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一扇了解语言器官、破解语法基因、进入人类心智的大门；
一个关于语言问题最权威的答案；
一些令人信服、生动有趣的例证；
一场常识对谬论的彻底胜利。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是语言学方法论研究专著。作者立足大量的语料调查、分析和整理，对20世纪各国学者研究中国境内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包括结构语言学、汉藏语言发生学、字本位论、语义句法、非线性论、词汇扩散论、叠置式音变论、自组织论、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论、历史比较法等，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归纳的中国语言学家对普通语言学的主要贡献，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进一步解决方案。本书适用于语言学领域的师生和研究人员。

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认知科学产生于先验哲学世界观。1975年，莱考夫提出心智的亲身性，开始创立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一致的认知语言学，由此形成基于实证立场的第二代认知科学。
本书根据人类的范畴化以及认知模式研究，阐述了新的“经验主义”。第一册“超越机器的心智”，包括范畴与认知模式、哲学的启示两大部分；第二册“实例研究”论证了采用经验主义方法可以做些什么。基于多学科成果，作者对古希腊以来流行于西方的思维和理性的经典观念，即 “客观主义”展开批判，对心智和语言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加以述评，展示了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作为认知科学领域的一座里程碑，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进一步观察心智和语言奥秘的窗口……

本书将狭义认知语言学定义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作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并以此为主线，将定义中提及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对诸如感知体验、范畴化、认知模型（包括CM、ICM、ECM、心智空间）、意象图式、隐喻转喻、识解等认知方式，逐一展开论述。
狭义认知语言追求用有限的认知方式对语言各个层面作出统一解释，包括语音、词汇、词法、句法、构造、乃至语篇（首次尝试运用这些认知方式来解释语篇的生成、连贯和理解）。本书还将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扩展应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语言、真理与逻辑》在1936年出版之后，博得英国哲学界的普遍好评，但同时也遭到一些尖锐的批评。《语言、真理和逻辑》是艾耶尔25岁时写的，但它至今仍然是20世纪一部被广泛阅读的名作。他从坚决反偶像论的观点出发，运用流畅的语言，把充满新鲜血液的逻辑实证论介绍到英国哲学界。艾耶尔这《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语言、真理与逻辑》还吸引了许多青年读者，为他们所喜爱。
总的说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语言、真理与逻辑》不仅曾在哲学界轰动一时，而且成为当时社会上的畅销书，一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读者。对于哲学著作来说，这是很少见的。

本书是剑桥学派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为数不多的重要著述之一，是作者针对逻辑语言学领军人物艾耶尔的驳论。作者从艾耶尔等人的错误入手，逐一对其加以驳斥。奥斯汀认为，艾耶尔没有能够理解一些在他自己看来最重要术语的基本功能，如"幻想"，"期待"，"看上去像是"等。他认为，这些术语表示的是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有所保留；而艾耶尔却引进了所谓的"感觉与料"，这个概念丝毫无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力，也不能帮助我们将我们所看到的说清楚。
本书中文版由我国当今最重要哲学家陈嘉映教授译出。译稿完成后，并在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多次开设专题讲座，以中英文对勘的形式讲授此书。此次出版，也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本书可作为高校哲学系的专业教材。

本书是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奥斯汀（1911—1960）的重要著作，也是分析哲学日常语言学派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本书中，奥斯汀提出了“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的区分，并进而提出了更一般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具体地说，就是他认为语言活动不仅仅是进行陈述，而是可以区分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和“话语施效行为”，从而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塞尔和格赖斯等人的修正和发展，成为语言哲学最重要的意义理论之一。

导 言

在《将负量概念引入哲学的尝试》( Essa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Grandeur in Philosophy)中，康德设想了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而又力争十二分程度的兄弟之爱的人，与另外一个有三分程度的吝啬并且有能力达成七分程度慷慨目标的人——而这个人只做出了四分程度的慷慨行为——相对比。他得出结论，虽然按照行为来衡量——二比四——前者不可辩驳地要比后者低劣，但实际在道德上，他比后者更为高尚。我们或许应该使用一种类似于此的算术式的价值评估来评判科学著作……社会科学明显是处在一个有十分程度的吝啬的阵营里，而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以康德的方式来将它们必须克服的社会力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无疑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当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其影响遍及所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特殊目标时，这一点就更确真无疑了。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或者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它是由赋予语法的形式属性以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损害了功能性限制——而建构起来的。
在这种学术研究成为流行时尚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即以确立“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为目的，停留在对《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方法论的“解读”之上的研究(所幸它没有发表)。因此，对于这一具有至高权力的学科所施加的最为可见的支配性影响，我可能比别人更为敏感，无论它是涉及理论著述的文字手稿，还是按照表面意义对概念所作的机械转换，或者是所有不假思索的借用——这种借用割裂了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与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导致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有时是荒谬的再解释——所作的机械转化。但是对时髦品味的反抗，绝不是一种注定要认可无知的拒绝：最初是索绪尔的著作，然后是——当我开始接近于察觉到作为执行的话语(和实践)模型的不足之处时——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认识到了生成性倾向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就是包含一些基本问题的社会学。
这一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即除非我们超越作为纯理论的结构语言学意图之中所固有的限制，否则这些问题就无法发挥它们全部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全部命运实际上是由索绪尔的初创行为(inaugural act)所决定的；通过这种初创行为，他把语言学的“外部”要素与内部要素区别开来，并且通过为后者保留语言学的头衔，排除了所有在语言与人类学之间确立一种关联的研究，排除了讲说它的人的政治历史，甚至是语言讲说区域的历史，因为所有这些事物不能对语言知识本身有所增益。尽管结构主义语言学被假定为源自语言被赋予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是相对于该种语言生产、再生产和使用的社会条件而言的)，但它如果不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即将一种科学性的表象赋予给对历史产品的自然化，即赋予给象征性的对象，它就无法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科学。语言学场域之外的音韵学模型的改变，对各种象征性产品、亲属关系分类体系、神话系统或者艺术作品而言，具有使其初创过程普遍化的效应，正是这种初创过程通过把语言方式与其生产和运用的社会条件分离开来而使得语言学成为了最自然的社会科学。
不言而喻，不同的社会科学对这匹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也具有不同的先天容纳倾向。将人类学家与其对象联系起来的特定关系，以及由其外部观察者的地位所赋予的“公正的观众”的中立性，使人类学成为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当然，还有艺术或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一领域，引进一种预设了功能的中性化的分析方法只能是使感知艺术作品的模式变得神圣化，而这种模式总是要求鉴赏家的、即“纯”的和纯粹的“内部”性情倾向，而排除任何对“外部”因素的“还原性”指涉。因此，颇像是另外一个理论分支的祈祷轮 (prayer wheel)，文艺符号学把对艺术著作的膜拜抬高到了理性的层次，而同时又没有改变它的功能。在各种情况中，社会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语言或者任何其他象征物都被当作了其自身的终极目标——这颇有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功，因为它赋予以纯粹内部分析和规范分析为特征的“纯粹”实施以一种没有结局的游戏的魅力。
因此，推导出这一事实的所有结果就成为必要了；而这些则被语言学家和他们的模仿者强有力地压制了，以致如《普通语言学教程》所断言的， “语言的社会属性是其内部特征之一”，并且社会的异质性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事业当中所包含的风险，这种风险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粗糙，因为对这种粗糙可以进行最为严格的分析；这种分析能促成被压抑之物的回升，但这也是它受到指责之处。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在接受一种较低的区分性(distinction)利润的同时，选择为真理付出较高的代价。


导言
第Ⅰ部分 语言交换的经济
1．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2．价格形成与利润预期
第Ⅱ部分 言语与象征性权力
1．权威化的语言：使仪式性话语有效的社会条件
2．制度的仪式
3．认同与表征：对地区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所需要的元素
4．描述与规定：可能性的条件与政治效力的限制
第Ⅲ部分 对话语的分析
1．审查与塑形
2．宏大话语：“关于对《读<资本论>》的几个评注”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3．科学性的修辞：对关于孟德斯鸠效用的一种分析的论证
注释
译后记

本书展示了卡西尔著名的“符号形式哲学”的成因和发展，力图把哲学引向语言神话思维，即扩大康德以来的以逻辑为根基的认识论，努力去理解语言、神话、宗教与艺术思维的功能，从而建设一种“系统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也就是“从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
《语言与神话》预示了20世纪欧陆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即语言的转向和对西方自柏拉图以降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乃至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接踵而至的便是将这种趋势推向彻底和极端的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在20世纪引起巨大震响的哲学与文化思潮。

本书根据英国丰塔纳出版社《现代大师》丛书中的“Saussure”翻译。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代英语语法》作者之一、伦敦大学校长夸克认为，卡勒对索绪尔的理论作了出色的介绍。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都把此书列入研究索绪尔的参考书目。

本书以语言学的基本知识来启迪学生进行方法论上的探索，对中英文类似的语言现象所作的比较颇能揭示语言的本质。书中大量的饶有趣味而又能点明问题的例子有助于深入浅出地阐明令人生畏的理论。在揭去神秘的面纱之后，抽象的理论变为引人入胜的实用知识，使读者从一个门外汉成为自觉运用语言学原理指导外语学习的探索者。

本书作为当代语言学经典著作，是公认的认知语言学隐喻系统研究的开始，在国外隐喻研究中具有很大影响。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书中指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词汇的问题，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乃从认知的角度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该书完全颠覆了几千年来人们对于隐喻的狭隘看法，国内外但凡论及隐喻、认知的论文和专著，无不以此为经典。
在我所看到的众多关于隐喻主题的讨论中，本书是最具有原创性和最有价值的。
—— James D. McCawley(著名语言学家)
有趣而又引人深思……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每一页上所展示的，关于隐喻，最重要的是去体验它——这本书需要读者去体验，而不是去阅读。当读者和作者双方的概念结构同样在经验中得到反映时，这些观点才会发扬光大。这种人类的一切交流所共有的特性，通过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艺术洞察力，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强化，从而产生了一本论述重大人类主题的伟大图书。
——John M. Lawler,《语言学》
通过丰富的例证和清楚的分析,莱考夫和约翰逊迫使我们关注隐喻与概念范畴这一对问题。《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彼此完全孤立的学科之间成功合作的实例。
—— Robbert Greene，《当代语言说明》

本书系统的介绍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学和语言学方面所做的贡献，着重展示了维特根斯坦是如何清晰的论证了语言边界的存在，肯定绝对价值和人生意义都在语言边界之外，以及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边界之外的不可言说之物可以在生活里显现的理论依据，这种神秘的显现为维特根斯坦揭示的神秘意涵等内容。本书旨在通过精选出维特根斯坦的经典思想，辅以编译者的理解和诠释，引导读者认识哲学思辨的局限性，并通过阅读此书，在各自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以在未来生活的某个时刻见证不可言说之物显示自身。

《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向读者介绍人工智能科学的基本发展历史和基本技术；介绍“人工智能哲学”这门哲学分支的大致发展情况；维氏哲学将对知识表征、自然语言理解、机器人、非单调推理等人工智能的子课题做出贡献。而《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就将负责在维氏和这些课题之间搭建桥梁。

现象学关注中心是意识，符号学关注中心是意义，哲学符号学，或称符号现象学，关注意识与意义的关系，或者说，意识中的意义，以及意义中的意识。因此本书从意义的产生，讨论到意义的经验化，最后讨论意义的社会化。无论讨论任何问题，意义与意识，是本书不敢忘的两个核心概念。

本书收录巴特的两种著作，前者约14万字，后者2万余字。1952年巴特进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词汇学和社会学研究，在其后的七年间在《新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大众文化迷思的文章，后来集结成《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 1957)。从此，巴特被公认是关于我们怎样通过语言、服饰、手势相互交流的最有独创性的评论家之一。60年代初期，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他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形态作了论述，其独特的观点被称为新批评，引起其他思想家的不满，认为他漠视和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发表《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erite, 1966）与其对抗，控诉那种陈旧的、布尔乔亚式的不重视语言细节、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他热情地呼吁读者要摆脱既成观念，按照现代思想看待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总是先由一种语言与其自身的冲突组成的。

《结构语义学》系作者在法国亨利·普安卡雷学院讲授“结构语义学”的讲稿，1966年初版，成为法国百年来第一部语义学专著。此书提出了一系列符号学方法论新概念，建立了文本的叙事和话语研究，被视为符号学法国学派奠作，也一直是语义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