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当中的二三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对于中国，则是风云变化的几十年。在这当中，中国自二次鸦片战争后，又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其中，中国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走向了民国；新思潮开始传来，旧制度渐渐走向衰退。千疮百孔的中国也正向着更光明的明天前进着。
在这二三十年的历史河流中，留下了许多亦正亦邪的人物，慈禧太后（吕中 饰）、李鸿章（王冰 饰）、袁世凯（孙淳 饰）、孙中山（马少骅 饰）等他们被记载在历史课本里，和中国的历史相挂钩。借由这部剧，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时代，那个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时代。前路虽然艰辛，但我们也正一步步向前迈进。

【编辑推荐】
亚洲是什么？谁的亚洲？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
一部中国知识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寻找亚洲，也是寻找中国，更是寻找真正多元的认识论。
寻找亚洲，并不仅仅是在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上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约束，重新解释被单一化的历史。
全面梳理关于“亚洲”“亚洲原理”“亚洲主义”的来龙去脉。
东亚和亚洲未来的历史与思想变迁究竟会呈现怎样的图景？
描摹大批思想家的“亚洲”性格：冈仓天心、福泽谕吉、孙中山、李大钊、和辻哲郎、竹内好、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梅棹忠夫、沟口雄三、丸山真男
【内容简介】
亚洲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不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也是价值判断尺度。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
本书为孙歌教授多年研究东亚和亚洲的思想与现实复杂问题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可以说是记录了孙歌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全部过程。从思索亚洲意味着什么，到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认识亚洲的方法，再到对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寻求，最后落脚对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亚洲原理的寻找，实实在在是极具原创性的思想锤炼，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创造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的全新认识论。

相比胡适的鼎鼎大名，许怡荪是鲜为人知的。然而在胡适早年的人生轨迹中，却有着后者深深的印记。无论是胡适的由堕落而奋发振作，应考赴美，还是流传至今的《胡适留学日记》，都与他密切相关。故许怡荪英年早逝后，胡适专门写了近七千字的《许怡荪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胡适与许怡荪的通信开始于1909 年，结束于1919 年。这正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其中留美七年是他人生观、文学观形成及演变的重要时期，其开文学革命之先河的《文学改良刍议》即发表于1917年1 月。回国后的三年，也正值他首倡新文学革命的高峰期。《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所思所想，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通信集为首次公开出版，堪称胡适研究的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溥仪是清朝第十二位君主，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也是清朝的末代傀儡皇帝。后经日本帝国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当皇帝，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个傀儡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战结束后被判决有期徒刑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并经过改造成为新公民，著作有《我的前半生》等作品，是重要的史料，后因患肾癌而去世，享年62岁。

溥仪（尊龙 饰）的一生在电影中娓娓道来。他从三岁起登基，年幼的眼光中只有大臣身上的一只蝈蝈，江山在他心中只是一个不明所以的名词。长大了，他以为可以变革，却被太监一把火烧了朝廷账本。他以为自己是大清江山的主人，却做了日本人的傀儡。
解放后，他坐上了从苏联回来的火车，身边是押送监视他的解放军。他猜测自己难逃一死，便躲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割脉自杀。然而他没有死在火车上，命运的嘲笑还在等着他。文革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留下了斑斑伤痕。

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醇贤亲王奕譞之孙，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

同文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展开自强运动而设立的学校，以培养外语翻译官为宗旨，包含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与广东同文馆三馆。本书以这三馆为研究对象，内容分为两部分，上编讨论三馆成立的背景、成立的经过与演变、馆务行政与管理、教学与课程、教习与学生、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在外交、教育与西学等方面的成效；下编则以三馆的中外教习、学生中曾任驻外使节及洋务专家者为对象，分别探讨他们的生平志业与成就。

《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是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和国际著名汉学女性主义者、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合著的关于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的人类学调查专著。伊莎白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1939年，经晏阳初介绍，参加兴隆场的乡村建设实验，并进行人类学调查；1948年，应中共中央外事组邀请，参加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前身）的创建工作。
书稿以抗战时期在兴隆场挨家挨户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术调研与分析，读来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如何诠释中国的近代性，是学术界关怀已久的大议题。尤其是20世纪以来，各种地域文化的近代性特质，正积极在各个历史悠久的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等国家中逐渐形塑出各自有别的独特面貌。此一转向的深刻意义，绝不只是内涵、形制或进程上的差异，也是地域文明再生与多元文明共存的人类前景。本书关注西方近代科学式知识在中国的建构,并与中国传统学问相接榫时产生的再造与变革，以及知识生产与消费、出版、阅读，专业人士、专业社群、新型文化人的出现，还兼顾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变化，试图呈现中西知识交会的复杂情景，并追问传统中国是否有一知识体系。

本书为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先生晚年的重要著作。这部《近代中国史纲》为著者1969年赴美作学术访问时开始撰写，历时4年，于l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曾先后3版10次印刷；1991年又在台湾出版发行。这次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我社，首次在中国内地出版该书中文简体字版。
本书取材丰富，态度严谨。由于著者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因此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见解和分析，和内地史学家的一些传统观点多有不尽相同之处，为作者的一家之言。我们出版此书，意在为我国内地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严谨的而又视角不同的近代史著作作参考，以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开展。
这次出版的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只依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繁体字版本作了简化字处理，书中除对外文人名、地名等译法不同和原版个别错别字作了改动外，其余均未作改动。如有讹误，欢迎指正。

晚清百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变革要求与外来力量相遇，中华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痛苦转型，艰难地踏上近代民族国家之路。作者戴鞍钢教授长期从事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以史家之笔将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使读者能对晚清史有一基本了解；本书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历史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细节。本书每章末尾都附有推荐书目，为读者深入阅读提供了门径。

编辑推荐
★ 着意的是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
从1860年庚申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清朝一败涂地，短短数十年，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而这一切有着何种内在的因果？本书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 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
★ 断代而有通识，真正的“中国式”历史写作
余英时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的著作，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中国的史学，强调的，是叙事，以及在叙事中解释历史。这不同于西方那个“讲故事”的传统，更不同于社科化、理论化之后的史学。它着重于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中，找出历史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因缘际会，起承转合。《衰世与西法》所提出的问题，无一本于外来理论，皆从历史本身中来，而解释，亦皆持议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 史学大家杨国强积数十年之功，增补三十万字，洋洋六十万言，勾勒一幅晚清中国的高清图
晚清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景象；开明士大夫援引西法以自强，在"旧邦新造"的努力中却处处是蹇窒困窘。史学大家杨国强细心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从多个面向剖析晚清中国动荡不安的历史剧变。
★ 史识与史观，见于提问，形于文字，力透纸背
作者的文字皆植根于历史事实和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基础之上的周密。因周密，则对历史的解释更加深刻。
内容简介：
从1860年庚申事变（火烧圆明园）到甲午战争清朝一败涂地，短短数十年，关联着千百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生活方式和心灵秩序的变化，而这一切有着何种内在的因果？
史学大家杨国强细心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从“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吏治失范，绅权扩张，灾荒饥馑，教案四起，晚清呈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景象；开明士大夫援引西法以自强，在"旧邦新造"的努力中却处处是蹇窒困窘。
十九世纪的数十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本书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拣选的是近世中国五十年，立足和放眼的，是一个两千年的中国。

2017 年漢學研究至高榮譽 列文森大獎得獎力作
第一本全面爬梳中國近代幽默、諷刺、辛辣語言的笑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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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敬的年代》一書為解讀近代中國文化史與文學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晚清以降，近代中國歷史中充斥著苦難、悲痛和無盡的動盪，然而《大不敬的年代》卻告訴我們，晚清民國也可以眾聲喧譁，以笑來書寫。笑話、遊戲、詬罵、滑稽、幽默，各色笑聲各安其位，在中國面臨現代性的焦慮之時，「笑」提供一種了解中國的不同路徑和敘述方式。
本書關注的是笑的整個譜系，不僅是嚴肅文學的，還包括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化，從識字之人到菁英、教授，還有劇作家等。全書廣徵博採各式圖片、報刊、文獻材料，展現了那個時代的多種幽默形式，這項研究也成了一場笑料的發現之旅。書中討論了「好笑的罵人法」，以及為何清末民初會掀起一波「罵人熱」。報刊文化興起，文人在刊物上發表公開信，公然諷刺謾罵，結果越吵越熱。這種筆戰頗得編輯賞愛，因為讀者會踴躍購買雜誌。笑話與幽默確實進入了知識分子及普通讀者的生活中，絕非「小道」而已。書中也提出了「娛樂可能性」的說法，幽默文化的未來會如何，我們並不知道，但痛苦的部分也能引發荒謬感，帶來許多反諷的樂趣。
《大不敬的年代》的歷史觀，不只往過去看，也看向未來。一般人會把笑當作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反應，但笑也是一種想像未來可能性的方法。我們可以將本書視為一種娛樂、一本教材，作為對那個時代乃至於現代喜劇文化研究的起點。笑料百出，笑話連篇，看盡人生酸甜。

《退想斋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所著，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二年，最早为乔志强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刘大鹏活动地区虽然多在山西太原，但由于其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深谙民间疾苦，当过私 塾先生、县立小学校长、县议会长，管过小煤窑，还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主持修葺过晋祠及附近道路，所以日记呈现了基层乡村社会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多丰富细节，弥足珍贵。本书初版出版三十年来，受到中外史学界广泛的征引，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乡村史乃至科举史的必读书。此次重印，对全文做了一定修订，期待能对推动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本書的要旨，是要帶出十九世紀英國建立漢學與大英帝國培訓對華外交譯員的緊密關係，以及在這前題下，香港在英國漢學成立過程中的角色、位置及功能。過去討論到中國現代化的著作，都關注到中國如何通過各種翻譯活動而達到現代革新。事實上，不闇中國事務的英國，能夠在中國現代轉化過程中攫取準確的中國情報，讓英國國會及外交部釐訂適時及時的中國政策，大量的在華的英藉譯員功不可沒。這些英籍譯員均長時間在香港及中國生活，掌握中國第一手政情及民情，他們的另一特色，是他們結束遠東外交及政治生涯後，被英國最高學府羅致成為首任中文教授，他們遂利用自己的外交經驗、在地中國知識、管理殖民地願景得出來的一套實用中文知識，建構出有別於歐洲的漢學理念，奠下十九世紀創立的英國漢學基石。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重要著作之一，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种著作汇编而成，是孙中山关于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作。《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17年4月初版发行，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