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在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刊印之《清代文字狱档》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校读整理、并加新式标点而成。全书共分十辑，举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举凡立案经过、审讯供录、结案文件，以及办案过程中的上谕朱批、枢垣廷寄、督抚奏折，一应俱全，为今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以及政治、司法、教育、出版等各种相关专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又以内容具体、文字生动和牵涉面广等特点，也可供一般文史爱好者当旧案实录阅读，藉此增广见闻面资谈屑。对于众多参加清史重修工程的专业人士，尤为案头必备的参考资源。

看看满清王朝，尤其是其所谓康乾盛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本书是一本系统地研究清代文字狱的专著。本书包括历史探讨、大案要案、大事记3个部分。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收录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收藏等方面的人物。收录的一般条件是：曾任重要职官，考中进士者，有传世著作或虽无著作存世但为清朝重要者，有突出事迹、重要影响者。全书计收人物二万五千人左右。僧道人物因人数众多，难以列举，除少数几位以俗名收入外，其馀均未收录。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说的“清代人物”是指主要活动年代在清朝的人物，包括生于明朝而卒于清顺治三年以后及生于清朝而卒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日之前的人物。明末清初人物以年代为界，不涉及本人政治态度。生于清末而进入民国的人物，以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者及重要政界人物为主，从事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及从事现代文学创伤的人物，一般不收。
每条包括传主姓名、生卒年份、字号、籍贯、资料出处五部分内容。

这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作品。本书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包括：征税，司法，长随和幕友的使用，对于书吏和衙役的依赖，以及公堂或衙门内的办事程序等。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全面考察了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特别考察了地方精英或乡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考察了地方利益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清代地方政府》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其目的在于描述、分析并解释清代州县地方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作者也希望此书有助于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并且为官僚政治与行政学研究提供资料。他的目的和希望都出色地达到了。
在中国政府及行政的研究领域中，此书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对资料拥有广泛的知识，并具有洞悉内幕的见解，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最低层政府的第一部有意义和可靠的研究。

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套装共2册)》从清宫藏传佛教神系发展的基本脉络、皇家佛堂内部神秘的众神世界及其象征主义结构、以乾隆时期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绘画和造像的真实状况、艺术风格及其重要作品等方面，全面揭示了清寓藏传佛教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是近年来清代宫廷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今人論清代學術，謂重考據、輕義理，其所以重考據，乃受文字獄之影響。然清代各朝頻興文字獄與禁燬書籍之原因，不盡相同。歷來論及清代文字獄與禁書原因之述作，或為史料之搜集；或為敘述清代學術之際，特殊案例之說明；或專注禁燬書目之整理；惟探討禁書原因之專著，則未之見。
作者一則以探討清初三朝禁書之原因；一則欲以有助於研究清代學術發展背景之探討而撰寫此書，全書共分為七章二十二節。
首章為緒論，述敘明代學者之民族意識及明亡後學者之態度，蓋清初之禁書，與此有密切之關係；次章清人入關初期對待漢族學者之態度，以明清代禁書政策之所由來；第三章至第五章，則就三朝所禁書籍，析論三朝禁書之原因；第六章論清代禁書對後世學術之影響；末章結論。文末附錄清代禁燬之詩文集今國內所存藏之書目及書影數幅，以為研究者索檢文獻之資。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收錄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心態方面的12篇專文和一篇附錄。本書標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說明了清代社會中政治、道德等權力無遠弗屆的影響。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觀念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傅柯對權力的了解很有創見，他不像過去的人只注意權力在大的、公開的場面的展示，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在微小的、隱密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的作用。從《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一書中可以看到「政治」、「道德」、「權力」等各種力量，就像水分子的毛細管作用一般，滲入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可能的角落，並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
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也是《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一書的主軸之一，譬如〈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這兩篇專文，就是以「人譜」、「省過會」等修身冊籍及團體為例，展示道德意識呈現的方式與轉化，以及道德理想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的實踐。

本书是一部研究清代秘密社会组织产生、发展与演化的著作。编者系多年研究明、清史的专家。本书所用史料以现存清代档案为基础，参阅清代官修史书、地方志、秘人笔记等。本书编者的绪论是研究成果学术论文，脉络清晰、观点明确，对本书研究和使用提供了最大方便。

本书原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著名经济学家诺斯等亲自审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美国“新法制史”研究的一部功力深厚的学术代表著作。本书以清朝刑科题本素材为基础，从人口增长、商业化、财产权、交易成本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入手，论述18世纪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农村受市场经济冲击而来的社会变动，梳理18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中普通百姓的日常冲突，并运用诺斯理论等经济学原理研究法律问题，丰富了法律经济学思想，是经济史与法制史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新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步德茂是目前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法律史颇具实力的学者，长期致力于清代法律史、经济史的研究，是美国目前“新法制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揖”、“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寂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

该书超越了以往论述政治史、军事史的常规模式，对清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作用，同时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东沿海固有环境的广阔优美图画……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富有刺激的奥德赛式的历史。
——《亚洲社会经济研究》
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大量档案的基础上，穆黛安对海盗组织和海盗生活的描写，会令社会史学家们读起来饶有兴味。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清中期拥有数百上千艘帆船和成千上万由男人（以及女人）组成的中国海盗，其数量规模看起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都要超出几倍。然而，很不相称的是，无论是在本书所述海盗插曲之前还是之后，尽管海盗活动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五彩斑斓，但中国相关的传说很少。迄今为止，这些中国海盗一直被历史所遗忘，我们应让这些男男女女的生命重新鲜活起来。该书是美国女学者穆黛安送给中国读者的一份礼物。作者曾实地探访海盗巢穴，利用大量中、西方文献和档案资料，对1790—1810年间华南沿海的海盗集团产生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海盗的组织、规模、活动、结局和影响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穆黛安批评了当时中国人尤其是清政府的海洋观，并指出清政府在平息海盗过程中的剿抚之策及其以后所执行的水师制度与海防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从那以后，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开始一步步被洋人逼迫着、推搡着走上一条充满悲情的近代化道路。此外，华南海盗的活动还直接影响到越南阮氏王朝取代黎氏王朝的改朝换代，对于这一历史，该书也予以充分的论述。该书当是这么多年来非常卓越的研究中国华南沿海区域历史的著述。
★编辑推荐：
海盗横行是海上贸易的大敌。许多国家如西班牙、英国、荷兰都曾备受海盗劫掠的困扰。对海盗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国家对海权的维护。清朝中叶，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都受到海盗侵害，航行于南海海面上的中外商船、渔船屡屡遭到海盗的劫掠。虽然，官府屡屡出动水师打击海盗，但是往往收效无几。之所如此，正如作者深入史料所揭示的那样，海盗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备受主流社会歧视的疍户、渔民都成为海盗的人力来源，许多从事水上劳作的百姓，在天灾人祸之际，转而从事海盗行动。海盗的船上生活，毫无诗情画意可言，不仅要面临着随时可能命丧官军刀枪之下的风险，还要忍受船上缺少衣食的恶劣生活，而且围绕分赃的矛盾，海盗彼此心怀异志，相互戒备，屡屡爆发内讧。
从清政府角度而言，清政府虽然海权意识淡漠，但是对打击海盗不遗余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有效行使。清政府在打击海盗问题上徘徊于剿抚两策，既表明清政府对海盗的形成根基认识不足，不可能有效地铲除海盗根基，也反映出清朝海上军事力量的严重薄弱，虽然海盗次第或降或灭，但是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军水师战斗力不足和装备落后的状况，从而预示了未来的鸦片战争之败。
★精彩试读
海盗的海上生活扫描
海盗联盟中的绝大多数普通匪众，就和此前活跃于江坪的那些海盗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贫苦渔民。从服装上来看，是很难把他们与水上世界其他下层社会成员区别开来的，稍有不同的是，海盗们不戴帽子，穿着黑色棉布长衣。b 他们加入匪伙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显然热衷于以当海盗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另有一些人是为了寻求与岸上单调乏味的生活截然相反的海上冒险，大部分人看来则是由于难以忍受清朝官员的专制压迫和苛捐杂税而被迫下海为匪的，因为有一份遍及广州和澳门的揭贴声称，彼辈下海为匪，皆因“官吏人等均怀暴虐之心，只知榨取民财，不管百姓死活”所致，在这份文告中，一些海盗表现出了对所受劳役和捐税之苦的愤怒，而另一些人则对那些无力防范罪犯和土匪，只会骚扰百姓的地方官吏表示不满。
联盟中还有一些“穿着体面”的有钱人，其中有一位还略通英语，并声称自己去过英国。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例外，大多数人参与海盗活动主要是为了寻求经济利益。到1806 年时，成群结队投奔海盗联盟的新成员已经“很难加以仔细甄别”了，这些人——主要是渔民——或五人十人一伙，或数十人上百人一队，络绎不绝于途，纷纷涌入联盟。起先，投奔联盟的人员似乎来去自由，有些人甚至只待上一两个月便离去了。但到1807 年时，海盗首领规定入伙者须待上八九个月，否则予以拒绝。
虏获的肉票仍然是联盟补充成员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几乎每天都可能被绑票，一旦成了肉票，便少不了遭受折磨，即便是素能忍耐的张保在不顺心时也往往诉诸武力。有一次，张保率人劫获几艘米船，他告诉米船上的人说，只要在神像面前起誓，他就可以让他们当海盗。结果有三四个人拒绝了，张保命人将他们的手反绑起来，再从桅顶吊下一根绳子，串结在他们的手臂之间，把他们绞扯到离甲板三英尺高的地方。然后，他的下属用鞭子抽得他们死去活来，再把他们升吊到桅顶之上，就这样差不多吊了一个多小时。这个过程重复了数次，直弄得这些可怜的家伙有的屈服，有的被折磨至死。
劫获的渔船上的人都被迫为海盗做杂役，丝毫没有被释放的希望。年幼男孩很被看重，他们被海盗收为童仆，或被收为养子。那些无力缴纳赎金的肉票，往往被关押起来，或被指派干活，或是照看战利品。除非有人武装看护，否则他们不得上岸。如果肉票试图逃跑，轻则拷打，重则杀死。有时他们在被关押四五年之后，也有机会获得自由，但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害怕被人当作海盗而不愿离开。有那么多被拘押的肉票加入了海盗队伍，以致两广总督于1805 年猜测道，胁从者占了整个海盗力量的半数以上。
海盗们希望能学会使用西式枪炮，所以他们并不随意伤害虏获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一艘葡萄牙双桅船和一艘美国纵帆船上的船员便是依靠这一点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特纳和格拉斯普尔也是这样活下来的——他们教那些绑票者如何装子弹，如何使用滑膛枪。有位亚美尼亚俘虏为海盗当了一年多医生才换得一条性命。特纳被扣押的那只船上的管事原本是一个无力缴纳赎金的肉票，他是通过为海盗保管文书才获得自由的。
女人在联盟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尽管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她们未曾嫁人是不得踏上甲板的。许多女人在岸上没有固定住所，只能带着孩子居住在拥挤不堪、令人讨厌的船舱里。海盗首领与五六个妻妾同居一舱室的情况并不少见，船员们一般则由未婚男人组成。特纳注意到，尽管有严禁淫乱的限制，但每艘船上通常载有8—10 个女人，她们“打算取悦船上所有的男人并提供性服务”。而且，在他看来，“没有她们，很多船员也照样快活”，也许因为海盗“几乎都是些公开干那些违背人性事情的家伙”。
女人们在船上干起活来与男人相比毫不逊色。在整个华南沿海，作为一种传统，摇舢板、划小艇的事都由女人承担。这些当海盗的女人，虽然初一见面时很娇柔、很轻佻，实则相当粗壮而放肆。她们天生大脚，生性灵活好动，可以担当匪目盗首，自行率船“做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有时甚至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作战。在1809年的一次战斗中，一位掌舵的女匪用一柄短刀护身，接连刺伤了数名扑上来的敌人。
船上的居住条件总是拥挤不堪。当船老大及其妻妾占据了尾部相对宽敞的船楼之后，船上的其他成员只得挤塞在主甲板下的货舱里。从理论上来讲，每个海盗及其妻子均可拥有一个自己的小舱房。但船上的空间十分宝贵，一个男人及其家庭只能拥有一个大约4平方英尺的铺位。肉票和新入伙者通常只能睡在不挡风不避雨的甲板上。特纳勉强入睡的地方是一个至多4 英尺长、1 英尺半宽的空间。如果他伸胳膊抬腿不小心碰到别人的话，即刻便会挨上一记拳头或是被踢上一脚。格拉斯普尔（Glasspoole）的情况更惨，就是遇到狂风暴雨，他也只能披块破垫子，蜷缩在甲板上的某个角落——即便是这样一块破垫子也常常被夜间看风瞭望的海盗拿走。
后甲板上的小木棚便是船上的厨房，储藏淡水的木桶也放在那里，除了在劫获猪肉或家禽之后得以大吃大喝一通外，平常吃的都是糙米和鱼，但当食物缺乏时，他们有时就得连续几星期靠虫蛹与米同煮或是靠吃老鼠为生—在船舱肮脏不堪、虫虱遍布的情况下，老鼠倒是繁殖迅速。
然而，海上漂流的生活并非总是充满了劳作和苦难。海盗们尤其迷恋赌博，许多人将大部分闲暇时光花在打牌上。确实，即使是在战斗发生时，仍有一批人继续玩牌。当某位玩牌者被打死时，其他人并不惊慌，只是将死者的尸体推到一边，然后继续打牌。海盗们还靠吸食鸦片消磨时光，他们随身所带的烟灯、烟枪一应俱全。但是这种休闲时光正不断减少，因为联盟的野心正在不断扩张。

本书旨在通过对八旗驻防的研究，探讨其作为最重要的国家镇压工具所发挥的作用。本书以清代满、汉文官方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在重点阐述八旗驻防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它对清朝统治所起作用的同时，也注意考察了它对满族自身发展所起的作用。全书三部分，第一章讨论了八旗驻防制度的形成过程，重点在军事上的作用；第二章考察了八旗驻防的统治机构和将领，重点在中央集权国家对驻防的控制；第三章叙述了八旗驻防兵丁的武力、生计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问题。

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的社会制度，前代未有，后世也无。清朝重视八旗制度，先后编修了两部《八旗通志》，为加区别，称前书为《八旗通志初集》，后书为《钦定八旗通志》。两书内容详细、系统、全面、完整，是研究清代旗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俗、氏族、制、教育、宗教等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者必备的经典著作。其前书，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校点出版；其后书，清代的刻本，印数少、卷数多、未加标点、没有索引，广大读者借阅不便，查检困难、甚感头痛。吉林文史出版社新近出版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受到学界的重视，也得到学者的好评。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女真狩猎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的，初制为四旗；到万历四十三年，析置为八旗，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满洲制度。后发展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为清朝完整的重要社会制度。八旗兴则清兴，八旗衰则清衰。八旗制度对于清代历史、满洲民族之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了解八旗制度，就不了解清史，也不了解满学。八旗制度的深入研究，是清史、也是满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八旗通志初集》于雍正五年(1727)敕撰，鄂尔泰等修，乾隆四年(1739)刊印，共254卷。其记述始于满洲肇兴，迄于雍正十三年。《八旗通志初集》以八旗兵制为经，以八旗法令、职官、人物为纬，有卷首、志、表、传四个部分。志分为旗分、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志，表分为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直省大臣、选举八表，传分为宗室王公、名臣、勋臣、忠烈、循吏、儒林、孝义、列女八传。志、表、传的体例，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志以事系史，表以年系人，传以人系事，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但存在缺失：有的项目同而内容相违、体例同而史事不合。其艺文志，收帝王敕令、臣下奏议，阙八旗人之著述，违传统体例，且名实不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提要的是《八旗通志初集》，收入《四库全书》的却是《钦定八旗通志》。这是因为纪昀等撰修《四库提要》时前书已成，而后书未纂；待缮录《四库全书》时，后书已经告成，誊录编入，按架归函，故而出现《四库提要》与《四库全书》目先书后、相互B77C　BE6A的现象。
《钦定八旗通志》于乾隆五十一年敕撰，纪昀等修，嘉庆年间成书。此书实际上分为御制诗文12卷、志120卷、传149卷、表69卷、其他4卷、目录2卷，共356卷，“著一代之宪章，垂奕世以法守”。先是乾隆三十七年敕纂《四库全书》，命修订《八旗通志初集》。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帝批阅四库馆呈进修订后之《八旗通志》，发现该书有严重阙失：人名、地名、官名满文记载，不注汉文，后人难以“开卷晓然”；馆臣办理疏漏，修订无多，“是钞史，非修史”。乾隆帝驳回呈稿，谕“著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馆总裁重加辑订”。于是《八旗通志》开始重修，至乾隆末，基本完稿。其间经乾隆帝多次抽检，馆臣反复勘EC21，不断修订、抽换、增补、缮录，直至嘉庆间告竣，装匣插架，收入四库。其记事始于满洲肇兴和八旗制度创建，迄于乾隆六十年。两书的关系，《钦定八旗通志》是在《八旗通志初集》的基础上纂修，既有同，又有异。所谓同，两书时间上限一致，编写体例相似。所谓异，两书的时间下限、内容结构、资料取舍、范围规模等有所不同。后书较前书增加102卷，多出200万字，共600余万言。特别是补续乾隆朝六十年之八旗史事。然而，前书纂修在先，有开创之首功；后书重纂继续，集资料之大成。所以后书不是前书的续编。其史料来源，就点校者征引所见，有六朝实录、康熙会典、六科史书、御制文集、盛京通志、上谕八旗、旗册、会典等书，也采摘了大量八旗档案和地方文书。志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宗人府、六部、国子监的原档和八旗将军、都统、省府州县衙的来文来册，以及诏诰、上谕、奏疏、诗文等。表的主要资料来源，有玉牒、封册、诰命、世爵世职敕书及地方名宦册等。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国史列传、实录、史书及各旗册、旌表册等。上述档案文书大多散佚，赖《钦定八旗通志》得以保存，其史料价值，更弥足珍贵。由此可见，《钦定八旗通志》既是清人纂修的一部八旗史，又是一部关于八旗的史料集。这对于研究清史、满学，尤其是研究八旗制度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的文献与学术价值，分作四点，略加评述。
第一，分段标点，方便读者。1986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影印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校点本《八旗通志初集》。但《钦定八旗通志》一书，经点查现藏：稿本残缺、殿本珍善、四库本难求，读者急切希望出版一部校点本的《钦定八旗通志》。八旗研究成果之所以不丰，同研究者查阅《八旗通志》困难攸关。最近国家开始纂修大型《清史》，满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八旗研究又一再升温，所以二百年以来第一次出版标点本《钦定八旗通志》，正逢其时，恰当所需。这项学术工作，更具重要意义。此次点校《钦定八旗通志》的主要工作是：分段、标点、校注、索引。其分段，便于读者阅览。其标点，虽方便读者，却似易实难。古籍的标点，或难于疏解。清人姚鼐曾言：书籍“圈点启发人意，甚于解说”。校点古籍，功力不深，态度不慎，鱼鲁不辨，臆断文意，贻害读者。标点古籍正如鲁迅所言，“往往害得有名学者出丑”。此书的标点，更多一层满洲、蒙古人名、地名、官爵、衙署、赐号等满、蒙、汉文翻译之难。故而标点尽量谨慎；力求避免误点破句，表现出校点者与编辑者的严谨态度。
第二，精校精印，惟慎惟微。其校注，见功力。本书以嘉庆内府武英殿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参证《清实录》、《清会典》、《八旗通志初集》，以及文献、档案等，并汲取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校勘、注释。正如前贤所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可妄加雌黄。”由是，本书校点者规定“三勤——勤思、勤查、勤问”和“慎改——校出之讹、误、衍、脱，必查实根据，亦必出校勘记”。此项校点工作，“其底本之缺行、漏段，词序颠倒及讹、误、衍、脱之字，均据校本予以补足、理顺、勘误，并出校于所校补之段、行、字词下，加校改顺序号，按号作注，置于卷末”。对于书中新旧体字如争、FDA2，异体字如误、FDA3，古今字如B050、侄，通假字如闲、B15F等，均“以仍其旧，不做改动”。至于简化字表中异义归并之字，如CACA、适(适音狄)，术、术(术音朱)，叶、叶(叶音谐)等，“校本中皆离析还原”。据笔者统计，《八旗通志初集》仅出校勘记164则。《钦定八旗通志》的校勘，做得更多、更细、更广、更精。经笔者统计，全书共收录校注401则，其中第285卷25则、第283卷24则、第284卷22则。勘误校正，举其例如：“回子营”误作“回子劳”、“冤抑”误作“冤仰”、“满达海”误作“海达海”、“侍卫”误作“待卫”、“谕曰”误作“E222曰”、“乾隆”误作“乾乾”等，甚至于“明总兵祖大寿以锦州降”中的“锦州”误作“荆州”，均加以校勘，并出注依据。全书印装精美，厚重典雅。
第三，志传索引，嘉惠学人。《八旗通志初集》中的人物传记，凡122卷，收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3977人，列女3308人，共计7285人。《钦定八旗通志》中的人物志记，凡149卷，入传满洲、蒙古、汉军旗人3409人，列女15997人，共计19406人。两书累计共收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7386人，列女19305人，总计26691人。其所收人物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为《清史列传》、《清史稿》、《清国史》、《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等书所不及。《八旗通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八旗人物传记。但志中或传中人物，分散各卷，头绪纷杂，查阅检索，非常繁难。而《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也没有收录《八旗通志》中的人物志传。此书将《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两书的正传和附传人物7386人(列女除外)，加以排比，做出索引。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八旗通志初集·人物传索引》，下篇为《钦定八旗通志·人物志索引》。每篇分列出汉字姓氏笔画检索和汉语拼音检索。
每传主之下列出名字、姓氏、旗分，并注明校点本的册数、页码和原底本的卷数、叶码。有歧义者，加注说明。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仅此一项，功莫大焉。
第四，选择版本，反复EC21查。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抢救民族古籍，适应学术界之急需，乃着手组织人力，整理校点《钦定八旗通志》。整理古籍，版本为要。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八旗通志初集》，系据美国华盛顿大学所藏缩微胶卷，因胶片断缺，而出现白页。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则以嘉庆年间武英殿刻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为校本，遴选版本，更为精当。如果说《八旗通志初集》是一部八旗制度的资料
长编，那么《钦定八旗通志》则是一部八旗制度的专史专志，同时也是一部更为可信的八旗资料集，具有很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本书的点校工作，由李洵、赵德贵先生等任总校点，先后有50余人参与其事。他们态度严谨，学风严肃：“前不愧对古人，后不贻害来者。”本书的校点工作，开始于1986年。工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历时五年，完成点校；继是五年的繁体竖排；再是六年周折；最后是复校、定稿、出版。此间课题组人员与出版社编辑，分别校对清样，先后达12轮(包括对红)。仅两位主校点者，即对照底本、校本通校了3编。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的校注出版，多历磨难，总算问世。
校点本《钦定八旗通志》整理出版历经十七春秋，至诚精神，实在感人。精校精注，精印精装，秀于书林，惠于学人。

在这本内容广泛的著作中，穆素洁就为何在18世纪中叶尚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中国，到了19世纪停滞不前这个基本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答案。《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集中探讨了蔗糖产业、国内及国际贸易、生产技术以及千年间的消费历史，以此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她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经济发展不是停滞不前的，也没有抑商；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融入到了世界市场里面。但显然，发展的轨道没有改变社会生产组织，也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穆素洁将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置于全球的视野下进行，探讨了广东与台湾之间的资产与生产的联系，以及国家在这当中发挥的作用。她运用比较的方法，将晚期中华帝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下，提出地方史与全球史的结合，以重塑我们对清朝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