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般》《中国古代逻辑与语言》《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价值与价格》《王夫之的经济主张》等近400篇文章。

《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是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出版的《顾准文集》的基础上，经过顾准胞弟陈敏之、作家罗银胜两位先生的修订增补而成，全书结构更显完整，内容更丰富翔实。这是一本写给自己以及中国未来的思想之书，宛如精金美玉，读来使人唏嘘不已，血脉贲张。在那个动乱年代，顾准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火种，是我们迄今为止无法不面对的一座山峰。《顾准文集》在国内曾先后被遴选为“三十年三十《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六十年六十《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

“绅”与“商”是晚清民国初年特别值得关注的两个群体，而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绅”与“商”在社会转型.早期现代化等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历来受到学界重视。本书收录的十多篇论文分别研究了这个时段广东的官绅关系、绅民关系、士绅控制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及广东的绅商、广东商人与香港关系、广州的商人团体等问题。本书对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是一部欧洲二十世纪更广泛的旅行历史，也是一部新颖独创、采用第一手材料的欧洲现代史随笔。从严酷战场(凡尔登和斯大林格勒)到革命场所(彼得格勒和柏林)，再到阴森恐怖的死亡和毁灭的藏尸所(奥斯维辛和德累斯顿)，作者黑特·马柯穿梭于欧洲大陆，寻求证据和见证人，将重大事件与细节巧妙结合，以独特手法使读者目睹几乎被遗忘的过去。《在欧洲——跨越二十世纪之旅》充满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心灵顿悟和感人遭遇。史学家约翰·卢卡克斯说，黑特·马柯是欧洲的肖像画家、印象主义者、诗人音乐家和民众思想的阅读者。

城市发展及都市化的问题已成为学界热点，地上地下“文献”涌现，中西文化比较蔚然成风。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研究有悠久的传统，除《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名著外，更有大量的地方志乃至“坊巷志”流传至今。但却没有留下一部综合性的城市史著作，而且所论多偏重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方面。如今，中国的城市研究者又多以欧洲城市为范本，甚至以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工业革命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史，未免隔靴掻痒。
相比之下，本书有两大独到之处。其一：用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层面上来探讨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与特殊问题。其二：充分体认中国这个具有广博文化和独特文明的国家的高度复杂性，以此出发来研究它的城市发展史。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谈话者以个人的身份和角度，从各自从事的工作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并且眺望臆想未来。书中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没有变成一个“怀旧项目”，大多数谈话者没有简单地将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这些回忆者的态度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而是尽可能坦率、客观地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人物及文化动因进行深入剖析、批评和反省。

《对话欧洲》主要内容：两位学者在平时的读书、写作生活中，向以挖掘史料、独立思考为乐事，常常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批判自己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在此，他们带着各自的观点、问题与疑惑，闲聊历史上的欧洲或中国。闲聊跨越时空，远眺17到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围绕着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两大主题，聊及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市民文化、宗教、民族、市场经济、革命、政党、全球化等等诸多方面，也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

斯宾格勒，这个现代德国心灵的重要表征，把歌德式的观相方法和尼采式的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从宏大的文化比较形态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精神逻辑和时代症状的描述，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自他以后，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就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路程中，其先知般的声音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仍可唤起一种自省的激情。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的历史哲学著作。本书的第一卷于1918年出版，第二卷于1922年出版。
斯宾格勒青年时代就读于哈雷、慕尼黑、柏林等大学，毕业后任教于一所中学。本书就是他在中学教书时写成的。作者说他于１９１１年已构思此书，当时他已感觉到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大战的爆发和进展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憾，促使他深深地思考现时代人类的生活，尤其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命运。
在《西方的没落》的一书中，斯宾格勒大胆地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即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这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中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新哲学，从这一世界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可以很好地审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现时代的文化定位，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个性特征，这些基本物征作为文化的灵魂从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因而，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个性特征去把握其形态。把握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能靠自然科学的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觉去理解。
比较文化形态学认为，历史是有逻辑的，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结构贯穿于人类历史中。具体地说，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体，每种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生命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败四个阶段，就像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一样。各个文化中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只要属于文化形态学中的同一阶段，就是同时代的。
尽管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仍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但他确实是比较早地、比较自学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西方著名学者。他例举了人类历史上的八大文化，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墨西哥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认为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并不比其它文化优越。他把“西欧中心论”问的世界史观视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它应该被他的哥白尼式的世界观所代替。不过，在他看来，除了西方文化，其它文化都已经死亡，只是一种无历史、无生气的存在。只剩下西方文化还处于文明发展的“战国时期”，虽然他也讲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特别强调历史的宿命．他明确地说，《西方的没落》是他对历史和有关宿命的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由这种宿命的历史观所决定，虽然他也感叹西方的没落，却还是认为不论人类是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宿命．他的希望只是，这本书能打动他的读者，从而委身于技术、海洋、政治，而不是抒情诗、画笔、认识论，他认为人们只能适应这个技术的、物质的、政治的社会要求。
《西方的没落》一书问世以来，其影响是很复杂的。它既对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又被纳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利用．我们今天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读这本书，进行批判的思考。建议重点阅读导言部分。

本书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上许多错综复杂现象的基本线索，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毁誉参半。许多青年入学赞之为提供了崭新的范式变革。紧接此文，本书以数十年的新文学历程和哲学上“现代新儒家”等论题，简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诸多重要方面和问题，或明或暗地显现了上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悲欢和坎坷命运。书中论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长文则结合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分析，说明由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迷信战争经验等等，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8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浪漫热诚的年代，是全球化和商业化大潮逼近之前，社会理想主义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黄金岁月，同时也是一个贫乏、肤浅、简单、“很傻很天真”的时代。回望和反思80年代，同时也是对当下时世的审视和逼问。本书是马国川自2007年底开始进行，持续到2008年岁末的系列访谈结集。访谈对象为至今影响深远的12位80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元化、汤一介、李泽厚、刘道玉、张贤亮、刘再复、温元凯、金观涛、李银河、韩少功、麦天枢、梁治平，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人文学者、社会学者、新闻记者。他们的对话对80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忆，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恋，也有决然告别。通过这些访谈，作者带读者走回80年代，梳理当代中国改革的思想源流，思考中国未来的方向。

《文史要览》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外文学基础知识。第二部分：汉语基础知识。第三部分：古文选注。第四部分：中外历史基础知识。第五部分：政论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