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卷本收录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阿丽思中国游记二》和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系列长篇，是作者的一个创作尝试，沈从文模仿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奇遇记系列童话而进行的一个创新写作，借阿丽思之名游中国，用寓言故事等写中国现实，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好管闲事的人》延续初期创作风格。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1925年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后流浪于沁水、太原等地，做过小学教员。1938年后在革命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报》副刊，华北《新华日报》等报刊编辑、校对。1944年后到华北新华书店工作。北平解放后，先后任《工人日报》记者、《说说唱唱》主编、《曲艺》主编、《人民文学》编委。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李

《蝴蝶君》于1986年10月完成，1988年2月在华盛顿国立剧院首演，3月移师百老汇公演，大受欢迎，获当年托尼奖最佳戏剧奖，之后又获奖无数。1993年，由他亲自改编剧本、大卫·柯南伯格执导、杰瑞米·艾恩斯和尊龙主演的同名电影上映，更使《蝴蝶君》的影响遍及全球。
《蝴蝶君》以冷战背景下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位中国京剧旦角演员之间敷演的一出间谍迷案为“本事”，以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的原型创作而成，着力探索的是民族与种族、东方与西方、性别与政治、身份与认同，乃至殖民与后殖民等等重大文化命题。可以说兼具了学院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关注热点。
“黄哲伦有可能成为自阿瑟·米勒后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的剧作家，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最好的剧作家。”
——《时代》周刊
“《蝴蝶君》有时会被认为是一部反美国的戏剧，是对西方支配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化观念的一种谴责和反对。恰恰相反，我把它看成是对各方的一个请求，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各自的层层累积的文化的和性的误识，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
——黄哲伦
“希望这个剧本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我们是谁，同时也认识到把我们变成我们的‘他们’是谁。”
——张生

《孽子》是白先勇描绘同性恋者世界的一部长篇小说。
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被遗弃在街头、被逐出家门、屡次从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们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沉湎于为钱而做的爱，屈服于为他们短暂命运设置信标的长者。而最终，他们毕竟还是要在彼此宿命的运数中那种粗暴的、剧烈的温柔里相互取暖。听到一则这隐秘王国的传说，他们都会目瞪口呆；这些孩子虽堕落和违反常情，但却又感情丰富且乐于牺牲；前辈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往往会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作用。这些失落而颈上未戴项圈的孩子，他们因一些从他们的失势中硬拉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而存活着。书中的“郭老”，一位性爱市场的享乐者，就在每一位“新人”来到时为他留住影像，他的“青春鸟集”是一本永恒的相簿，留存了在危险之中却又被神化的青春少年。
——尹玲《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白先勇小说在欧洲》

本書創作主題反映了現代消費社會五光十色的精神廢墟，與被異化的人的一般處境。新世代小說家直接大膽的宣告；徹底逆反舊世代的影響，重新設定嶄新的書寫圖象。作者簡介
邱妙津
邱妙津，一九六九∼一九九五，台大心理系畢業，劉學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心理系臨床組。曾於張老師心理輔導中心擔任輔導員，後進入《新新聞》雜誌擔任記者。曾獲聯合文學中篇小說推薦獎、中央日報小說獎，著有小說集《鬼的狂歡》、《寂寞群眾》、《鱷魚手記》等。

【编辑推荐】
亚洲是什么？谁的亚洲？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
一部中国知识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寻找亚洲，也是寻找中国，更是寻找真正多元的认识论。
寻找亚洲，并不仅仅是在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约束，重新解释被单一化的历史。
全面梳理关于“亚洲”“亚洲原理”“亚洲主义”的来龙去脉。
东亚和亚洲未来的历史与思想变迁究竟会呈现怎样的图景？
描摹大批思想家的“亚洲”性格：冈仓天心、福泽谕吉、孙中山、李大钊、和辻哲郎、竹内好、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梅棹忠夫、沟口雄三、丸山真男
【内容简介】
亚洲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不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也是价值判断尺度。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
本书为孙歌教授多年研究东亚和亚洲的思想与现实复杂问题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可以说是记录了孙歌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全部过程。从思索亚洲意味着什么，到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认识亚洲的方法，再到对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寻求，最后落脚对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亚洲原理的寻找，实实在在是极具原创性的思想锤炼，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创造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的全新认识论。

Today,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escrib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the core of the nation’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Yet for nearly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formers waged war on the Chinese script. They declared it an archaic hindrance to modernization, portraying the ancient system of writing as a roadblock to literacy and therefo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Movements spanning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roposed abandonment of characters and alphabetization of Chinese writing, although in the end the Communist Party opted for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Chinese Grammatology traces the origins, transmutations, and containment of this script revolution to provide a groundbreaking account of its formative effect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last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alphabetic and nonalphabet worlds. Yurou Zhong explores the growth of competing Romanization and Latinization movements aligned with the clashing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She finds surprising affinities between alphabetic reform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s and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literacy programs and mass educ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ar and revolution. Zhong places the Chinese script revolu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of a phonocentric dominance that privileges phonetic writing, contending that the eventual retention of characters constituted an anti-ethnocentric, anti-imperial critique that coincided with postwar decolonization movements and predated the emergence of Deconstructionism. By revealing the consequences of one of the biggest linguistic experiments in history, Chinese Grammatology provides an ambitious rethinking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cience of writing.

《中国在梁庄》内容简介：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的现实危机。
该书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
通过此书，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创业史》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罗尔纲(190l一1997)，广西贵县人，历史学家，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与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时代曾师从胡适。他于1943年写了《师门五年记》，专门记述向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五年情谊至深的经历。出版之后，学界评价甚高。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称“此书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 《胡适琐记》完成于90年代，真切细致地记述胡适的治学、从政、社会交往与生活情景。虽然两书的写作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且世间关于胡适治学之道、生平活动的著述极丰，但由入门弟子亲撰的这两本书却角度独特。书中，煦煦春阳的师教与虚心笃实、毫不苟且的为学组成一幅充盈师友切磋乐趣的图景。本书在海内外流传甚广，甚至有“教科书”之称。 此次重刊是1998年增补本的修订再版。
《胡适琐记》完成于90年代，真切细致地记述胡适的治学、从政、社会交往与生活情景。虽然两书的写作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且世间关于胡适治学之道、生平活动的著述极丰，但由入门弟子亲撰的这两本书却角度独特。书中，煦煦春阳的师教与虚心笃实、毫不苟且的为学组成一幅充盈师友切磋乐趣的图景。本书在海内外流传甚广，甚至有“教科书”之称。

在《持灯的使者》里，我们读到不仅仅是围绕《今天》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的气氛、七十年代的气氛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
这些气氛贯穿始终，让你产生幻觉，让你经历一次奇特的时间错位，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有点不真实，好像走在路上一不小心踩了个空，你突然对眼前熟悉的事物产生怀疑，不由得问：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总体来看，这本集子像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尝试；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并不刻意经营写作。
《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它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

在照片中，慈禧太后單手執小鏡，另一手則正將長柄花插進髮中。慈禧若有所思的臉籠罩在右上方戲劇性的照明中，並往她左手小鏡子的方向傾斜。然而她真正凝視，卻微妙但明確地自鏡面移開，朝向照片框架外某個無法辨認的低點。
本研究以慈禧迷途的凝視做為出發點，思考中國三個不同歷史時刻的視覺論述：十九世紀清末、二十世紀中現代時期，以及當代。每個年代都標誌著不同的主流視覺模式——鏡像、觀看、屏幕投射——但同時，這些歷史斷代所反映的卻又並非一個平順、單向的時間運行，而是深陷於複雜的回溯與預期之間、內觀自省與期望投射的結果。
本書的重點並非視覺影像本身，而是視覺如何被感知與想像，以及這對性別主體形構又具有何種意義。本研究主要透過敘事小說，藉由閱讀具有代表性的十九到二十世紀作品，從李汝珍（《鏡花緣》作者）、陳森（《品花寶鑑》作者）、張愛玲、金庸、高行健、王朔、李永平、朱天文等文本中的視覺譬喻，藉以思考認同與主體形構，特別是性別認同的構成與爭議。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慈禧的攬鏡自照出發，檢視十九世紀對反身性與內省性的視覺譬喻。第二部分圍繞著攝影者的凝視，以思考二十世紀中的觀看、觀眾，與視覺擬真等議題。第三部分由慈禧的三折屏風出發，將其視為一種透鏡，藉以觀察二十世紀晚期視覺意象經常成為投射認同的場域的現象。
透過攝影、電影、西方藝術，甚至傳統的中國「圖鑑」等媒介，探討凝視的邏輯，特別是經常與性別建構與欲望言說相連結的凝視。觀察這個凝視的「裸觀」，不僅能讓我們反省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更藉著強調在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中視覺邏輯的連續性，或能意外瞥見傳統對中國現代性之理解的「倒影」。

本书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汉学家普实克的名著，由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李欧梵教授编选，汇集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九篇经典之作。普实克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显著传统，既洞见了中国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多样性、自发性、艺术创造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又充分注意到了士大夫文化的遗产，看到了其语言的准确、精巧以及表达的微妙，通过勾勒史诗的/客观的与抒情的/主观的这两支传统的相互交融，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联系。此外，本书还探讨了欧洲文学中与之对应的现实主义与抒情思潮，在此脉络下，普实克相当深入地讨论了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最后一篇是普实克与著名学者夏志清之间著名的学术交锋，反映了两者研究方法和文学评价标准的不同。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国内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已成为一门显学。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2000年出版后，接连于2003年荣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五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范伯群于2001年退休后又花了整整5年时间，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进一步挖掘大量新数据，精确绘制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历史蓝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意义和发人深省的新论点。这是目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中极具权威性的专著之一。作者以史家的目光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周期与运行轨迹，以丰富的图像数据重现几近湮没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原貌，并在雅俗对比中为研究现代知识精英文学的学者展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有可比性与互补性的参照系，大有助于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研究体系。

《陆犯焉识》内容简介：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 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俗庸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唯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到家前突然失忆。
《陆犯焉识》编辑推荐：被中西方文坛誉为；“华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严歌苓颠覆性转型之作；当政治与人生相撞，孰是孰非……最大胆的笔触，直逼人类精神的灰色地带；最温情的回眸，抚摸岁月带给爱情的伤痕。
严歌苓近年来一直萦怀于对自身家族史特别是对其祖父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的探寻。依此多年的功课，《陆犯焉识》以深远的济世情怀，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中国近当代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她的笔触往返于主人公盛年时流连的浮华地美国、上海和其后半生被禁锢的流放地西北大荒漠，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多诡尽收眼底。她的讲述，冷静与幽默同行，温情与练达并重，大有“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之概。

《彷徨》收入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作的小说，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1926年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同。
书的扉页，有作者的题记：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将其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彷徨》鲁迅先生写作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象布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 “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
《彷徨》目录：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长明灯》
《示众》
《高老夫子》
《孤独者》
《伤逝》
《弟兄》
《离婚》

《呐喊》是鲁迅1918-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等14篇作品。当时正值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作者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说集。
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