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和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今天的世界与几十年前熊彼特预测的相差甚远，还有读它的必要吗？答案是仍然有必要。熊彼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很好的平衡的解释，对资本主义亦有十分深刻的解读，其“创造性毁灭”的概念尤富启发。此外，他关于民主的论述与今天亦有很多交集。无论我们是否同意熊彼特的观点，我们都应该认可他所激发的思考和启迪。

对于西方现代思想而言，《美学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美学史以及对美学概念的批判。开篇论述的对象为夏夫兹博里、休谟和伯克，尤其关注德国哲学传统，他对从黑格尔、马克思至本雅明、阿多诺、哈贝马斯的黑格尔学派以及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至海德格尔、福柯的反黑格尔学派尤为感兴趣。应该说，它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次考察，着重讨论了自启蒙运动以来至后现代主义期间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伊格尔顿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是杰出的、发人深省的，可与其书中所论述到的康德、席勒、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比肩。
在伊格尔顿多本论述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作品中，本书视角独到，以思想明确和立场清晰而独具一格，是学术论述的典范。综观其研究范围、道德及政治立场，本书可称得上是特里•伊格尔顿的代表性著作。

本书为詹明信的学生张旭东所选编，辑录了詹氏的十二篇批评理论论文，可以让读者一窥詹氏批评活动的时空跨度和理论特征。
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在西方理论界，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于人们看来是相互排斥的问题领域，詹明信以其犀利的批评姿态和纵横裨阖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其理论地位，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并改变了人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思路。作为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那似乎无所不包的“大叙事”，并不是理论运作的框架，而是一种历史信念和乌托邦理想的投射。他的理论贡献对于已经陷入后现代文化工业及其意识形态沼泽的中国文化圈，仍有其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又是如何遭到父权制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解放道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重要作品，是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接近尾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酷儿理论兴起之初，对女权主义各个派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再次思考。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市场”和“父权制”支配的“家庭形态双重控制下，以无偿的女性劳务等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就如何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日本女性的地位问题，但其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下中国的国情。因而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与男女平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开始时卓有成效，却最终失败？外界观察家在解释这段时期的宣传时常常犯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假设因为有警察国家的支持，宣传机器得以广泛有效地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和昂纳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的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宣传确实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公民，纽伦堡集会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大多数东德人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战盟国于是担心，铲除纳粹主义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知名的学者们或政治家们，没有预计到东德会崩溃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最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他们也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原因。
本书考察了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用的所有说服技巧，并试图指出这两个系统最终失败的原因。

★ 自由主义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吗？
★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吗？
★ 本书反思和还原被扭曲的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
★ 破除流传甚广的错误认知
★ 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
【内容简介】
在当今日益撕裂的公共空间中，“自由主义”俨然成了一些人的战斗口号，也成了另一些人嘲讽批判的对象。“自由主义”真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核心便是个人权利吗？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通过梳理“自由”和“自由主义”从古罗马时期到当代的词义演变，以及历史上围绕这一词义展开的各式论战，破除了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者起初在内心里都是道德主义者，他们从不抛开公民义务空谈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种只关注个人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是冷战和美国全球霸权扩展的产物。这本著作为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自由、民主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荣誉】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是迄今为止这一题材中极具洞见且非常细腻的作品。海伦娜•罗森布拉特的成果卓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塞缪尔•摩恩，耶鲁大学法学和历史学教授
这部系统化的概念史大胆且引人入胜，它展示了应当如何将自由主义不断演变的伦理特性作为一个中心议题来讨论。这本“被遗忘的历史”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其他思想体系的交锋，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论述自由主义的起源、含义和发展的各种理论。
——艾拉•卡茨尼尔森，哥伦比亚大学拉格尔斯政治学和历史学讲席教授
这本简明且功力扎实的思想史透过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品格和公共利益的讨论回溯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演变，法国和德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关注权利的当代英美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
——威廉•A•高尔斯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罗森布拉特这部优秀的作品促使读者反思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它还原了历史中被遗忘的诸多元素，并展示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如何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作家对个人主义的认同所扭曲的。
——杰罗德•西格尔，纽约大学荣休教授

本书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国际关系史》的修订版。这次修订保持原版结构合理、线索清楚、文字流畅的特点，又根据学术界的新认识，补充了古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使教材内容更为全面。对近现代部分作了压缩，删减了一般性史实，使内容更为集中，还增加了大量的地图和插图。修订后的教材不仅可以作为历史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的教材，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读者阅读。

如何在宪政的框架下实行独裁
◎ 编辑推荐
如何使高度集权在宪法的限制下平稳运作，以应对国家危机？
“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除了独裁以外，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无法存活。”
◎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了近代西方国家面对国家危机时政府的应对模式，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宪政独裁的框架，这不是一种模式与另一种模式的对抗，而是在严重的紧急状态期间，人民如何运用高度集中的权力以对抗危机。书中从罗马的独裁官制切入，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英国、美国在近代以来经历的诸多国家危机，阐述了高度集权在宪法的限制下平稳运作的前提条件。作者认为：“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除了独裁以外，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无法存活。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讲述了：“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

本书是一位民主德国心理治疗医师对民主德国民众心理故事的记述，也是作者本人的在民主德国的生活和情感史。作者详尽地分析了民主德国压力性体制对民众造成的心理后果，产生的社会角 色代偿行为，转折期民主德国民众的心理，以及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心理问题。他的分析建立在数千个病人心理治疗的基础上。作者强调，转型期的人们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变革、物质的富足、环境的宽松，更重要的是“心理革命”，并提倡一种鼓励健康生活的“治疗文化”。

当代知名左翼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莫伊舍·普殊同 蜚声国际的代表作
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著作奖
推动20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型
拥有英、德、法、西、日等多个语言版本
【内容简介】
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普殊同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了一次彻 底的重新阐释。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提出了许多质疑，并给出了对马克思的核心论述的全新阐释。为此，他发展出了一系列概念，旨在把握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并克服结构与行动、意义与物质生活等熟悉的二分法。
这些概念引向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性质和问题的原创性分析。根据这一全新阐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不仅在于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而在于一种由劳动本身所产生的非个人的社会统治形式。无产阶级劳动和工业生产过程被描述为这种统治的表现方式，而非人类解放的手段。这一再阐释带来了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运动特质的批判性分析。它将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发展形式和社会劳动结构与居于资本主义心脏处的异化和统治联系了起来。普殊同指出，这样一种重构将为一种更加适用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社会理论奠定基础。
【名人推荐】
本书是自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1982）以来，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政治经济理论所展开的最佳分析。它显然是普殊同经年研究与长期思考的成果，也是那种值得人们等待的著作。
——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伦敦大学政治学客座讲授）
普殊同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真正尝试对政治经济学予以批判的理论家之一。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人文研究所所长）
普殊同雄心勃勃地试图复活马克思理念的生机。在分析这些理念时，他以马克思所嘱意的那种历史特殊性为门径，而非依从后来那些引人误解的、超历史的、普遍化了的理解。这部精深的阐释之作将为试图理解其雄辩论述的读者带来丰富的教益。
——罗伯特·海尔布伦（Robert Heilbroner，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在这部复杂、精深、论述详瞻、极富教益的著作中，普殊同对《资本论》的核心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和再阐释。该书论述严格、周备，即便对那些对资本主义动力怀有其他看法的人而言，也是一部核心读物。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
普殊同的论述既重要又富于挑衅性。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沃里克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
在这部人们期待已久的著作中，普殊同为资本主义危机之所以无法在不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结束，提供了新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他为弥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常常为人所遗憾的“经济学缺漏”做出了长足的贡献。
——马丁·杰伊（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
普殊同的这部著作是至今为止以拓展法兰克福学派视野的方式最为彻底、最为严格地重新阐释马克思成熟社会理论的著作之一。
——慕唯仁（Viren Murthy，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副教授）
在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这一成果迭出的当代领域中，这部书是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
——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西北大学哲学教授）
他的研究丝毫没有那种“回到基本问题”的著作所特有的枯燥，他所揭示的范畴——商品、劳动、价值、时间——和这个世纪中被分析的所有范畴一样迷人。当马克思的方案和源自《大纲》的后资本主义生活远景结合起来时，这一方案突然变得比晚近的某些辩论更富生机，而那些辩论的主题正是如何将这一理论所预示的东西束之高阁。
——珍妮·舒勒（Jeanne Schuler，克瑞顿大学哲学副教授）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塑造了现代世界，本书则试图追溯它的起源与形成过程。
本书是由著名政治学者丛日云教授主编的“走向政治文明丛书”的最新一种，邀请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共同参与。内容涉及“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现代早期共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罗马人的独裁制度及其现代影响”“西方现代议会代表观念的起源与形成”“洛克笔下的国家与国王”“加尔文与现代政治思想”“麦迪逊与古今政体争论”“贡斯当与大革命后的自由传统”等。
通过上述议题的设置，本书试图回答一些学术界普遍感兴趣的话题，例如：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内涵是什么？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是怎样从传统中脱胎而出的？古典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如何孕育了现代政治思想的胚胎？西方政治思想的古今之变意味着什么？受邀的每位作者都从自己擅长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入分析，有助于读者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与现代”这一核心议题的立体把握。

本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探索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当代演变，并以“制内市场”的总体框架来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本书提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