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主题宏大抽象、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直击要点、广受国内外读者喜爱的政治学入门读物。作者紧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以方法论贯穿全书，同时运用丰富、真实的案例，将思考政治的方式、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政治参与的价值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动的政治学理论谱系。
阅读本书，读者将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和政治活动相关问题的“对话”与“回答”中，形成自己认识和判断政治的方法，从而为自身对政治及政治学的基本理解和独特感受奠基。此外，本书还展现了作者作为i新闻记者和外交官员的过人的写作技巧，在极简练的表达中，兼容并包地战线了各种政治流派的观点，使读者能够轻松获得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充分体会到政治学的“有趣、有益和有用”。

此书为中国学者吳思的一本作品集，包含了作者前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正编的大部分文章，个别文章有所修改。此外，本书亦加入了五篇其外的文章。在本书末尾制作了相关概念索引，作者将自己两个时期提出的一些术语、名词联系在了一起。目录选编说明第一编 潜规则：平民与官吏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硬伙企业第二编 潜规则：皇帝与官吏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当贪官的理由正义的边界总要老第三编 潜规则：官吏与官吏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刘瑾潜流第四编 策略选择：官吏和平民的武库身怀利器灰牢考略庶人用暗器洋旗的价值第五编 隐身份：主体的演变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县官的隐身份白员的胜局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第六编 血酬和元规则：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命价考略地霸发迹的历程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出售英雄崇祯死弯第七编 观念：营造心目中的利害理解“迷信”笑话天道官场传统的心传真实的难题与梦幻的解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统论(代)血酬定律与历史弈局后记：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附录一《潜规则》自序《血酬定律》自序附录二本书关键词语解释(兼索引)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其中，有些学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解析经济发展之谜，尤其是关注于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充当的角色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时，不难发现许多国家的政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有这么高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是如何解决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作为问题的？但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粗放型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异、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如何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呢？本书从地方官员激励与政府治理视角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政经条件和制度基础，提供了一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阿尔伯特•赫希曼代表作品，冯克利根据2013年英文版最新翻译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把此书称为赫希曼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尔伯特•赫希曼邀请我们穿过词义变化的迷宫，为反讽而开怀，为危途而担忧，但他不仅与读者对话，他也与古人对话。他一生都在让他的思想先辈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他习惯于回到它的成员那儿寻找安慰、论题和灵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阅读赫希曼的体验，让人觉得是在观察我们当代一位大思想家与古人的对话。……本书既是对古人之间论辩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与打开了通往我们今天道路的古人的论辩。
——杰里米•阿德尔曼（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赫希曼传记作者）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赫希曼通过对17和18世纪欧洲思想生态的田野式调查，就商业社会在兴起时如何获得道德合法性作出了新的阐释，为资本主义发生学提供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视角。
赫希曼发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有关人性这一概念的战争，几百年来，“人被普遍视为一个舞台，上演着理性与欲望之间惨烈而无法预见的战斗，后来则是不同欲望之间的战斗” 。 揭示这场战斗的剧情，回顾有关人性的辩论，就是本书的核心。
赫希曼将这一漫长的战斗描述为一个内生的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从欲望中分解出“利益”，使之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欲望的特殊欲望，以用这种温和、无害的欲望来平抑和驯化其他暴力、有害的欲望。从而，利益成为沟通、平衡欲望和理性的桥梁，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替“欲望”服务的理性。这种从利益的角度处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使得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获得了正当性。
阅读本书，就像在观察当代一位大思想家与古人的对话。

《革命將至》從近年來法國和歐洲的社會抗爭聲浪中醞釀而出，由匿名的「隱形委員會」寫成，承襲居伊‧德波（Guy Debord）優雅文字風格，提出「資本主義文化即將崩潰」的論點，是非常具有煽動力的革命小書。
這本書被法國政府指稱為恐怖主義手冊，並且以此為由，強行逮捕可能的嫌犯作者群。委員會的其中一名成員形容他們自己是集體聲音的代言人，譴責當代犬儒主義和現實。《革命將至》也為散布無政府主義提出行動指南。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在完整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文明，並指出金融海嘯和環境惡化，都是資本主義衰退的徵兆。第二部分則為反資本主義革命提出具體行動方針。隱形委員會提出的革命活動為人民消減政府權力、阻止經濟活動，以及消滅警力。
《革命將至》在世界各地引起非常大的影響。在美國，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某天闖入邦諾書店在紐約聯合廣場的分店，就地舉辦「《革命將至》新書發表會」。在《紐約時報》報導這項活動之後，福斯新聞電視台脫口秀主持人葛倫‧貝克（Glenn Beck）也三次以這本書為主題主持節目。2010年9月，比利時的國家戲劇院把這本書改編成舞台劇。
◎聯合推薦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王智明
文化評論人／南方朔
文化與政治評論人／張鐵志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一种国际政治变革中新的重要理论，它建立起了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一框架可能会改变我们看待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吉尔平教授认为，几千年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他利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来论述世界秩序中引起变革的力量。讨论集中在国际体系中不同的力量增长以及这种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经济或军事力量平衡的变换削弱了现存体系的基础，因为实力增长的国家看到改变体系的好处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吉尔平认为，其结果是，行为者试图通过领土、政治或经济扩张来变革体系，直到维持变革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当国家根据它们的利益来发展实力、变革体系时，它们会为之奋斗，不论是通过增加经济效率，追求共同利益的蕞大化，或者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

本书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本书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6个方面全面陈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官方政策的形成都会受到知识分子所塑造的舆论氛围的影响。 当代知识分子不仅影响力胜过以前，而且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也大有不同。他们并不是通过塑造执政者的观点或引导执政者的行动来影响事件进程，而是通过影响民主社会中的执政者的行动的各种方式，来塑造公共舆论，最终影响事件进程。无论执政者是否接受知识分子的一般构想或者决策，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都会实现。《知识分子与社会》通过大量历史和现实的案例，深入、全面分析了知识分子导致社会变动的背景、诱因和巨大后果。

该书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综合与全面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的著作，始于荷马，止于古典晚期，以基督教和异教对神圣的与人类秩序的思考终篇。主题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一系列其他或重要或次要的思想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同时通过广泛征引他们的论证也凸显了其个性。主编及其他参编者均为国际诸多领域的杰出学者，有法学、政治学、文化、宗教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该书一方面考察了诸多观念所处的古代语境；另一方面探讨了这些观念组成的思想体系。这些观念在现代仍有回响，或是人们一直关注的对象，因而这部行文明快的著作，对于读者，将长期成为研究希腊人和罗马人有关治理与共同体思考的便捷的权威指南，进而真正理解西方政治思想观念及其发展脉络。

本书通过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深入浅出地对世界的部分典型国家进行观察和描述，从中选取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伊朗这9个国家作为分析的模型，以生动简洁的语言从历史、制度、政治文化、现状、争论等5个方面讲述公民需要了解的“国家常识”。
作者将国家的历史、地理与当代的发展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用大量篇幅追溯各国的历史，穿插地图直接展现各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并且着重阐述了历史源流与地理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变迁、制度的变更与当代议题的发展的影响。在叙述过程中，作者还强调了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特性、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制度。

混圈层，读政治基本盘，
想了解特朗普的总统升迁韬略？
请看《纽时》《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相中的预言神书。
在人性、资本、权力的三国演义，
要从边缘到中心，
重要的不只实力，更在游戏规则。
玩转规则，看懂政治，改变就这么简单。
在政治上，民粹主义更多指的是借助“平民” 的手腕与方法，政论家们经常将“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分立看待。19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始终没有一个单纯的定义，很少有政治家将自己描述为“民粹主义者”。在政治话语中，“民粹主义”经常用来形容他人的政治策略。
为什么我们需要理解19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潮流如何能一次次在大西洋两岸重演，2008年的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关键性的角色，以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面对民粹主义的后果，国际政治体系刚刚开始一次漫长的适应和调整——对于希望了解这一变化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不错的选择。
-------------------
【编辑推荐】
1．预言特朗普胜选，破解政治基本盘的政论大神指南。
政治分析家约翰·朱迪斯清晰地预判了民粹主义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力量。对民粹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梳理。要深入了解民粹力量对欧洲、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该书能带来很大的帮助。此外，朱迪斯对欧美政治的整体把握精确，对政治事件的观察犀利，对时事发展脉络思考独到，政治基本盘对作者而言手到擒来。
2．洞穿政党政治ABC，讲故事+看博弈，谈政局中笑侃人间冷暖。
政治人物的起起落落，政治现象的潮来潮往，经济趋势的起伏，在朱迪斯笔下都变得好玩有趣。作为一本画风清奇的政论著作，争斗紧张刺激，剖析经济鞭辟入里，解读数据有板有眼。正如专栏评论人埃德萨尔所说：“《民粹主义大爆炸》是对当代政治发展方向的尖锐的审视，无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卓越而高超。”
3．面向读者的写作态度，对民粹主义历史的解读专业且用心。
文风友好不艰涩，内容坚实不油滑。对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民粹，从历史、理论、进化、转向等各个角度进行观察，跨界更显专业。对欧洲政治中的民粹心态，不同阶层对欧盟的态度，以及两者间隐秘而又深刻的关联，都予以发人深省的阐述。同时，朱迪斯并不执着于自己的价值观，而是能跳出观念冷眼看世界，让本书的客观性有了十足的保障。
4．从特朗普等民粹人物的优缺点，看人性的光暗，以及经济、政治的交互变化。
从难预测的变量——人——着手，看懂经济大衰退中人性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政党政治、选票政治中的映射。代入感强，剧情丰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回归有血有肉的反思，作者对经济、政治的交互机制了然于心。
5. 选择宽容和多元，还是选择坚守和传统？作为当代人的“刚需”读物自有答案。
不仅仅是多元和传统、激进和保守的抉择，朱迪斯在书中探索了许多人内心的疑问。比如：“全球政党势力表，为什么民粹当道？口无遮拦特朗普，为什么当上总统？老牌绅士英国人，为什么抛弃欧盟？欧罗巴的激进派，为什么选举成功？”这对我们理解现实，应对现实中的变化，尤其关键。《民粹主义大爆炸》就是一本当代人书架上的“刚需”读物。
-------------------
【相关推荐】
“2016年年度书籍之一。”
——迈克尔·布隆伯格（第108任纽约市长）
“帮助理解特朗普获胜的六本书之一。”
——《纽约时报》书评
“精心撰写，深入研究，有力论证，完美精准。”
——《经济学人》
“约翰·朱迪斯的《民粹主义大爆炸》是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发表的，但这一不可能的胜利证实了该书的论点，即西方民主国家在某些方面未能代表其公民。朱迪斯的分析是敏锐而有吸引力的。”
——巴顿·斯威姆（《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
“对当代政治发展方向的尖锐的审视，无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卓越而高超。”
——托马斯·埃德萨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在当今世界，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国家，无疑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或预测明日世界格局走向，还是评估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把握未来趋势，均应以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深入讨论为基本出发点，均应以美国行为的根源有所了解。本书从基督教传统与普世化价值、商业理念与现实利益、精英主导与集团政治、对外行为的二元目标等方面，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行为的根源。

这部著作试图对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性质与发展作一比较考察，书中介绍了东、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西班牙、法国、普鲁士、波兰等。

《宪法学导论》第二版自2008年出版以来，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社会反响与经济效益卓越。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践取得了诸多进展，作者根据学科最新成果与实务典型案例，保持第二版多元、立体式写作风格，融合理论讲述、评注、案例、探讨、动态、图表等多种形式于一书，修订为第三版，在内容与形式上对全书进行了创新与完善，使本书更显卓越，堪称学习宪法不可不读的优秀教材。
本书把宪法严格作为一门法律来对待，因此它在风格上和民法、刑法或行政法没有根本区别。本书具有普通法律教科书的特点。由于本书把宪法严格作为一门法律来对待，因此它在风格上和民法、刑法或行政法没有根本区别。全书将宪法学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介绍与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宪法制度。
在内容上，本书分三大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包括宪法学的基本概念，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渊源，以及宪法审查机制三章。之所以将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因此，和前两章一样，这部分内容具有基本与普遍意义。第二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第二部分介绍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权力结构的划分，政府组织结构以及政府产生的方式三章。第三部分讨论公民权利，包括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两章。之所以把公民权利放在国家机构的后面，部分是出于循序渐进的考虑，因为“宪法”（constitution）的原始含义毕竟是指政府的组织法；部分则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前提——我们所说的宪法保障，实际上是指通过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宪法对公民权利实施的保障。

政府设立之后，如果不对其严加防范，就很容易蜕变为“利维坦”，成为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最大威胁。如此，限制政府权力便成为保障公民自由的关键所在。王建勋著的《驯化利维坦》围绕美国建国时期确立的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展开探究和讨论，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和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脉络，旨在重申十七、十八世纪理论家们倡导的有限政府理念；同时对建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全书征引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论辩色彩，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质疑有限政府的观点作了强有力的反驳，有助于读者更加清晰、深入地理解古典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

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有2020年6月第13印本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译 后 记
“弱者的武器”:研究农民政治的底层视角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本书的翻译历经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郑广怀翻译,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录由张敏翻译,何江穗校对复译了第四、五章;郭于华、郇建立分别校对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后又分别通校全书;索引由郇建立翻译。本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课程中列为必读书目,两位主要译者由研究兴趣所致也都曾反复阅读,但由于译者是第一次翻译学术著作,经验和翻译水平都尚欠缺;整个译、校过程其实也是艰难的学习过程,虽不敢言呕心沥血,却也是殚精竭虑,尽管如此,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加之斯科特教授这部著作堪称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类学细致入微的田野实证材料与关于支配与反抗的宏大理论紧密结合,论述方式铺陈细密,纵横捭阖,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处。所有缺撼不足,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盼。
在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李利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史云桐帮助译校了部分内容。特别需提及的是本译丛主编刘东先生从选定书目、联系作者到译、校的各种细节问题都给予了不厌其烦的帮助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郭于华
2006年5月于北京

在这部内容丰富且极具原创性的著作中，詹姆斯•C. 斯科特分析了在各个领域中，由国家主导的大型规划项目遭遇失败的例子。斯科特指出，当国家权力坚持推行简单的规划方案，而这种方案对复杂且不易理解之相关性尤显粗暴时，中央主控的社会规划项目就很难取得成功。进而言之，针对社会组织的设计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这样一种认知：即地方知识和实践知识与常规知识和技术知识同等重要。作者列举了令人信服的例证，并质疑了“发展理论”，同时反对独裁权力主导的规划项目对国民价值、愿望和目标的忽视。“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在作者看来，上述四个因素的结合，往往使得悲剧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