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夏志清教授名著A History of Mor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文譯本。在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上，本書可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之作。夏教授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論述了中國自五四運動至六十年代初小說的發展；他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夏志清語)，並深入探求文學的內在道德情操。也是憑著這一股精神，夏教授以過人的識見，對許多現代小說家重新評價；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便是他「發掘」了不少當時並未受論者注意的作家，如張愛玲和錢鍾書等。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學術地位，歷久不衰。本書之英文版初刊於1961年，中文翻譯本於1979年出版後，隨即成為港台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案頭必備的參考書。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之版本，增收王德威教授〈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文及劉紹銘教授的新序。2013年底，夏先生離世，本社特邀劉教授相助，對本書進行全面勘誤和訂正，並收入緬懷夏先生的文字數篇，推出《中國現代小說史》新版，以茲紀念。

这是一部描写现代大都市女性生命轨迹的严肃的先锋小说，它以主人公自身的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讲述了一个女孩儿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经历和体验。女主人公在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长大，叙述了在学生时代她是个孤寂的不能融入集体的“陌生人”，长大后她和一位成年男子既对抗又吸引的“性”的紧张关系，以及她和女邻居禾寡妇之间温情而暖昧不清的奇特关系。后来她终于与一位英俊年轻的男子建立了恋爱关系，可是突然而降生的生活风波和事故，使她几乎是同时失去了母亲、神秘女邻和她的恋人。她努力战胜自己，在满目疮痍的精神创伤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作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台北人》，是一部深具复杂性的短篇小说集，由十四个一流的短篇小说构成，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郁达夫年谱长编》收集有关郁达夫生平、著述的全部传记性资料，详为审订，按年述谱。全书凡一百三十万言，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完备的郁达夫年谱。
本书每岁分为“时事纪要”、“生平活动”、“著译系年”等三部分内容。

《老殘遊記》有句話：「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
2020年至今，疫情打亂了整個世界的腳步。在這樣一個「最壞」的時代，我們不妨放慢腳步，回望過去，在文學中尋找線索。
許子東教授的《重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大致上按照作品發表或出版的時間順序，閱讀和研討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上比較知名、具有代表性的九十三部（篇）中短長篇小說。從1902年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一直到2006年劉慈欣的《三體》。在回顧上世紀小說家們所描繪想像的世界的同時，也嘗試以作品為中心探討小說史的發展線索。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產的重新評價與禮讚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干擾？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裡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啟蒙理性論述向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啟蒙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上承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系（episteme）。歷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啟蒙理性論述複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家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彙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彙，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家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卷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was a paradoxical place. On the one hand, significant new voices were determined to undertake reforms that would enable the Qing empire to cope with the powerful West; on the other, the literate public was for the most part equally intent on preserving the old way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sheds new light on China's vibrant cultural life between 1895 and 1919 - a crucial period that marks a watershed between the conservative old regime and the ostensibly iconoclastic New Culture of the 1920s. Although generally overlooked in the effort to underst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era has much to teach us about 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wn unique intellectual life. This original and probing work traces the most significant strands of the new post-1895 discourse, concentrating on the anxieties inherent in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focuses principally on how the need to accommodate the West was reflected in such landmark novels of the period as Wu Jianren's Strange Events Eyewitnesse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nd Zhu Shouju's Tides of the Huangpu, which began serial publication in Shanghai in 1916. The negative tone of these narrative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facile optimism that characterizes the many essays on the "New Novel" appearing in the popular press of the time. Neither iconoclasm nor the wholesale embrace of the new could square the contradicting intellectual demands imposed by the momentous alternatives presenting themselve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fruitfully bridges the intellectual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by showing how post-1919 radicalism - in an attempt to obscure the contributions made during the preceding period - obliterated an important legac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ompromise that holds many less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为国际知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关于中国近代小说的论文集，共收录文章10篇（其中第一篇为引言）。文章着重论述了三大主题：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小说家的技巧创造力；2、西方人对中国小说的“介入”；3、20世纪早期的写情小说。这些问题都对国内的文学研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知名学者李欧梵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做了序。《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并配有大量图稿，有很好的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的文章谈的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小说，所讨论的小说的年代最早为1819年，最晚为1913年。这些文章着重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史。

本书从作者不同程度涉猎的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现代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十个角度，每个角度选取三至五篇长短不一的论文，试图以个案研究的心得，具体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面向，进而探讨这些发现和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也试图用一系列例证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魅力。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内容简介：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我以前谈过，不赘。这里谈谈工作范式的建立与运用。因单是从哲学发展层次讨论文学史是什么，于实际研究作用不大。选择工作范式实际上也就选择了研究范围——承认有所不能，有所不为，破除那种“全面”、“稳妥”的教科书心态，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长驱直入，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开掘。
至于工作范式的建立，是作者的理论兴趣与研究对象特性之间的相互契合，有理论假设的成分，但并非纯粹先验的主观臆想。在“前研究”阶段，理论假设与对象把握不断对话，互相调整，很难再分辨什么“主观”、“客观”。这一点成熟的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都可能意识到，似乎没有必要为“正名”花费太多的心思。

汪晖关于鲁迅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细致分析，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中来解读， 从崭新的视野回答了鲁迅《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由此对辛亥革命和现代启蒙进行思考。
《阿Q正传》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鲁迅作品。通过对这部作品另辟蹊径的解读，作者汪晖系统地回答了《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本书遴选了作者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的数篇代表作品（包括名文《鲁迅》、《近代的超克》等），昭示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竹内好的思想方式与知识立场形成与发展，及其一贯的、与众不同的思想物质。

一般认为，《野草》是最能透见作者“灵魂的真与深”、最能揭示鲁迅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的作品，孙歌将鲁迅和《野草》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借助竹内好与沟口雄三的独特思想路径，来重新解读鲁迅与传统的关系，五四落潮后鲁迅的孤独、战斗与坚守，以及鲁迅在“绝望与希望之外”追寻生命原点的深刻体验与人生思考。
通过逐一细读23篇文章，作者重新阐释了诸如“中间物”“明暗之间”“无物之阵”等《野草》中的核心观念，尤其对鲁迅的 “求真”意识和他的“反传统”思想做了独具匠心的体味。作者认为，鲁迅不是一般的“反传统”，而是“一直在传统中用断裂、决绝的方式继承一些最关键的要素”，因此既要厘清“传统”的多面性和多义性，又要辨析传统在现代的分解和转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求真”就与明末的李卓吾一脉相承，实际上他是“进入传统的脉络有选择地进行继承”。

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鲁迅评传和研究著作。作者将鲁迅放在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上海这些都市空间中，刻画了一个沉浸于都市文化的刺激体验中的“都市漫游者”形象。他一生都在城市文化空间中辗转、移动——为何鲁迅从故乡绍兴出走，前往南京乃至赴日留学？为何鲁迅没能在仙台修完学业而去了东京？为何鲁迅在厦门、广州待的时间都很短，反而去了“魔都”上海并且在此定居直到去世？这些选择与他对大都市的向往和青睐紧密相关。所以鲁迅终生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情有独钟，致力于版画、美术的译介，同时用作品与国民党审查展开博弈，推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和深入。

本书是对鲁迅《野草》进行的系统解读与研究。作者在借鉴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细读的方法逐篇分析文本，结合丰富翔实的史料考辨，对《野草》进行了兼具实证性与开创性的历史研究与审美批评。
本书兼顾文本细读的方法与整体研究的眼光：不仅深入评析每一文本的思想主题、意象情绪、艺术风格等问题，同时更勾连相关史料，力图还原历史现场，以考察作者的写作背景与意图，并将具体文本置于鲁迅思想与艺术发展的脉络中，以及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从而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探讨《野草》的重要性、独特性，及其与时代历史的关联性。
本书新见迭出。如对《野草》的"自画像"性质的讨论、对《野草》中体现的鲁迅文学观的分析，以及对《求乞者》、《我的失恋》、《立论》等篇章的独到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构成了对《野草》研究的推进。

本书以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内容涉及传教士的翻译，晚清文学和思想的演变、五四时期现代翻译的形成、1949年前后翻译的转折、新时期以后文化的构建，还涉及海外的现代主义汉语翻译。试图从翻译的视角，描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和协商的过程，呈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过程。较之于主流的现当代文学及思想研究，这是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

《郁达夫全集》(共12卷)是“浙江文献集成”工程中的一套丛书，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点项目。全集在以往郁达夫文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郁达夫后代提供了郁达夫生前未发表的许多作品，如小说卷的第一篇文章《两夜巢》。该文章为郁达夫早期试作，创作于1919年2月到4月间，原稿一直由郁达夫原配孙荃夫人珍藏于富阳，现由郁达夫长媳郁天民夫人陆费澄女士誊清提供。新增加的内容，还有日记、书信、杂文等。本《全集》是目前为止最完备、最权威的《郁达夫全集》版本，全部为大三十二开精装本。目前为止最完备、最权威的《郁达夫全集》版本……
新增郁达夫生前未发表的许多作品……
新增日记、书信、杂文等……
郁达夫长媳郁天民夫人陆费澄女士誊清提供……
——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所、浙江富阳郁达夫家族，共同组成《郁达夫全集》编纂委员会
全集分为十二卷：
第一卷 小说（上）
第二卷 小说（下）
第三卷 散文
第四卷 游记 自传
第五卷 日记
第六卷 书信
第七卷 诗词
第八卷 杂文（上）
第九卷 杂文（下）
第十卷 文论（上）
第十一卷 文论（下）
第十二卷 译文

本书侧重从思想史角度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变史，涉及中国现代性发生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中形象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在作者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心形象是作为“病人”的中国，但过度沉溺于此形象则是主体放弃自律的表现，鲁迅等作家的伟大恰在于同一切时代幻像都清醒地保持了距离，代表着一种倔强的理性反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