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是其学术代表作。该书以“崇高”为切入点，沿中西比较路径，游刃于美学、哲学、文学、历史各“学”之间，探讨了中国二十世纪赖以塑造个人形象的种种美学手段，描述了美学与政治的纠葛，分析了关于崇高的丰盈的中国美学。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是一套汇集海外顶尖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代表作的学术丛书，本书则是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最重要学术著作。王斑认为，美学和政治的纠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看，存在积极、消极的两方面。他并非崇高美学的热衷者，可他已领会过足够多的“崇高”感，回忆起来时常会感到尴尬，对于这种心理转变的勇敢追问，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显得尤为可贵。书中还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如《红楼梦》、毛泽东诗词、弗洛伊德、张爱玲、思想解放等等，王斑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对其加以条理清晰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Are languages incommensurate? If so, how do people establish and maintain hypothetical equivalences between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What does it mean to translate one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of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commonly conceived equivalences?This study -- bridging contemporary theory Chinese hist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By this term, the author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new words, meanings, discourses,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rose, circulated, and acquired legitimacy in early modern China as it contacted/collided with European/Jap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In reexamining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the book asks three central questions: How did "modernity" and "the West" become legitimized in May Fourth literary discourse? What happened to native agency in this complex process of legitimation? How did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magine and interpret its own moment of unfolding?After the first chapter, which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al issues, ensuing chapters treat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translingual practice such as national character, individualism, stylistic innovations, first-person narr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works of Lu Xun, Lao She, Shi Zhicun, Ding Ling, Xiao Hong, and others in this light, and concludes by probing the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Chinese writers and critics moved from confidence in the absolute centrality of their civilization to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one among many 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Inshort,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Zhongguo ren (men and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 terms of what is not of the Middle Kingdom?An appendix lists and classifies over 1,800 loanwords and neologisms introduced into modern Chinese before 1950, the largest annotated collection to be found a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was a paradoxical place. On the one hand, significant new voices were determined to undertake reforms that would enable the Qing empire to cope with the powerful West; on the other, the literate public was for the most part equally intent on preserving the old way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sheds new light on China's vibrant cultural life between 1895 and 1919 - a crucial period that marks a watershed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old regime and the ostensibly iconoclastic New Culture of the 1920s. Although generally overlooked in the effort to underst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era has much to teach us about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wn unique intellectual life. This original and probing work traces the most significant strands of the new post-1895 discourse, concentrating on the anxieties inherent in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focuses principally on how the need to accommodate the West was reflected in such landmark novels of the period as Wu Jianren's Strange Events Eyewitnesse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nd Zhu Shouju's Tides of the Huangpu, which began serial publication in Shanghai in 1916. The negative tone of these narrative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facile optimism that characterizes the many essays on the "New Novel" appearing in the popular press of the time. Neither iconoclasm nor the wholesale embrace of the new could square the contradicting intellectual demands imposed by the momentous alternatives presenting themselve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fruitfully bridges the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by showing how post-1919 radicalism - in an attempt to obscure the contributions made during the preceding period - obliterated an important legac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ompromise that holds many less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福開森于晚清從美國來華傳基督教，反而受中華文化洗禮。他在中國居留數十年的事跡，無不與其時的政界、學界、藝術鑑賞和收藏界有關。他又是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藝術的學人之一。這部福開森傳是作者長期在中美各地搜集大量資料而寫成的。關心中國近代史者，可以一讀。對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及其引起的問題、有興趣者，不可不讀。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为国际知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关于中国近代小说的论文集，共收录文章10篇（其中第一篇为引言）。文章着重论述了三大主题：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小说家的技巧创造力；2、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3、20世纪早期的写情小说。这些问题都对国内的文学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知名学者李欧梵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做了序。《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并配有大量图稿，有很好的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的文章谈的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小说，所讨论的小说的年代最早为1819年，最晚为1913年。这些文章着重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史。

本书聚焦于19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作者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及视觉文本中的知识传统和话语政治。通过爬疏相关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作者处理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如国际法、符号学、帝国之间的礼物交换、传教士的翻译、语法书，甚至还有殖民摄影术，而这一切都由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贯穿起来。作者的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至今為止的中國史研究，往往有意無意地以男性──而且是用漢語讀寫的漢族知識男性──作為歷史的主體。一般情況下，依據漢語史料進行的中國史研究中，女性與男性相比，書寫與被書寫都占絕對少數，很少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挖掘歷史中被埋沒的女性的足跡，恢復其作為歷史主體的女性史研究，從197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歷史中女性的多樣形態得到凸顯。同時，各社會的男、女性別被賦予何種意義以及是如何賦予的，這類的研究也取得進展，而對這類研究的深化，則有賴於超越女性史範疇的性別史研究。
本書第一編以家族／家庭結構為軸心，概括從先秦到現在的中國性別秩序變化的研究成果。當然，討論的不僅只限家族，更涉及到性別的各側面。第二編包含了對性別史來說非常重要的個別主題以及通史課題，例如王朝控制民眾關鍵之一的戶籍、中國「才女」的樣貌以及評價、LGBT在中國社會中是如何被認知、京劇和越劇等傳統戲劇中的性別越界和表象等等。希望讀者從這些論文中認識到，從多元領域關注性別，可以豐富歷史視野，也可以豐富生活在現在的我們的視野。

2017 年漢學研究至高榮譽 列文森大獎得獎力作
第一本全面爬梳中國近代幽默、諷刺、辛辣語言的笑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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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敬的年代》一書為解讀近代中國文化史與文學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晚清以降，近代中國歷史中充斥著苦難、悲痛和無盡的動盪，然而《大不敬的年代》卻告訴我們，晚清民國也可以眾聲喧譁，以笑來書寫。笑話、遊戲、詬罵、滑稽、幽默，各色笑聲各安其位，在中國面臨現代性的焦慮之時，「笑」提供一種了解中國的不同路徑和敘述方式。
本書關注的是笑的整個譜系，不僅是嚴肅文學的，還包括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化，從識字之人到菁英、教授，還有劇作家等。全書廣徵博採各式圖片、報刊、文獻材料，展現了那個時代的多種幽默形式，這項研究也成了一場笑料的發現之旅。書中討論了「好笑的罵人法」，以及為何清末民初會掀起一波「罵人熱」。報刊文化興起，文人在刊物上發表公開信，公然諷刺謾罵，結果越吵越熱。這種筆戰頗得編輯賞愛，因為讀者會踴躍購買雜誌。笑話與幽默確實進入了知識分子及普通讀者的生活中，絕非「小道」而已。書中也提出了「娛樂可能性」的說法，幽默文化的未來會如何，我們並不知道，但痛苦的部分也能引發荒謬感，帶來許多反諷的樂趣。
《大不敬的年代》的歷史觀，不只往過去看，也看向未來。一般人會把笑當作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反應，但笑也是一種想像未來可能性的方法。我們可以將本書視為一種娛樂、一本教材，作為對那個時代乃至於現代喜劇文化研究的起點。笑料百出，笑話連篇，看盡人生酸甜。

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是现代文学的三大发现，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全新的景观，但学界对"儿童的发现"的研究相对不足。本书是国际学界第一次就现代中国文学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的主题进行专门及深入探讨的大型国际会议论文集，汇集了近年来美国、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对此主题已经做出优秀研究成果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文，内容涉及儿童研究的许多重要命题，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为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書的要旨，是要帶出十九世紀英國建立漢學與大英帝國培訓對華外交譯員的緊密關係，以及在這前題下，香港在英國漢學成立過程中的角色、位置及功能。過去討論到中國現代化的著作，都關注到中國如何通過各種翻譯活動而達到現代革新。事實上，不闇中國事務的英國，能夠在中國現代轉化過程中攫取準確的中國情報，讓英國國會及外交部釐訂適時及時的中國政策，大量的在華的英藉譯員功不可沒。這些英籍譯員均長時間在香港及中國生活，掌握中國第一手政情及民情，他們的另一特色，是他們結束遠東外交及政治生涯後，被英國最高學府羅致成為首任中文教授，他們遂利用自己的外交經驗、在地中國知識、管理殖民地願景得出來的一套實用中文知識，建構出有別於歐洲的漢學理念，奠下十九世紀創立的英國漢學基石。

本书收录了有关论述清朝末期的作者、作品、杂志以及出版社等方面的论文。人们一般想象不到，在日本也会有与清末小说相关并且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但是我在日本竟意外地发现了若干珍贵的文献资料，实在是幸运之至。珍贵文献资料的发现，将关系到对长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
本书收录的，包括用汉语发表过的若干篇论文。本书也包括作者自己从日语翻译成汉语的论文，以及从一开始就用汉语写成、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地发表过的论文。还包括经他人之手翻译成汉语的论文，约占全部论文的三成左右。在各篇论文的篇尾，注明了翻译者姓名和刊载杂志名，以表示感谢。还有少数论文是依据已发表的论文、这次用汉语新撰写的。在检查了全部论文以后，作者还对局部做了修改，或者补充了一些资料。

本书是汤因比于1929—1930年横穿亚欧大陆的游记。汤因比从伦敦出发，自西向东穿过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多地，到达东方的中国和日本，随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苏联回到英国。他先后使用了私家汽车、客车、蒸汽船、火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游览了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新式建筑。他尤其重视亚洲各国的“西方化”问题，以生动的文字、深刻的思考，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面貌进行了描绘和洞察。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是汤因比此行中重要的一站，他将中国称为“新世界”，对中国的历史底蕴、崭新面貌、时代危机进行了揭露。这次从旧世界前往新世界的深度旅行，使汤因比目睹了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新的发展活力的中国，更对他加深对亚洲各文明的理解带来了重要帮助。

在过去十多年中，资本主义全球化伴随着对文明身份的重新强调，再一次把经久不衰的文明和历史议题凸显出来。《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一书寻根溯源，对这些议题做了研究。它揭示出，欧美国家宰治的世界秩序在过去五百年之间是怎样形成的，“西方”文明又如何将其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升为普世的标 准。这些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人）等无国家的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正如本书的主编在序言中所指出，这一套文明标准到了20 世纪演变为世界各地人群的自我认识。而今欧美国家的霸权开始遭遇挑战，其文明霸权的地位也重新受到质疑，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呼唤。
书中论文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包括地理大发现、殖民时代的国际法体系、万国博览会等，十分具象地绘出了欧洲现代性在19至20世纪殖民扩张盛期的等级景观，其中有些论文梳理了文明理念的译介过程及其特点。无论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注当今全球文化治的读者，这部文集所提供的详细研究和批判性的思考都不无裨益。

在本书中，周蕾考察了令世界各地观众称羡的中国当代电影。她认为，中国电影属于某种从书写文字到技术化视觉意像的符号系统转型史，这一转型伴随着现代性历史，但却总是被压抑了。
在具体分析吴天明、陈凯歌和张艺谋的《老井》、《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前，作者以视觉性为切入点，清晰而令人信服地重新解读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要事件。
当代中国导演们究竟是如何对待诸如社群、国族、工作、爱恋、学习、革命、自然以及性别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对待电影制作经验本身的商品化这一问题？这些导演们的作品组成了周蕾所称的「新民族志」，它填补了本土与大都会市场之间的沟壑。
本书除了提供给读者以从未尝试过的对当代中国影片的分析之外，还对当代某些最紧迫争论的响应，这些争论包括跨文化研究、性别关系、民族性、身分认同、真确性以及商品拜物主义等。
理论性地徜徉在文学与视觉呈述之间、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以及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作者勾划、批判了目前文化政治中各种流行的阐释类型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以及它们的实际用途。
最后，周蕾通过对华特·本雅明的论文《翻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特别解读，认为中国当代电影乃是后殖民世界文化翻译这一普遍议题内的某一事件。
《原初的激情》不仅是对中国文化和文化间「翻译」的及时民族志探索，也是对当代电影作了一番批判性考察，超越了任何单一学科的界限。作者将电影、文学、后殖民史、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以及民族志中的问题编织在一起，提供给读者跨学科的视野。本书不仅吸引对当代电影的理论问题感兴趣的人，而且能引起任何试图理解中国文化之复杂性的人的兴趣。

在照片中，慈禧太后單手執小鏡，另一手則正將長柄花插進髮中。慈禧若有所思的臉籠罩在右上方戲劇性的照明中，並往她左手小鏡子的方向傾斜。然而她真正凝視，卻微妙但明確地自鏡面移開，朝向照片框架外某個無法辨認的低點。
本研究以慈禧迷途的凝視做為出發點，思考中國三個不同歷史時刻的視覺論述：十九世紀清末、二十世紀中現代時期，以及當代。每個年代都標誌著不同的主流視覺模式——鏡像、觀看、屏幕投射——但同時，這些歷史斷代所反映的卻又並非一個平順、單向的時間運行，而是深陷於複雜的回溯與預期之間、內觀自省與期望投射的結果。
本書的重點並非視覺影像本身，而是視覺如何被感知與想像，以及這對性別主體形構又具有何種意義。本研究主要透過敘事小說，藉由閱讀具有代表性的十九到二十世紀作品，從李汝珍（《鏡花緣》作者）、陳森（《品花寶鑑》作者）、張愛玲、金庸、高行健、王朔、李永平、朱天文等文本中的視覺譬喻，藉以思考認同與主體形構，特別是性別認同的構成與爭議。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慈禧的攬鏡自照出發，檢視十九世紀對反身性與內省性的視覺譬喻。第二部分圍繞著攝影者的凝視，以思考二十世紀中的觀看、觀眾，與視覺擬真等議題。第三部分由慈禧的三折屏風出發，將其視為一種透鏡，藉以觀察二十世紀晚期視覺意象經常成為投射認同的場域的現象。
透過攝影、電影、西方藝術，甚至傳統的中國「圖鑑」等媒介，探討凝視的邏輯，特別是經常與性別建構與欲望言說相連結的凝視。觀察這個凝視的「裸觀」，不僅能讓我們反省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更藉著強調在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中視覺邏輯的連續性，或能意外瞥見傳統對中國現代性之理解的「倒影」。

Afterlives of Chinese Communism comprises essays from over fifty world-renowned scholars in the China field,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continents. It provides an indispensable guide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Mao era continues to shape Chinese politics today. Each chapter discusses a concept or practice from the Mao period, what it attempted to do, and what has become of it since. The authors respond to the legacy of Maoism from numerous perspectives to consider what lessons Chinese communism can offer today, and whether there is a future for the egalitarian politics that it once promised.

王德威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8
ISBN：9787108060969
定价：54.00元
本书是王德威应北京大学邀请到中文系短期授课的课程讲稿编写而成，课程共八次。其中六次是演讲性质，各从“抒情”与现代中国话语的主题，如启蒙、革命、国族、时间/历史以及创作主体等，做出观察；另外两次则为座谈，范围包罗较广。《“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作为序论， 一方面补足课堂上未能顾及的背景和论式，一方面也试图对同学们的提问做出较有体系的回答。对“抒情传统”的重新叩问，正是我们对中国文学何所来、何所去的反省，也是对一“有情”的历史的召唤。

本书所收之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左翼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它是作者过世后，由其弟夏志清教授编辑而成。本书所讨论之左翼作家包括鲁迅、蒋光慈、左联五烈士以及瞿秋白，他们都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理念的同情者。《黑暗的闸门》全面检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学审美和政治观点，是该领域的少数奠基性作品之一。
《黑暗的闸门》此前曾于1968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平装和精装本，并获得很高的评价。在东亚研究的顶级刊物上，几乎没有同类的研究可与之匹敌。
《黑暗的闸门》全面检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学审美和政治观点，是该领域的少数奠基性作品之一。它深入梳理了左翼文学运动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是左翼作家自身理念的创作，另一方面它又严格地受二十世纪早期共产党宣传的意识形态条条框框限制。
夏济安的文章特别具有可读性，因为他的文学批评不仅有历史学的严谨，还特别有作家的感性眼光。同时此书还是研究鲁迅晚年文学最重要的学术论著之一，夏济安用自己的原创眼光和同情之感受，打开了鲁迅内心的『黑暗之门』，揭示出一个令人着迷的鬼神世界，社戏和民间迷信是它们的源泉。
「熔文学批评与传记、历史甚至是哲学于一炉─这是Sainte-Beuve，埃德蒙・威尔逊、雅克・巴赞和 George Steiner的传统。」
─李欧梵
（资料来源于中大出版社2015年秋新书目录）

日常中斷，死難兩千萬，熟悉世界毀於一旦
生而為人，如何面對史上最慘烈內戰？
掙脫教科書與民族主義的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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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官方的歷史詮釋，第一本從民間視角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歷史著作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歷經長達十五年的太平天國戰爭，超過兩千萬人喪生、更多老百姓流離失所，堪稱世界近代史上最慘烈內戰。
師承最會說故事的漢學家史景遷，本書作者梅爾清大膽跳脫傳統教科書裡的成王敗寇與民族主義，不再將焦點放在洪秀全、曾國藩和帝王將相背後的政軍角力，反而關注那些受到戰爭直接影響、其心聲卻被官方紀念與國家記憶所遺忘之人。
對地方上失去愛人、生計與生命的幾百萬老百姓來說，太平天國戰爭到底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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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被遺忘的聲音，捕捉地方老百姓眼中的動盪時代
「世人做錯什麼，才得遭受天譴？」
當太平軍攻陷南京城，家鄉就在附近的一位慈善家發出了天問。他將眼前的殘酷戰爭，描寫成老天爺勸人為善的象徵。他振筆疾書、積極向鄉民佈道，為了替地方團練籌措經費，也為了導正世間的道德秩序。
除了這位以道德解釋災難的慈善家，本書還記載著一段段備受劫難的人生故事，包括用日記描述戰爭慘況的揚州詩人、被太平軍俘虜與剃頭的讀書人，以及透過書寫喪母之痛，學著與悲傷共處的孝順兒子。藉由從未揭露過的民間視角，讀者得以窺見長期被官方所遺忘或扭曲的故事，認識太平天國戰爭的實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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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躁動的亡魂，看見太平天國戰爭在人心中的刻痕
戰爭如何中斷日常？人們如何面對失序與動盪？如何處理遍地屍骨與紀念逝去親人？如何重拾內心的確定感，重建被戰爭粉碎的世界？
躁動的亡魂，反映出躁動的人心。太平天國戰爭讓成千上萬人成為亡魂，並在無數生者心中烙下刻痕。
本書透過方志、傳記、詩集、外交文獻與傳教士報告，帶領讀者看見這些刻痕，看見當時人們最切身的經歷：失親之痛、對官府失能的憤怒，以及摻雜腐臭氣息與夢魘畫面的可怖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