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收录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五一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笔记。笔记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语言学、美学、艺术、音乐等方面的评论。从这些笔记的吉光片羽间，我们可以精要地概览这位有转变西方哲学思维之功的天才的精神世界、人生经历、文化修养和趣味。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存在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极大、流行极广、风行一时的哲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国哲学家萨特。本书由两篇构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前者发表于1946年，后一篇发表于1980年去世前不久，其中萨特一再强调，他的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哲学。

这本书并非一本充满学术语言的“高深”著作。它用通俗、有趣的语言，为现代人解读了“身份”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身份”而焦虑。“身份”这个词在这本书中更多的还是指一种社会地位，一种当代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势利”，对于金钱和时尚的欲望之壑为何总也填不满？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身份的焦虑呢？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惊叹于德波顿广博的知识，那信手拈来的典故和风趣的点评，为你从多个视角展现了人类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你会渐渐审视自我，发现许多已经在你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解体。

◎藏传僧侣与法国哲学家，父子在喜玛拉雅山中关于佛教、哲学、生命意义及宇宙万物的心灵对谈
◎赖声川经典全译本，首度向大陆读者呈现
◎法国畅销30万册，台湾好评畅销再版40刷
“对未来的史学家而言，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佛教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接触。”
生物学博士马修·理查德生于1946年，跟随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导师从事分子生物学最尖端研究，然而，正在人生充满各种辉煌可能性的时候，他却突然远赴喜玛拉雅山麓，跟随藏传佛教老师，探求古老的东方智慧。20年后，1996年5月，他的父亲，法兰西学院院士、哲学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来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个叫哈提班的宁静地方，与已经成为藏传佛教僧侣的马修·理查德进行了一场为期十天的对谈。所谈涉及社会、文明、生命、宇宙等诸多重大话题，这是一对父子相隔二十年的重逢，更是东方智慧与西方理性之间一次震撼心灵的碰撞。
“当现代的科学遇上古老的佛法，当西方的物质遇上东方的心灵，当望子成龙的父亲遇上亟思解脱的儿子，必然迸发最上乘的智慧，这就是这本书的迷人之处。”
——郑振煌（佛教学者，《西藏生死书》译者）
“《僧侣与哲学家》法文版出版后，已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影响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东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桥梁，用聆听的、容忍的、温和的方式疏通双方，让东西方人各自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赖声川

简介：
本书原为以赛亚·伯林1952年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讲演。他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讨论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等人对自由以及人类历史的看法。根据伯林的看法,除了迈斯特是人类自由的公然反对者外,这些思想家都对人类的自由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导致了反自由的历史后果。
导读：
伯林最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最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
编者前言：
50年前,本书收录的这些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还没有谁在没有现成讲稿的情况下,可以发表这么长时间的演讲,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是首开这个冒险先例的正确人选。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虽说有些人因此很难听懂他的话)、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
这些演讲巩固了伯林节节上升的名气:他能把思想哲理方面的东西讲得明白晓畅、引人入胜;而且,在伯林看来,这些演讲也为他五年之后就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及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名望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让伯林一直忧心忡忡的是:他担心自己受到片面的对待,被认为善于做秀,给当成杂耍演员。第二年,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做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讲座的首场演讲,(据说)迈克尔·奥克肖特向听众介绍,他是“讲坛的帕格尼尼”。他的恐惧还是有些根据的,因为他已经成了语速迅疾的高深演说的代称——“惟一能以一个音节说出‘认识论’的人”。不过,他这方面的公共形象并没有对他造成永久性损害,他庞观博采的思想资源,他以独特的风格、明晰性和说服力调动这些思想资源的能力,得到了人们的重要认可。
只有一次演讲(讲卢梭的那次)的录音得以保存下来,录音里有一些噼噼啪啪的杂音,这段录音可以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听到。今天要再现该讲座在1952年的效果,这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贴近伯林原意的东西了。不过,这六次演讲的录音(文字)记录还在(虽说有的地方差强人意),经过编辑整理,还可以重新见证伯林非凡的阐述能力,感受到这些较早体现伯林自由观的论述所造成的冲击力;这些自由观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1958年就任齐切利讲座教授时发表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不过《自由及其背叛》绝非他后来进一步锤炼的思想的粗糙先导。贯穿于这些早年演讲中的自由观,其基本要义已经全面形成,这种清晰易懂的论述,特别因为它是对具体思想家的口头论述,而不是一部抽象专著,而且还包含那篇就职演说所没有的许多内容,是对他生前已经出版的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脑海中曾闪现过一个比较轻薄的念头: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署为“并非里斯演讲”。安娜·卡琳,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的制作人,曾经制作过伯林的许多访谈节目。她知道伯林一直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州布莱恩·莫尔学院的玛丽·弗莱克斯纳讲座发表系列演讲(他在1952年2月至3月做了演讲),便邀请他在广播中做一遍。她很清楚,说服他不易,因为他经常拒绝上镜,她已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不过,让她高兴的是,他居然很乐意。她听了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录音(现已亡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另外派给他一个声望很高的角色:里斯讲座演讲人,他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可是,上级得知后,却裁定伯林不适合,这让卡琳十分尴尬。他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而得出这种看法的,对此我还未发现任何文字记载。可能只是因为,当时伯林的地位尚未充分确立,而当年选择里斯讲座演讲人的标准比现在保守得多。不管怎么说,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从中作祟。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那些要员的决定是不容变更的,卡琳只好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伯林。好在他没有生气,这让她很宽慰。
应当说一说伯林对待出版这些录音记录的态度。总的说来,他的态度接近于他对出版自己的梅隆讲座的看法,那个系列讲座13年后发表于华盛顿特区,1999年出版,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知道,如果这些录音记录在他有生之年整理成书,就得大幅度修改而且还得扩充内容。正如他在1951年12月11日给卡琳的信中所说:“你不难看出,很多东西向听众泛泛而谈是一回事,把它们付诸冷冰冰的文字则是另一回事。”他当然想以布莱恩·莫尔系列演讲为蓝本出一本书,在演讲发表后一两年之内付梓,可是,正如其他著作一样,他从未试图尽力完成这一必要工作,这两个系列演讲依据的长篇录音记录草稿给放到一边,忘掉了,虽说他已经进行了彻底修改。1993年,我替他弄出一份字迹清晰的复印件,其中包括他对手稿的全部改动以及他后来写的一篇导言,不过我相信,他没有再去看它。这部演讲录的标题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弗莱克斯纳演讲的原标题),全文接近11万词,我想今后它会在适当时候出版。
我将本书收入的BBC演讲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把最初的草稿交给他,但这份草稿他本人也未曾去审查。我想,几乎可以确定,他再也不会理它了,我曾向他提到过这一想法,还表示了一番遗憾。或许是出于好意,他对我说,我不该那么肯定将来什么都不会发生:“谁知道呢?没准儿12年之后,我会一下子把它拿起来,狠劲修订一番。” (或类似的话)可说这话时是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活儿可不是九十多岁的人干的。
虽说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可并不认为这些演讲全然不可取。他认为有些演讲要比别的好,不过他还是同意,经过“清理”,它们“可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想,即使它们按照目前的样子出版,也不会有问题。我咨询了在这个论题上比我懂得更多的专家,我的判断进一步得到支持。他们也发现,有些演讲胜过其他,有的阐释目前看来有些过时;但他们几乎一致同意,它的出版是极为可取的。我希望,不应该认为这个结果得到了伯林本人的全面认可 ,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的确相信,它公正地体现了伯林对自由的这些敌人的看法,而且,它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将这些出色的演讲添加到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无损他的令名,只要理清它们临时的、即兴的、非正式的性质,不要对本书提出超过它的起因所允许的要求。
BBC演讲不完全是为弗莱克斯纳讲座所准备的打字稿的简缩,也不完全是弗莱克斯纳讲座的重演,就像布莱恩·莫尔的《校园新闻》的每周记要所表明的那样——虽说由于该演讲更早的完整录音记录以及录音缺失的缘故,很难逐句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伯林本人有时说这两场演讲大致相同,例如1953年1月22日他在写给布莱恩·莫尔学院院长凯瑟琳·E.麦克布赖德的信中说:
我在伦敦的广播电台的演讲内容基本上与玛丽·弗莱克斯纳赞助的演讲相同,在此间演讲,我经常想起布莱恩·莫尔,我面对的可不是一百张面孔,我面对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用桌和边上镶着软木的墙壁——总的说来,我可能更愿意在电台演讲:当众演讲令我惶惑不安。这里的演讲带来了大量的听众来信,它们都是那些最不寻常的人写的,他们好像听过这些东西,他们对于以最惊人的方式出现的历史和政治的主题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和思想,对于所有来信,我想我有义务做出某种解答。
然而,从BBC和布莱恩·莫尔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就在伯林在美国演讲的前后,这一系列演讲经过了相当大的重新编排,而且,不管怎么说,把同一部演讲辞发表两遍,这不符合伯林的特点,因为他热中于修正自己做过的东西,除此之外,他几乎总是在讲台上对自己的演讲另起炉灶,即便他多次运用同一批材料。
伯林在信中说,他在面对听众时心怀恐惧,我们且引用莱莉娅·布罗德森提供的材料来印证。伯林在布莱恩·莫尔学院的时候,她临时给伯林当秘书,后来她成为该校儿童心理指导门诊的心理工作者。当时她正在读研究生,因而手头拮据,总要想方设法打工挣钱。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伯林的讲学风格,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伯林演讲风格最生动的描述:
周一晚上我去听他讲费希特,着实给吓了一跳。他匆匆忙忙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就在讲台后站稳了身子,眼睛紧盯着他的右边、观众头上的某个地方,然后侃侃而谈,他语速快得吓人,整整一个小时之内,几乎没有片刻的停顿,这个滔滔不绝的演讲显然很出色,不过我没大听懂。他目光注视的方向一直没变,他身体在讲台上前后摇摆不停,每晃一次,大家都以为他要倒下——要么往前倒,要么向后倒。他把右手掌放在左手的掌心,在整整一个小时之内,他猛烈地晃动双手,好像要从中取出什么东西似的。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他话语连珠,说个不停,每句话都很漂亮,却没有停顿,除了出现某些不可思议的、表示转折的标志之外,例如“……所以说,显而易见,康德的自由观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费希特,唉!”到最后我精疲力竭,不过我敢肯定,要是说我曾听到或看到有人真正处于一种神灵感应状态,当时那一幕便是。几乎无法进行交流,这真是不幸。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本书的形成经过:这部长篇打字稿共有四章,各章标题分别是“作为一门描述性科学的政治”、“自由的观念”、“自由的两种概念:浪漫派和自由主义”、“历史的进程”。就算伯林还写过其他章节,作为最后两讲的底稿,可它们目前并不存在。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伯林没有写出这两讲的底稿,虽说在迈斯特那一讲,他可以利用几年前准备好的打字稿。不管怎么说,演讲最开始是论述六个主题的——虽说在布莱恩·莫尔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通过阐述两个人的思想来说明每一个论题——最终变成了目前的样子:每一章以标题中人物为中心。在最终选择本书正标题之前,BBC的档案称这个演讲为“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我就以它为副标题。我还把演讲的第一部分单独拿出来,作为整部演讲的总论,因为这是演讲本身所提供的。
编辑这个演讲集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编辑伯林的梅隆讲座的演讲,虽说在编辑后者的时候,我手头上有更多不同版本的录音文稿、作者对录音文稿的更多评注、更多的相关笔记可供发掘。在此,我就不重复我在《浪漫主义的起源》前言中谈到的编辑过程,《自由及其背叛》收入的演讲与它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由及其背叛》只有一篇演讲的录音。这就意味着,我要花更大的气力四处猜测,以恢复伯林讲话的原貌。本书的主体部分根据BBC员工的原始录音记录, BBC员工当然不熟悉伯林的声音和他的论题,他们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他们时常被难倒,录音记录也让人莫名其妙[例如:圣西门(SaintSimon)给记录成了“Sir Seymour”]即便录音里的话经常让人听起来疑窦丛生,不过,很显然,伯林说的是圣西门,几乎一直如此。
同以往一样,我在寻找伯林引文出处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帮助,正如我在本书[边码]第155—156页注释的序文中所说。让我和读者受惠最多的自然是作者,不过,还有已故的安娜·卡琳,不应低估她在伯林思想生涯中的作用。她坚定不移、一再敦促他到电台演讲。在长时间的录音以及必要的重录过程中,她一直在诱导他,支持他,因为在演讲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很有压力(部分原因是它助长了他毕生的自我怀疑态度),这是他的特点。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你剪辑、浓缩、提炼的本领真是不得了”,伯林在写给她的信中说——这封信我已经引用过,他还在信中提到她的“神手”。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位俄国犹太移民是多么注重个人感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伯林需要一位思想上的监制帮助他实现全部潜能。安娜·卡琳凑巧有效承担了这一角色,这就是我将此书题献给她、以资纪念的原因。
亨利·哈代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1年5月

从美学到惩罚体系，从疯癫与文明到尼采与先锋思想，福柯的作品对20世纪晚期的现代思想影响深远。然而，在涉及面广与影响力强的同时，这些作品也以晦涩难读著称。
本书为福柯的作品提供了可信的导读，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同时，作者加里·古廷还探究了一些关键主题，这些主题在福柯深入研究身份、知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等领域时，曾让他甚为着迷。

[内容简介]
● 继颠覆性巨著《笛卡尔的错误》之后，达马西奥通过对多年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总结，向一个困扰人类的根本谜题发起了大胆的冲击。这个谜题就是：意识从哪里来？
● 在梳理了大量临床案例和大脑神经解剖结构的线索后，达马西奥解释了在他眼中大脑如何构建心智、心智如何构建意识的原理，并着重强调了自我在构建意识大脑中的重要性。这种基于演化的研究角度，彻底转变了长久以来人们看待和描述有意识心智的方式。
● 在《当自我来敲门》中，达马西奥邀请读者和他一起踏上一场意识的冒险之旅，带领读者深入迄今为止无人到达的未知领域，层层揭开自我与意识的秘密。
[编辑推荐]
● 知名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全新力作，让诺奖得主奈保尔爱不释手，令大提琴家马友友神魂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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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众多知名心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联袂跨界推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倾情作序！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傅小兰、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周仁来、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宁向东、知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联袂推荐！
● 达马西奥“情绪与人性”五部曲之二。
● 湛庐文化出品。

“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对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战后道德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的深度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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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 色，托尼·朱特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就分析了这个知识分子圈最大的冲突：如何回应共产主义的许诺及其背叛；以及在面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新东欧及法国本身的伪善时，如何维系对激进理念的坚持。
朱特向我们展示了，这批处于时代先锋的知识分子如何在战后为某些“作秀式审判”辩护，如何忽视共产主义背后的暴政和恐怖，甚至向民众传播苏联式道路是通往解放的必经之路的理论。此外，本书还对当时知识分子间逢场作戏、争权夺利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描绘。其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时髦的“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加缪和波伏娃，还涉及到了重要的天主教哲学家、中立的报界人士、文学批评家和诗人等。
虽然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但它并不是一部叙述史，而是始终以知识分子独立性这一命题为线索，是一本表达朱特对知识分子角色和责任理解的文集，是一份关于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道德状况的研究报告。
“托尼•朱特作品”系列还包括《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待出）《重估价值》（待出）《事实改变之后》（待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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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图书】
《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论欧洲》《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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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得主托尼•朱特，对萨特、加缪、波伏瓦等人战后道德立场的批判性研究，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命题的深度拷问。
2、20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研究，没有人比朱特更有发言权。这位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在《责任的重负》《战后欧洲史》《思虑20世纪》中都体现了对这一问题无与伦比的洞察和智慧，他的贡献和勇气也让他获得了“汉娜·阿伦特奖”和“奥威尔终身成就奖”。作为“局外人”和战后欧洲史专家，他也能更大程度上中立、客观，并提供足够的历史背景和资料，在当时的历史状况前提下谈论知识分子问题。
3、针对目前仍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对自己行为的掩盖和辩护，针对目前法国对此问题研究、讨论的不公正、不全面的弊端，用扎实的证据揭露以下问题：
面对二战期间德国占领，“法奸”知识分子们是由于形势所迫吗？应该合作、抵抗还是置身事外呢？面对战后的审判，学术明星和大文学家如何相互诋毁、倾轧？表现了怎样的虚伪、软弱？
面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血腥统治，萨特、波伏娃、穆尼埃等法国左派是怎样看待这些“他者的鲜血”呢？面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残酷现实的冲突，左派知识分子怎样处理这个矛盾呢，掩盖、漠视，还是直面？米沃什、昆德拉等东欧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
4、对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立场，特别是“汉奸”和面对残酷统治时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有对照、启迪作用。
5、本书甫一出版就获西方众多媒体的赞誉推荐，评价极高，同时也广受到国内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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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部令人惊叹的学术著作，足以让那些愉快徜徉于20世纪法国文学字里行间的人们血液凝固。
——《美国观察家》
★《未竟的往昔》是一次直截了当、不同寻常的惊世研究，它考察了那个智性上反复无常的年代（1944—1956）。朱特先生……不只是描述了作为其研究主体的意识形态善变者；他是一位尖锐的甚至带有惩恶心态的卫道士，他揭发了那些在政治现实中测试自己政治理念的知识分子在失败后所表现出的不人道。
——《纽约时报书评》
★出于深厚的学识和不可思议的批评家的敏锐, 朱特…… 考察了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本书富含思想含量, 它提供了有关知识分子研究极具洞见的理论。
——《华盛顿邮报》
★无论是《未竟的往昔》,还是《责任的重负》，他（朱特）都把批判的重心放在了欧洲――萨特、波伏瓦，在法国享受众星拱月礼遇的这一群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对手们――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都被朱特以一种类似“残忍”的方式剖析得条缕分明。
——《看天下》
★在《未竟的往昔》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那些对共产主义满怀热情的人们，以对信仰的忠诚，刺穿了现实与道德的责任感，用颇具煽动性的抒情话语，共同参与编制了一个充满悖谬与罪恶的乌托邦谎言，天真地让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道具。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蔓延至东欧，他们的热情才慢慢转化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特颠覆了包括萨特（1905—1980）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萨特们的智商和修辞学修养，把他们的作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看，总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质，比如正义、良知、对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在更长久的历史图景中观察他们，萨特们虽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萨特之语），但也妨碍了时代健康的血液循环。
加缪以及布鲁姆、雷蒙·阿隆与萨特们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辨识标准与判断尺度，尽管他们都被当时的人们弃置于时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纠正着时代的谬误。即便这种“纠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实际上并无甚作用，但在后人检视历史之时，他们可以成为智慧的汲取之源。
——《经济观察报》

《普罗塔戈拉与逻各斯:希腊哲学与修辞研究》是智术师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作之一，力主对智术师进行历史重构，即从智术师自身来理解智术师。作者不仅对自己的理论立场有充分阐述，同时更有具体实践，即依据自己的方法论立场对普罗塔戈拉这位重要智术师的主要残篇一一进行笺释，并将其思想放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思想文化语境中进行了总体评价。

“地铁上的哲学”系列中一种。齐泽克在书中探讨了“事件”一词的概念，以深入浅出的平易文字阐释了与哲学层面与“事件”相关的义理。齐泽克将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定义理解“事件”一词，并着重强调了很多基础的问题。书中援引从柏拉图到当代艺术的诸多事例，是大众普及类的哲学读物。

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出那句著名的箴言“自然爱隐藏”，到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存在”和“解蔽”的方式对这句话进行解释，《伊西斯的面纱》对自然的秘密这一概念的讨论涵盖了近2500年的历史，从揭开面纱这一隐喻的角度追溯了人对自然态度的演变。

关于自我本质的讨论是人类自古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的，永远充满魅力的谜题。历史上类似“我是谁？”一样富有争议，或者难以回答的问题，为数不多。
《“地铁上的哲学”丛书：自我》作者以“空间传送”可能性的探讨作为贯穿始终的索引，为我们梳理了自笛卡尔开始，历史上各个阶段关于自我不同的哲学观点。作者在解析哲学观点的过程中列举引用了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使读者不知不觉中经历了一场关于自我的冒险之旅。

《眼与心》作者以迥异于前人的叙述风格，清晰平实的语言，探讨了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人感知世界的过程，在身体与心灵之间的互动，做了简洁深刻直入本质的分析与表述，更赋予艺术家，尤其是画家在认知世界方面以重要的地位，提出诸多精辟见解，是一部意味无穷的杰作。

卡普托一直积极地尝试以解构的方式来重新探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他倡导一种流动而非静止的思考事物的方式。此部《真理》沿袭了他一贯的做法，作者首先从真理在后现代状况下的境遇入手，之后向前追溯真理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到启蒙时代的理性判断，再到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在这里上帝和理性都不享有骄傲的地位）。在生动诙谐的文字背后，卡普托力图阐明：任何一种静止的、稳固的思想理论体系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它并不能真实、生动、全面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真理"同样如此。

《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尼采后来一再点明，是在于为人生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是该书承认的唯一价值，“全然非思辩、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是该书承认的唯一的“神”，他还明确指出，人生的审美评价是与人生的宗教、道德评价以及科学评价根本对立的。《悲剧的诞生》尼采后来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其实，“重估”的思想早已蕴含在他早期的美学理论中了。当时他就宣告：“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后来又指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可见，“重估”的标准是广义艺术，其实质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反对伦理的人生态度和功利的人生态度。

本书是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研究专著，系由他的讲课稿整理而成。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海德格尔通过研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作品，尤其是《王制》和《泰阿泰德》，对"真理的本质"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本书可归入哲学研究著作。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因此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枢纽性问题。本“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读者进入真正思考的大门。罗伯特•所罗门教授尤以擅长授课和写作清晰晓畅著称，他不像一般哲学导论著作那样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罗列哲学史上的一些观点，而是完全把读者当成一点都不了解哲学，从而按照一些大问题来组织材料，叙述生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为普通读者的考虑。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读者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哲学的殿堂，在不知不觉中熟悉哲学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观点，而且很可能会对许多问题重新进行审视，真正享受思考的乐趣。
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它是对价值重要性的坚持，是对完全陷入生活琐事而仅仅随波逐流的拒斥。我们渴望洞察，企盼理解，但我们的生活被常规攫住了，不时会被那些所谓的“消遣”或“娱乐”活动分神。我们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理解的挑战、灵感，以及哲学的慰藉。我们都是借着思想而生活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从事哲学，而在于是接受一种廉价的、没有挑战的替代品，还是试图进行真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