数编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印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本》(以下简称京都本)凡10集，《文选集注》见于第3至第9集，所涉及的卷数为第8、9、43、47、48、56、59、61、62、63、66、68、71、73、79、85、88、91、93、94、102、113、116，共计23卷。这是《文选集注》的第二个辑集本，开本阔大，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采录之富亦远胜罗振玉首次印本。只可惜山海悬隔，能进入我国者实在太少，研究者难得一见，故此本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若能在中土出版《文选集注》残卷的完全辑本，这是我国学者的一个宿愿。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是位有心人，他在1994年讲学日本期间，全部复制了上述京都大学辑本，归国后，又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最终于1998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下简称上海古籍本)。与京都本相比，上海古籍本保留了京都本的优点，一切据原卷影印，开本同样很阔大，印刷同样很精美。非但如此，上海古籍本后出转精，还有许多地方超拔于京都本之上。简要说来，上海古籍本在两个方面有了重大提高，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一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
以周勋初教授的《前言》为据，上海古籍本的收录总数计有24卷，比京都本多出的一卷是第98卷，乃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提供，周教授认为此即当年罗振玉未尝寓目的海盐张氏遗物。除此之外，天津艺术博物馆提供了周叔〖B82A〗捐赠的第48卷的后半，并入京都本第48卷后几近完帙。又，京都本第73卷原阙2页，今据国家图书馆所藏补足；京都本第61卷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下阙25行，亦据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藏书补足。至于上海古籍本如何改善编次体例，周教授解释说，当初京都本影印时，因为原卷非一时一地征集而来，只好按照收到各家藏品的时间先后、按照藏品原样随机编入，故不免造成重出或序次上的颠倒。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意在重新校理，所以专门请复旦大学的陈尚君教授通读一过，严格依照《文选》的卷次编定前后顺序。又在卷首重拟篇名目录，以便于检索。
由此可证，上海古籍本决不是简单直接地翻印京都本，而是一次全新的辑集和整理。它所采录的残卷数量比京都本多，编次体例也比京都本更具备学术水平，使得《文选集注》能以最整饬的面目重新示人，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虽然现在还不能说上海古籍本已经把《文选集注》残卷网罗净尽，但它在目前现有的3个辑本中雄踞首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执此而作结论，我以为上海古籍本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家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称赞上海古籍本为“《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实还出于对《文选集注》自身价值的考虑。从版本学与文献学方面说，《文选集注》既为唐代写本，则如同敦煌写卷一样，乃属于国之重宝。加以《文选集注》堪称隋唐“《选》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成就代表着千年“《选》学”所曾有过的辉煌，这本来就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说到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略作一点介绍。
《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凡120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60卷本为底本的，只是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编次井然有序。首录李善注，次录《钞》(《文选钞》)和《音决》(《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可谓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钞》、《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是名副其实的稀世孤本。即令它所引录的李善注、五臣注，也以其出现于宋元诸刻本以前，因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钞》和《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又见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D037〗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那么，《文选集注》所称《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此说如能成立，则《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谓“《文选钞》六十九”，实乃“六十”之误⑤。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钞》与《音决》的作者非同一人，《音决》为公孙罗撰“殆无可疑”，而《钞》则当出于李善弟子之手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钞》也许要早于李善”⑦。不管怎么说，几乎近于失传的公孙罗等早期注家的《音决》和《钞》，能够藉助《文选集注》这个唯一的载体传诸今世，丰富了我们对“《选》学”初始期的认识，拓展了我们今天进行“《选》学”研究的根基，这的确是《文选集注》的一大贡献。
与《钞》和《音决》相类似，陆善经注也是依赖《文选集注》才得以流传。关于陆善经其人注《文选》事，史志鲜见记载，惟《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谈及“明年(指唐开元二十年，732)五月，令(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成”。然而《文选集注》各卷屡引陆说，故当今研究者多以为陆氏有成书⑧。陆善经注与李善注、五臣注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借助《文选集注》去研究，但他的书到底什么样子，看来只能窥其一斑了。
前面已经说过，《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的，而据唐人记载，李善注本身却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多种繁简不同的本子⑨，那么《文选集注》所采用的到底是哪种本子呢？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曾做过极细致的比较研究，以为《文选集注》的底本“自李善注本身至类目、篇题、正文，最存李善本之旧”10。另一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则持相反的意见，以为《文选集注》“拥有最多的旧李善注”的说法欠妥，应该说“《文选集注》的李善注参差不齐，显得非常不均衡，可见其与现存版本的系统不相同，它是将原来的李善注特别增补改订而作成，可说是后出的李善注”11。关于这场争论，我国学者傅刚认为：“其实，《文选集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也比较了数卷，发现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善注多于刻本，而有的部分是集注本中的善注少于刻本，还有的部分相差不多……唐宋以来，士子竟以《文选》为学习的主要典籍，抄写甚多，讹误自然难免。又由于各抄写者情况不同，嫌李善注烦琐者，可能有所删减；而嫌李善注简略者，可能有所增添，因此，现行刻本的善注并不一定是李善原貌，而抄写本虽然时代较早，但也仍然可能是改变过了善注。”12学者们各持一说，恰好说明《文选集注》中的李善注除了具有公认的版本校勘价值，它本身的存在形态及其流变历史也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关《文选集注》的内容和学术性质，上面已谈了很多，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提到，这就是《文选集注》的编纂者及其成书时代问题。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佐证资料，概不涉及具体撰人，而其写本出自何时何地，则我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各有其说。早期的说法，无论中外均较慎重。如日本森立之说：“《集注》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日本斯波六郎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3在我国，董康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罗振玉则谓书中“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我国当代学者对《文选集注》的看法，似乎更加倾向于唐写本的判断。以台湾学者邱〖C97D〗〖EE6B〗为例，他的研究结论是：“考《集注》既早佚于五代，而流散于东瀛，今独此一种，当是我国唐写之本也。”14他的论据是：“《集注》或于刘〖BB63〗国史馆修撰任(936)以前已亡佚于中土，公元948年日本藤原良秀批点《后汉书》古钞本(日本天历二年批点本今存)，旁注引《文选集注·甘泉赋》‘伏钩陈使当兵’注‘当主也《音决》多浪□’一条，与日本九条本古钞《文选》旁注‘当主也’、‘多浪反’正合，九条本旁注系引《文选集注》，斯波六郎氏已论及。则彼时《文选集注》已传于日本，据日人道长《御堂关日记》载公元1004年(长保六年)十月三日‘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元白集》持来是有闻书也’云，同年十一月三日奉《集注》入宫。据此，则《集注》早佚于中土而传于东邦，亦可知也。复次，《集注》为百二十卷本，卷帙浩繁，虽入于日宫，而后乃散佚于僧寺，迨清末于金泽称名寺所见，仅三十二卷而已。则后来《集注》一度不甚见重，或竟弃若敝屣，故未尝见有影钞本(罗振玉东渡始抄得一种)，亦可知也。”(同上，第830—831页)周勋初教授辑集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名径题“唐钞”，显然是服膺邱先生的论点。
总之，《文选集注》虽然现在只剩了不多的残卷，但它却是当今“《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一笔巨大宝藏。即使只从学术史这个小的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考察“《选》学”之滥觞，那么《文选集注》正好是通向隋唐“《选》学”堂奥的一个明晰路标，只不过探索路途中布满了迷宫，需要我们加倍付出努力，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当前，“新《选》学”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亟待拓宽视野、亟待深化的紧要关头，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及时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举无异于雪中送炭，必将大大改善“《选》学”乃至整个唐前文学史的研究条件。因此，每当检读《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之际，我们都不会忘记周勋初教授、陈尚君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为此奉献的诸多辛劳。
注：
①《经籍访古录》卷六《总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沉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及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
②董康《书舶庸谭》卷八：“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日记)
③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序》说，“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
④日本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语，转引自《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所撰《前言》注［三］。
⑤如屈守元《文选导读》的《导言》里说：“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钞》六十九卷，并公孙罗撰。今日本所传《文选集注》的残本，采入《钞》和《音决》：古抄三十卷本的旁注、标记，也时时引之。向宗鲁先生认为，《钞》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志》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钞》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64页)
⑥如台湾学者邱〖C97D〗〖EE6B〗的专题论文《〈文选集注〉所引〈文选钞〉研究》，在列表研究了《钞》与《音决》的互异之处后，认为“上表所见《钞》与《音决》注之有无、存缺，不相一致，亦可证两者原非一秩，盖其原本各自为卷帙，且其为注为音，各有其人，殆非同出一人之手也”(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17页)，“若吾人可推定《集注》所引《音决》为公孙罗无疑，则愚见以为《集注》《钞》当不可能同为公孙罗”(同上，第718页)，“此《钞》之撰作，自非扬州江都(吴地)之人而受业于当代‘选学’大师之李善弟子辈，不能也”(同上，第721页)。
⑦详见傅刚《文选学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⑧如向宗鲁《书陆善经事》说：“《集贤注记》称‘事竟不成’，而《集注》多引其说，则陆氏固有成书，岂善经初受命与王(智明)、李(玄成)同注，事旋中辍，善经卒发愤独成之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74页)傅刚教授也说：“《文选集注》不仅引陆善经说，而且注明陆善经本与诸本的异同，这说明陆善经是有一个完整的注本的。”(同注⑦，第138页)
⑨［唐］李匡FDA5《资暇集》：“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释其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10�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953页。
�11�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2�同注⑦，第140页。
�13�同注10，第935页。
�14�《唐写本〈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跋》，转引自《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第848页。

《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全2册)》讲述了：牟润孙先生1908年生于北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受业于陈垣先生、顾颉刚先生，并从柯劭忞先生受经学。早年曾任教于河南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台湾大学。1954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港，就任新亚书院文史系主任、新亚研究所导师，兼图书馆馆长；文史系分立后，任历史系主任。196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首任讲座教授，直至1973年退休。1988年11月逝世于香港。生前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牟润孙先生治学博贯经史，淹通掌故，勤于著述，为世所重。历年发表的论文，最初结集为《注史斋丛稿》，于1959年8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共收论文十四篇，乃其五十岁之前的著述。198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注史斋丛稿》增补本，补人其后二十多年间的论文十二篇。牟润孙先生逝世后，其弟子李学铭、佘汝丰先生等，依据先生遗愿，将牟先生生前选定的七十篇文章合编为《海遗杂著》，199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海遗杂著》所收文章内容广泛，包括史事考证、政事述论、思想阐发、人物回忆、往事追述、名物商讨，以至小说、戏曲评论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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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兵器战争究竟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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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对古代战争的想象都源自演义、小说等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战争场面都不过是小说家的幻想与虚构而已，并不是真实状况。本书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与整理，从散落史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借助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细节，展现出丰富、生动 的历史原貌。同时，本书对骑兵和步兵的作战模式和战术演变做了详细的论述，对战争中如地理、季节、财政等因素对战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由此，本书也补充了正史、古籍所未详述之处，通过一部军事史的写作，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做出了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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