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神话学》解构了当今盛行的三个神话——走向衰落的新自由主义、正在兴起的社会排外主义和一直存在的环保怀疑主义。作者对公共舆论中普遍存在的论断，如社保制度在财政上难以维持、移民让社保体系不堪重负、能源转型代价太大、社会救助有损福利体系、“移民”比穷人更受宠、欧盟规则不可改变等进行了剖析和反驳，旨在增强民众对经济神话学的免疫力，让政治家摆脱经济学致命魅力的蛊惑。我们发现，经济神话学主要的作用是转移公民的注意力，让他们远离真正需要担忧且勇敢面对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走出经济神话学，呼唤政治话语的回归。

即使是那些怀疑巴斯夏作为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的人也会同意，他是一位天才的政评作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经济新闻记者。"为了介绍现在您手头这本收入了他写给普通公众的最成功的文集，我们倒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同意熊彼特对巴斯夏的苛评，他说"他不是一位理论家"，但这一点却也并不足以抹杀他的地位。在其非常短暂的写作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他确实曾经想为他的一般的概念提供一种理论上的论证，但他最终没有讨得专业圈内的欢心。如果一位针对公共事务仅仅撰写了五年评论，然后在绝症迅速地侵袭他的时候，在几个月时间内，为自己截然不同于既有学说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可能真的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然而，人们可能会问，恐怕不会仅仅是他年仅49岁时就英年早逝才使他没有取得更大成就。但是，他那雄辩的著述当然证明，他对什么是重要的问题具有洞察力，也具有把握事物本质的天赋，而这按说是能够为他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对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
证明这一点的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收入本书第一篇、他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中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正是因为他把整套这种观念浓缩为这么几个单词，所以我才在上一段中称他为"天才"。他围绕这句话组成的一篇文章，就清楚地阐明了一整套自由至上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这句话尽管只是头一篇文章的题目，实际上它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挈领。巴斯夏在反驳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谬见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阐明了其含义。我后面将会提到，尽管他所驳斥的那些看法，今天只是穿上了一件更为复杂的外衣，但其实质自巴斯夏以来，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首先我想就他的核心观念的一般含义多说几句。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经济政策措施的当下的和可以具体地预测得到的效应判断这些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不可能实现某种可以维续的秩序，还将必然一步一步地丧失自由，从而阻止了比我们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更好的东西之出现。自由对于各不相同的个体充分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限制他们以自己乐意的任何方式服务于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已然阻止了什么样的有益的行动。而所有的干预行动，就正是这样的限制。当然，这些干预行动总是许诺要达到某些明确的目标。只有在完全阻止一些个体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但却有益的行动的时候，政府的这类行动才能每次都达到其事先预见到的直接结果。其后果就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一个接一个，并且不受对作为一种普遍原则的自由的忠诚的约束，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几乎所有方面丧失自由。巴斯夏把选择的自由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决不能出于权宜的考虑而牺牲自由，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假如只有在废止自由的具体损害能够被明确指认出来的时候才尊重自由，那么，自由的任何方面就都不是不能废止的了。
巴斯夏对他那个时代谬种流传的观点予以迎头痛击，今天，很少有人再像当时那样那么天真地使用那些论证，但我请读者不要自欺欺人，以为同样的谬论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已经销声匿迹了：今天，那些观点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出现，因而也更难察觉。读者如果逐渐认识到以更简单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大量谬误，那么，当他看到从那些看起来更为科学的论证中得出的同样的结论，至少就会更为小心。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就是用那些最日新月异的证据来论证那些十足错误的见解，这些见解的魅力非常之大，因为从它们那里推论出来的定理太令人愉快或者是太方便了：支出是好事情，而储蓄是坏事情；浪费有益，节约会伤害广大群众，钱掌握在政府手里，要比掌握在民众手里更好一些；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政府的职责，等等等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想法仍在大行其道。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巴斯夏在驳斥这些看法的时候，有整个专业经济学家队伍都站在他一边来反对利益集团所使用的那些流行的俗见，而今天，同样的看法却是由某种极有势力的经济学派，用门外汉根本就不懂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提出来的。在这些谬论中是否有某一点，人们原本以为巴斯夏已经将其一劳永逸地驳倒了，恐怕再也难以见到其复活了？这一点还真成疑问。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在巴斯夏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抗议太阳竞争的陈情书》中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然而，法国一本颇为有名的经济学史教科书的最新版上却为这篇文章加了一条脚注："必须注意到，按照凯恩斯关于不充分就业的假设，及乘数理论，严格地说，蜡烛制造商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有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巴斯夏驳斥了那么多我们似曾相识的经济学万应药，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危险他却似乎没有预料到。尽管他也批驳了他那个时代信用问题上的种种奇谈怪论，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由政府赤字造成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却不是太大的危险。在他看来，支出的增加必然立刻导致要加捐增税。原因就在于，在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只要一生经历过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就再也不会容忍货币持续贬值这样的事再发生。因此，如果有读者看到巴斯夏觉得需要反驳的那些很简单的谬误之后有一种优越感，那他应该记住，就某些方面而言，一百年前的那些人其实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明智得多。

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那些关于穷人的冗长啰嗦的经院研究，那些使用《李尔王》中诸如“居无定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疲惫不堪”等绘画般的描述，难免会使人感到厌烦。有些事情，就像李尔王告诉瞎子格洛斯特的那样，“一个人不用眼睛看就能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的确，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
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目前，可供使用的贫穷识别方法有许多种(如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贫困等)，不过，每一种方法中都还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要从整体上描绘贫困，还必须超越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因为，要在贫困人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关于贫困的整体画面，“加总”问题将无法回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贫困产生的原因是很难回答的，贫困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无需做太多分析，但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在近期关于饥饿现象原因的研究中，贫困的起因具有特殊重要性。
这本专著所关注的正是这些问题，本书的重点是关于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第1章从一般意义上引入了基本方法，包括对“权利体系” 分析。之所以在详细论述贫穷概念之前就进行这一分析，是因为“权利方法”是这本著作的核心。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了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度量问题。第4章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饥饿这一特殊问题。第5章分析“权利方法”。随后几章分析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案例：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第6章)、1973至 1975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第7章)、70年代早期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第8章)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第9章)；第10章是关于“权利方法”的总结，即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系的联系。
本书有四个附录。附录A给出了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交换权利的公式化分析。附录B借助于一些模型说明了“交换权利失败”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在饥荒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附录C研究了贫困的度量问题，详细阐明了已经得到应用和已经提出的各种度量方法。最后，附录D以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为例，分析了饥荒死亡人口的分布问题。
本书原本是为国际劳工局世界就业计划(World Employment Programme of ILO)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他们的耐心，因为本书的完成比我原来的设想要迟得多。我也衷心感谢费利克斯·波克特(Felix Paukert)等人与我关于收入分配和就业计划的有益讨论。朱迪思·海尔(Judith Heyer)和乔斯莱恩·肯奇(Jocelyn Kynch)对本书初稿的评论也使我受益良多。很多学者都给我提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建议，他们是：莫胡狄恩·阿拉姆基尔(Mohuddin Alam-gir)、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阿塞特·布赫塔克基亚(Asit Bhattacharya)、罗伯特·卡森(Robert Cassen)、迪盘卡·查第尔基(Dipankar Chatterjee)、普拉米特·肖德赫利(Pramit Chaudhuri)、阿米亚·达斯哥普塔(Amiya Dasgupta)、梅纳德·德塞(Meghnad Desai)、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马戴恩古普尔·古什(Madangopal Ghosh)、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卢斯·格拉斯(Ruth Glass)、泰仑斯·戈曼(Terence Gorman)、凯斯·戈利芬(Keith Griffin)、卡尔·哈米尔顿(Carl Hamilton)、鲁戈·哈弋(Roger Hay)、朱利斯·霍尔特(Julius Holt)、雷弗·约翰森(Leif Johansen)、J．克里西纳莫第(J．Krishnamurti)、穆库·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阿肖克·米特拉(Ashok Mitra)、约翰·缪尔鲍尔(John Muellbauer)、苏奇·佩恩(Suzy Paine)、戴比达斯·雷(Debidas Ray)、戴布拉·雷(Debrai Ray)、萨米尔·雷(Samir Ray)、塔班·雷坎德胡利(Tapan Raychaudhuri)、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乔恩·罗宾逊(Joan RobinSon)、苏曼·萨卡（Suman Sarkar)、约翰·希曼(John Seaman)、里翰·索布罕(Rehan Sobhan)、K.苏德拉姆(K.Sundaram)、加罗斯拉夫·瓦尼克(Jaroslav Vanek)和亨利·万(Henry Wan)等。
本书中还引用了我早期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经济和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73、1976)、《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1976、1977)，《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6)、《剑桥经济学月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月刊》(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经济学文献月刊》(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80)和《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附录A到附录C，都使用了一些数学概念和符号，但是，本书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公式化的。对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不过、即使不参阅附录，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包括案例研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由于本书的主题非常重要，我将尽可能使其通俗一些。可以不谦虚地说，在这本专题著作中，我所作出的分析是相当有实际意义的。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内容简介：他们曾被说成是白人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牺牲者。他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陷阱，前路不明……为什么贫穷，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这是《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探讨的主要问题。《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两位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15年以来，为了弄清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又会导致哪些特定问题，从而不断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贫穷的本质》的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同时，《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第二台柱。1976年，他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对资本主义再作反思，集成本书。在书中，他对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西欧萌芽、发展，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对资本主义的作用等等重大问题 ，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本书通过研究创意产业这些特性的应用，来解释创意产业中的组织结构、交易以及契约现象。虽然采用的实证聚焦于当今的美国，但是有一些例子源自过去及其他国家。聚焦的创意产业也各不相同，目的是要探索了解电影是如何拍摄和放映的、书籍是如何出版的、音乐会是如何组织的等等。每一种创意产业都表现出一些特征，代表着某种模式，可以进行相互对比和分析。

1著名金融学家阐述7000年来的金融发展，纵贯古今、跨领域、跨文化、多角度阐述金融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塑造和推动，总结金融规律，以此推算人类发展，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对现在金融创新、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好的指导意义。
2单独章节阐述中国金融创新、对世界的贡献和影响等，与国内情况联系紧密。
3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推荐。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将过错都归于金融：它摧毁了我们的财富和工作，逐渐侵蚀政府和银行体系。然而，在《千年金融史》中，著名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正是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
戈兹曼将金融描述为一台时间机器，我们可以据此实现价值的跨时空流动，这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思考未来、计划未来的方式。通过对数千年来金融在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探索，戈兹曼详细阐述了货币、债券、银行、企业等令人惊奇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体系如何推动了城市中心的扩张，并促进了文明的繁荣：正是金融推动了古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书写的出现，促进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向帝国的转变，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并为引领欧洲走向世界的贸易扩张提供了保障。
除此之外，戈兹曼还向我们展示了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诸如股票市场、信用额度、复杂金融产品和跨国贸易这样与金融有关的机制，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被发明、被遗忘，又被重新发明的。
更重要的是，戈兹曼还思考了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比如怎样借助金融的力量来妥善解决人口的增长和老龄化问题。
围绕金融在人类演变中的作用，《千年金融史》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集中表述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产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 条件，产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产权的结构并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很高，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会使经济组织的活力受到威胁。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黏合力。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显然是富有启录意义的。

《中国土地问题调查》的成书得益于作者和一众同仁30年来对中国土地问题不停歇的调查、思考、研究和记录，尽管调查对象不一，时期有别，但汇集到一起颇能看出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些本质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收入本书的案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农村土地问题，另一部分是城市土地问题。作者采取的是一贯的笨办法：一手抵近调查。农村土地案例主线围绕集体所有制何去何从和农业经营制度的演化展开，探讨了包产到户以后中国农地制度的成员权集体所有制性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制度实施的效果，以及家庭农场、股份合作社、服务主体规模化等农业经营制度的收益成本结构与制约。城市土地问题的研究分析了南海集体土地上的工业化、郑各庄集体土地上长出的城市、浙江的土地财政与城市化、陕西的以地质押与城市扩张，揭示了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特征与问题。
这些鲜活案例的结集出版不仅是作者与同仁为这场不同段马拉松调查所付出的心血凝结，更是记录了充满争议的中国土地改革背后的真实变迁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