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当代知名左翼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莫伊舍·普殊同 蜚声国际的代表作
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著作奖
推动20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型
拥有英、德、法、西、日等多个语言版本
【内容简介】
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普殊同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了一次彻 底的重新阐释。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提出了许多质疑，并给出了对马克思的核心论述的全新阐释。为此，他发展出了一系列概念，旨在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并克服结构与行动、意义与物质生活等熟悉的二分法。
这些概念引向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性质和问题的原创性分析。根据这一全新阐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不仅在于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而在于一种由劳动本身所产生的非个人的社会统治形式。无产阶级劳动和工业生产过程被描述为这种统治的表现方式，而非人类解放的手段。这一再阐释带来了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运动特质的批判性分析。它将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发展形式和社会劳动结构与居于资本主义心脏处的异化和统治联系了起来。普殊同指出，这样一种重构将为一种更加适用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奠定基础。
【名人推荐】
本书是自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1982）以来，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政治经济理论所展开的最佳分析。它显然是普殊同经年研究与长期思考的成果，也是那种值得人们等待的著作。
——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伦敦大学政治学客座讲授）
普殊同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真正尝试对政治经济学予以批判的理论家之一。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所长）
普殊同雄心勃勃地试图复活马克思理念的生机。在分析这些理念时，他以马克思所嘱意的那种历史特殊性为门径，而非依从后来那些引人误解的、超历史的、普遍化了的理解。这部精深的阐释之作将为试图理解其雄辩论述的读者带来丰富的教益。
——罗伯特·海尔布伦（Robert Heilbroner，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在这部复杂、精深、论述详瞻、极富教益的著作中，普殊同对《资本论》的核心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和再阐释。该书论述严格、周备，即便对那些对资本主义动力怀有其他看法的人而言，也是一部核心读物。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普殊同的论述既重要又富于挑衅性。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沃里克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
在这部人们期待已久的著作中，普殊同为资本主义危机之所以无法在不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结束，提供了新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他为弥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常常为人所遗憾的“经济学缺漏”做出了长足的贡献。
——马丁·杰伊（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
普殊同的这部著作是至今为止以拓展法兰克福学派视野的方式最为彻底、最为严格地重新阐释马克思成熟社会理论的著作之一。
——慕唯仁（Viren Murthy，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副教授）
在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这一成果迭出的当代领域中，这部书是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
——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西北大学哲学教授）
他的研究丝毫没有那种“回到基本问题”的著作所特有的枯燥，他所揭示的范畴——商品、劳动、价值、时间——和这个世纪中被分析的所有范畴一样迷人。当马克思的方案和源自《大纲》的后资本主义生活远景结合起来时，这一方案突然变得比晚近的某些辩论更富生机，而那些辩论的主题正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所预示的东西束之高阁。
——珍妮·舒勒（Jeanne Schuler，克瑞顿大学哲学副教授）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zech: Moc bezmocných) is an expansive political essay written in October 1978 by the Czech dramatist, political dissident and later politician, Václav Havel. The essay dissects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of the time, life within such a regime and how by their very nature such regimes can create dissidents of ordinary citizens. The essay goes on to discuss ideas and possible actions by loose communities of individuals linked by a common cause, such as Charter 77. Officially suppressed, the essay was circulated in samizdat form and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It became a manifesto for dissent in Czechoslovakia, Poland and other communist regimes.

From the author of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d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 book to think with through the political impasses and cultural confusions of our day” (Harper’s Magazine)
Hannah Arendt’s insightful observations of the modern world, based on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past, constitute an impassioned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Arendt describes the perplexing crises modern society faces as a result of the loss of meaning of the traditional key words of politics: justice, reason, responsibility, virtue, and glory. Through a series of eight exercises, she shows how we can redistill the vital essence of these concepts and use them to regain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exercises is to associate, in action, with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fruitful mind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当今世界已逐渐走向精神政治时代。
数字技术正从单纯的监控向主动的操控过渡，人们凭感觉做出的所谓“自由决定”将很快被操控。
无所不在的大数据和新自由主义伦理观造成了资本主义权力的转移和扩张，破坏了个体自由，压制了个体的空间和自主性。
本书扣人心弦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导致的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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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炳哲作品系列（见识城邦出品）
《精神政治学》
Psychopolitik
《爱欲之死》
Agonie des Eros
《在群中》
Im Schwarm
《他者的消失》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疲怠社会》
Müdigkeitsgesellschaft
《娱乐何为》
Gute Unterhaltung
《暴力拓扑学》
Topologie der Gewalt
《透明社会》
Transparenzgesellschaft
《美的救赎》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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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韩炳哲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富有才思智慧的享受。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哲学家
韩炳哲属于这一类哲学家，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寻求改变世界之道，甚至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内部参考》（Inside Higher Ed）
这本书揭示出，在大数据时代，批判理论将且必将重整旗鼓。
——威尔•戴维斯（Will Davies）
大数据时代形成的纷繁现象，需要新的哲学思维和框架，韩炳哲的几本书堪称最敏锐、最犀利的时代探测器，是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思郁，自由写作者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几本小书，大题小做、举重若轻，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多个层面，是东西方人文精神碰撞的结晶，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何道宽，翻译家，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
在韩炳哲看来，工业资本主义并没有转向共产主义，而是从后工业的非物质生产方式逐渐演化为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于是我们进入了“精神政治学”的时代。新自由主义虽有自由之名，实际上只不过是放松了身体控制而走向了全面的精神控制，由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所形成的精神性的“全景敞视监狱”无所不在，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们貌似有了自由之“身”，但是“精神”却被囚禁于其中而不自知。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韩炳哲以其哲学的睿智与分析的犀利，迫使我们去反思数字网络媒体时代的生存情调与伦理处境。他推进了大众社会考察的很多关键范畴，比如对倦态与山寨的思考，在本雅明的技术复制与福柯的生命政治之后，他发现了“数字全景监狱”的新现象，以此把社会批判理论推进到“心灵政治学”的层面，重新连接了哲学与经验。在他的思考中透露出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夏可君，哲学家与策展人
这本书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对政治价值的深彻考问。数字化时代的浪潮把精神政治推向尖峰；掩卷沉思，才发现一切新鲜面孔背后都是精明权力的老把戏。
——贾克防，西北师大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韩炳哲是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在他精确、冷静的诊断之下，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物联网种种技术进步都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秩序对人类生活的全面宰制。资本主义这一以自由为名的型态早已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联合体，它不再用身体的强制、思想的管控维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是渗透到我们精神的每一个角落，感官、情绪、欲望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生产—消费机制的利用对象，让我们在丝毫不觉得丧失自由的情况下拱手出让自己的自由，这就是韩炳哲所说的精神政治的含义。在这样的统治秩序中，我们主动按照功绩社会的竞争标准进行自我管控，因此深陷抑郁症的旋涡，我们将自己的爱欲投射到各种感官消费之上，因此遭受爱的无能为力，我们沉浸在社交媒体的群体话语噪音中，却无法形成任何统一的集体整治行动。韩炳哲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与福柯、阿多诺、列维纳斯、阿甘本进行思想碰撞，揭示出这个时代的严峻危机。
——杨小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大数据的应用，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精准……精准营销、精准医疗等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可以预测、推演的时代，任凭感觉而生的行动是任性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音乐、电影、艺术带来的感动是可以被测量的吗？还是人类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数据的囚徒？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空间与自由需要重新被思考，重新被定义。
——郑悦，《IT经理世界》杂志编辑总监
在《精神政治学》中，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将批评的炮火集中到了大数据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身上。韩炳哲指出，新自由主义政权催生出了一套更甚于福柯笔下“全景敞视监狱”的权力操控系统，这种权力技术恰恰是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的颠倒——顺从的主体对于自己的屈从性恰恰是毫不自知的。权力技术不采再取禁止、防护、镇压的手段，而是伴随着主体的积极参与、自我袒露和过度消费。换言之，大数据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数字化阶级社会，除了福柯（和边沁）的“全景监狱”之外，在韩炳哲笔下进一步诞生了一个“筛选监视机制”。对新自由主义与数字化阶级社会的分析，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它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其答案就在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哲学家对主体的超越性之中。
——毛竹，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世界哲学》编辑部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五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他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法学文献、外国的史料，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本书将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置于美国文化、政治与制度语境中，深入分析自美国重建时期至经济大萧条前夕塑造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美国例外论。例外论观点认为，美国基于其共和政府和广泛的经济机遇而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可以避免欧洲面临的历史变迁、大规模的贫困和阶级冲突等问题。然而，内战经历、迅速的工业化以及宗教承诺的衰落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观念的历史变迁。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正是诞生于这场危机，它们的发展正体现了保留例外论理想的利益对这些历史变迁的逃避和驯化。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展自身知识传统时，如何对历史意识、政治需要、职业结构以及可利用的科学概念做出反应，如何以自然科学而非历史学为基础建立模型，并嵌入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作为作者，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用了五年时间写作本书英文第一版，当然，所投入的精力远远不是时间所能说明的。本书总结并综合了我本人自1955年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那一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研究著作《过度中央集权化的经济管理》）。
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这一点桅成了本书和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一般都局限于分析某一领域的问题——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
这本著作或许有助于理解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体制特征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它也可能无法为人们提供所谓的“指南”。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中国读者必须认真考察其他各种因素。在这方面，国际上也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我想，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学术界自己进行最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问题所在。

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不但是表明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人民关系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而非只是高层的政治与外交的历史。我们的关系向来受到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前往中国的美国的私领域所定义。来去两国间的他们是顾问，是学生与老师，是劳工、知识分子、创业家，至今依旧如此。本书收录中美人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共有历史的精彩文章，作者重新讲述了当时著名的旅居人士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了我们数个世代所继承的中美关系基础的文化大使，现在却不为人所知。所有认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都一定想阅读本书。
——柯伟林（哈佛大学教授）
在广泛、高度原创并且可靠的研究支持之下，徐国琦的作品确实另辟蹊径，充满学者风范与聪明才智，重新定义了整体国际历史研究的某些关键面向，其中更以中美关系研究为最。本书专注于个人而非国家、政府等各种体制机构，呈现出重要并发人深省的“共有历史”主题，讲述中美人民彼此的相遇。他不使用复杂、模糊或无意义的专有名词为读者带来负担，而是说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陈兼（康奈尔大学教授）
《中国人和美国人》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建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徐教授师承入江昭教授，研究领域纵横出入于多重国际关系的脉络，睿见频出。本书正是国际级史家技艺的展现，不仅可以替有心问津斯道的后来新秀指引方向，也是一般读者向历史探求智慧的启蒙凭借。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徐氏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而非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主导一切。……“共有的历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经历的希望、沮丧、挫败，掌握此一取径将可扩展至其他主题的研究；它可以贯穿于文化交流、政府活动、商业伙伴、军事合作、技术转移等各个层面，通过具体个案来探索与之联系的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中美之间的经历和意义，找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合作分享、冲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义。
——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本书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意义的重要著作，它追溯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再造过程。针对公共哲学的概念，《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提出了一种哲学的论证和一种历史的论证。其哲学主张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一种声称政府应该对关于良善生活的各种竞争性见解保持中立的政治理论——是不充分的；其历史的观点则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程序自由主义在不断地为美国的政治话语创造词汇，它已经排挤了共和主义对公民身份和自由的理解，并开始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公共哲学大行其道。在桑德尔看来，程序自由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民共和主义，并给美国的民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只有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才能消除美国民主的不满。

托克维尔这本书，是为了当时的法国、当时的欧洲，针对当时法国、欧洲的现实问题而写的。《美国的民主》背后串联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在法国、在欧洲催生出较好的民主制度来？
托克维尔要写的不只是“民主是什么”、“什么是美国的民主”，而是进一步针对法国人解释：我们应该如何为一套较好的民主做准备。以美国有过的民主经验为本，协助法国人从中学习，替自己未来必然要走的道路做准备。这是托克维尔真正的用心，也是我们两百多年后重读这本书时，仍然应该记得的前提。民主是我们无法抗拒的未来，只是在这个未来中，有较好的民主，有较糟糕的民主，如果能够借由美国的例子来辨认出较好的民主，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下许多不必要的错误。
通过这本书，作者希望能够呈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让那些狂热的民主派了解：民主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光辉灿烂，更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梦想。民主有其众多必要的基本条件，缺乏一定形式的政府、缺乏一定的人民习惯，民主不可能正常运作。
同时，让那些反民主的人知道：民主有其高贵之处。民主的高贵，是让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高贵，有一点尊严，而不是让极少数的人拥有所有的高贵跟尊严。我希望让他们了解，不管他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就是会朝愈来愈平等、愈来愈民主的方向发展。

本书讲述的华中地区某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过程和状况，为读者提供了新颖而富启发性的视角，是一部有一定思想冲击力的学术著作。
本书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生动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村、组织和农民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和生活实态，人物鲜活、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同时又对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不可多得的“深度描写”。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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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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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20世纪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错误？这本《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国家规划中的各种失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揭示了导致所有这些规划灾难的共同条件。《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认为，这些失败教育我们，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必须要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书系的骨髓所在。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海国图志丛书》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书的写作提纲。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凝住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论辩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的社会行为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亨氏名之为“普力夺主义”(praetorianism)的状况，也是导致反叛、军事政变以及软弱和组织不力政府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后者随着诸如政党和法制系统之类组织的设立或衍变为更复杂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类的逻辑。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这套《韦伯作品集》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桥译丛》中精选出来的十余种韦伯论著组成，即包括了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学术与政治》包括了韦伯小传、韦伯的政治关怀、韦伯的学术、增订版序钱永祥、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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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共提出了几十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其问题的提出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让读者了解其他人所处的窘境，而是让他们自己陷入自身的窘境。真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通过身临窘境的体验，读者在读本书时，至少要对几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并自己尽力找出答案。
——顾肃，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