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将精炼娴熟的传记叙事与扎实严谨的学术考证相结合，系统评述了著名来华传教士一学者理雅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一生。在19世纪传教士传统、汉学东方主义和比较宗教科学的理论语境之中，作者吉瑞德将理雅各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生涯分解为传教士、朝圣者、异端者、阐释者、比较学者、翻译者、教师等几大侧面，对理雅各的传教士生涯和作为汉学家的学术经历、精神历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探究，由此呈现了理雅各这位文化巨人外表平静、内心丰富的一生，还原了19世纪东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宏阔历史面貌。附理雅各的女儿海伦·蔼蒂丝·理所著《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提供大量书信、日记等珍贵史料。

本书为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传记，包括他早年在美国埃黙里大学的学习、来中国后在上海所做的调整、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发展他自己独特的传教方式等，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重视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他拓宽了对基督教的定义，他在其所创办的新闻杂志中不仅强调宗教内容，也强调教育、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发展教育的关键是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他通过新闻工作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书中引用的档案资料很多在国内都是第一次被披露。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林乐知与《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最权威的研究著作。

本书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其原创性贡献在于，并未囿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把“军阀政治”视为由拥兵自重的武夫所组成的军政集团，聚焦于军阀的逸闻趣事；而是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前提下，以“权力均势系统”和“角色行为规则”为观照，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历史要素中，勾勒出全方位政治运作的多元图景。研究思路独特，创见迭出，融历史与理论于一炉。读者既可从中感知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又能从中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堪称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经典之作。

“现实主义”，最初是作为一项文化变革的工具被引入中国的，但它的美学前提与它所承诺的社会使命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实主义的限制：现实主义的限制》这部专著从这一角度入手，首先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检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使用的情况分析了其特殊的接受历史；继而，作者又以鲁迅、茅盾、叶绍钧、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为样本进行深入的文本阐释，关注小说叙述中种种有争议的、断裂的层面，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形式因素”的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渗透、变形，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独特的美学可能性。书的最后探讨了在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话语面前，现实主义的终结。

本书是作者在大量查阅原始期刊资料的基础上写成。长期以来，“五四”和“现代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关键词，本书中，作者没有将“五四”放在论述的中心，也没有探查“替代性的”或“被压抑的”现代性，而是指出，应该对这一研究对象持有更广阔的立场才好。作者将民国时期的文学生产、传播、内部文本和外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结论是，在这一时期，没有一种文类或写作类型接近于成为“主流”的地位，任何想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制造“主流”的做法，都可能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本书是法国知名学者程艾兰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曾获1998年西方汉学最高奖儒莲奖。此书源于作者的大学讲课草纲，以既历史又主题的方法来叙述一个长达数千年的精神历程。其中重点凸现了复杂整体中几个惊人的时刻，可与钱穆、葛兆光等人的《中国思想史》互为补充。

作者从青铜时代写到20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他吸收现有硏究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详尽之作。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中，总充满了南辕北辙的阐释，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作为一部综合之作，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本书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与其他历史书相比，作者并未提出一种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理论，而是更希望“仁慈的上帝寓于细节之中”。作者在书中提出两个标新立异的观点：第1，万志英反对任何关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线性和亚冰期观点。第二，作者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推动力这一观点。他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并非主要源于市场的扩张，而是源于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前现代的经济增长同样如此)。经济历史学家对市场的过分关注忽略了其他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一其中为明显的是忽略了国家的作用。
本书每一章节都具有时代的特性，以第5章为例，其就讲述了隋唐时期，中国国际贸易蓬勃发展，作为跨欧亚贸易主干线的陆上丝绸之路达到了鼎盛。同时期，佛教自印度向东亚的传播，刺激了中亚贸易路线上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尽管本书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述中国300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并没有将格局仅限于经济，而是以经济为主线，还原一个立体丰满的中国历史。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济令人瞩目的崛起，令许多长久以来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既定假设遭遇挑战。在整个前工业化时代，经济繁荣对于中华帝国的延续同样至关重要。在18世纪之前，欧洲先进地区所具备的部分特征，如高效的农业以及成熟的市场等，也同样在中国的经济中显现。但是，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前工业化经济又背离了西方的发展道路，比如中国一直将灌溉农业置于中心地位，同时也在家庭结构、产权、商人地位、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方面异于西方。
本书共分9章: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 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江南经济的全盛期、市场经济的成熟、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万志英教授对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这三千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各种制度的基础、延续以及中断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研究。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本书挑战了以往有关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思考。根据两位作者的看法，不能假设未来那个现代化了的中国从本质上也将是西方的；同样，不能假设惟有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转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才有增进人权和自由的希望。
本书认为，有可能逐渐主导21世纪全球文化的中国，将不会是一个属于日渐粗俗之个体的社会，也不会是西文企业家已经开始在梦想的网景或麦当劳的主题公园。相对于目前大多数西言人的怀疑而言，中国人有可能维持远为丰富的传统特征，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自己的条件进入现代世界。

20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史，基本被“启蒙”与“革命”两大现代性范式所主导。本书另辟蹊径，一方面通过抒情话语对此两大范式重做检讨；另一方面则对“抒情”做系谱学阐释，认为西方美学话语和中国传统诗学，共同铸就了抒情现代性从古典过度到现代的艰难途径。
作者细致分疏沈从文、林风眠、台静农、费穆、梅兰芳、何其芳、冯至等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如何在20世纪中叶那个革命的“史诗时代”，以自己的才情和思想乃至挫败和苦难，与时代相撞相生，共同谱就了令人嗟叹回味的“抒情声音”

理学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工程，任何试图考虑其当代含义的努力都必须严肃地看待它追求个人修身和社会改良的实际目标。回顾了当今“儒学” 的不同意义，指出虽然儒学和理学不仅仅是“哲学”，但我们如果把它们作为哲学来严肃看待反而能得到很多东西。

Literature,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makes manifest the cosmic patterns that shape and complete the world—a process of “worlding” that is much more than mere representation. In that spirit,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ooks beyond state-sanctioned works and official narratives to reveal China as it has seldom been seen before, through a rich spectrum of writings covering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Featuring over 140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ontributors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this landmark volume explores unconventional form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genres—pop song lyrics and presidential speeches, political treatises and prison-house jottings, to name just a few. Major figures such as Lu Xun, Shen Congwen, Eileen Chang, and Mo Yan appear in a new light, while lesser-known works illuminate turning points in recent history with unexpected clarity and force. Many essays emphasize Chinese authors’ influence on foreign writers as well as China’s receptivity to outside literary influences. Contemporary works that engage with ethnic minoritie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ake their place in the critical discussion, alongside writers who embraced Chinese traditions and others who resisted. Writers’ assessments of the popularity of translated foreign-language classics and avant-garde subjects refute the notion of China as an insular and inward-looking culture.
A vibrant collection of contrasting voices and points of view,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seek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literary and cultural legacy.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尽管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但之所以在国内引起这样的轰动，是因为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收入日本著名史家石川祯浩近十余年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他对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史的新思考，在广泛调查史料并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和具体细节进行缜密分析与考证，以期揭示和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多重面相。
石川祯浩一贯主张采纳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充分考虑日本和西方（包括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影响，从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之相互关系的角度着眼，回归历史发生现场，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3：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之三，京都大学入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共同研究组（组长石川祯浩）的成果报告论文集。研究组以社会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直至今日的约100年为尺度，应用史学方法，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弱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现象进行探究。此外，清末及民国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延安时期的文艺政策、共和国时期学术领域及学术规范的改变等，也与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亦在《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3：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之列。

《中国人的气质》是一部湮没百年的中文译著,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旨在重视当时中国社会顽固保守的时代氛围下,那些痛感国家落后、人民蒙昧的留学业生们企望国人乘此卧薪尝胆、以求自立的一片苦心。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