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儒家的，但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我在孔子墓前三鞠躬，结果闹了个小风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把带我去的那个教授搞得很窘。他说：“你鞠一个躬就够了。”很多人以为我在拍电影。
我们常讲一些很抽象的“道统”、“治统”，你把这些概念放到具体的祭祀制度里，轮廓就出来了。两千年中国怎么样变化，儒生集团跟统治集团怎么较劲，一目了然，都记录在孔庙发展史上。
它还写了统治集团所认同的思想是什么，因为能够进孔庙一定经过皇帝的批核。这样做出来的中国思想史，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就有些不一致。每一次儒生推举哪个人可以进孔庙都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地方、社会到学术，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东西。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研究孔庙，因为可以解答经济、政治的很多问题。
——摘自《时代周报》第42期黄进兴访谈
目录
目次
新版序
原序：孔庙因缘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
的例证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四、十年之后：后记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型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新版序
从1981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2001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的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印《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容可以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笼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惟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数据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诸多的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近年，从历史、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地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一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史语所
2008年11月

本书是由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的日本重要汉学家关于中国近代以前思想、文化的论集。全书分为上篇“中国的思维世界”和下篇“礼治与政教”两个部分。上篇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通论，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理观、术数学以及天谴论、人性论等，时间范围则自上古至明清，论述的对象有董仲舒、朱熹、许皓等重要思想家。下篇则主要围绕“礼治与政教”的专题展开，集中论述中国古代官方及民间繁复的礼制以及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政治意义，如古代皇帝的朝政礼仪、祭祀礼仪、建筑所体现的礼仪、民间社会中的礼仪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影响等。这些文章从大量史料出发，包括正史、文集、笔记、考古材料以及社会史文献等，分析细致，见解深刻，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认识有借鉴意义。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论电影的文集，由东北师大李洋老师选编，收录了法国当代最知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居伊·德波、让·鲍德里亚、吉尔·德勒兹、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九位思想家共十七篇论述电影的经典文章，有演讲稿，有论文，也有访 谈等，其中最早一篇写于1959年，最新一篇发表于2011年，这些文章展现了这些法国哲学家对电影艺术、电影现象的睿智思考和深刻理解，其中部分文章已成为哲学史和电影理论史上的著名篇章。

本书既很容易读，又很难读。同样，这一点，可能也就解释了这本书名满天下、但事实上又很少有人读懂的奇特命运。很容易读，是因为莫斯对具体事实情有独钟，而对抽象视若仇雠，其表述总是十分简单透彻，无半点斧凿之痕。要说很难读，那当然是因为本书涉及到极其多样的社会实践和异常丰富的民族志材料，读起来未免有点让人伤脑筋。
人类社会原本没有市场、买卖、互赠或易物贸易，那么，到底有什么呢？有的就是礼物。
图书其他信息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

本书致力于从文化的角度，勾勒后现代的来龙去脉，并逐一解析它从文学、哲学到文化研究的脉络和进路。不光谈福柯、拉康以及德里达的后期思想，也谈列斐伏尔、德勒兹和伽塔利，以及波德利亚和布尔迪厄。本书的后现代叙述，可以说是对当年走红美国，然后向全世界传布的“法国理论”的一个回顾和反思。最终希望读者对于“后现代文化”这个今天学界的热门话题，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清晰认知。

本书作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是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书初版用德文写出，1915年出版，1919年又以意大利文再版。1920年英人道格拉斯·安斯利据意大利文版译出英译本，这本中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的。
克罗齐的著述甚多。在本书之前，还撰有《作为表现科学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用哲学》等书，以后他将这三本书连同本书《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合并，命名为《精神哲学》，卷次即依此排列，本书列为末卷。这四卷本的《精神哲学》表达了克罗齐的全部哲学思想，并构成他的一套哲学体系。克罗齐的历史观，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但又杂以康德以及奥地利的马赫和法国柏格森的观点，带有折衷主义的特色。

好的笑话本身就是出色的哲学。在这本结构紧凑的笑话集中，齐泽克拿出他最擅长的语言装配形式，举重若轻地将读者引入他的哲学空间：他反复玩味着那些又猥琐又好笑的段子，分析它们背后的逻辑，用笑话的荒谬去对冲某些常识结构或理性情境。通过笑话，人们将了解到这些情境的可笑，它们不再必然合理，甚至是可以抛诸脑后的东西。“笑声，在这种意义上，就是革命。”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本书从控制论和系统论基本概念的角度介绍科学方法论知识。书中选用大量生动的事例，深人浅出地介绍了控制、反馈、信息、思维和组织，系统及其演化，质变的数学模型等问题。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被很多学校、企业选为教材。
本书首版于1983年，风靡一时。

本书以二十几位理学思想家为主，叙述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求揭示宋明理学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作者曾在北京大学开“宋明理学”课程，即以此为教材，本书内容全面、叙述简明，适于教学和自学之用。虽为教材，书中也有一些颇具特色的知识点，比如对于唐宋变革之际的庆历时代知识群体，如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专辟出一章（书中第二章）着重拈出。

本书是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书中具体包括了：徐爱录（第一至十四条）、又（第一五五至一六七条）、答罗整庵少宰书（第一七二至一七七条）、黄修易录（第二三七至二四七条）、传习录拾遗（第一至五一条）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伦，在20世纪中国遭遇了激烈批判；但常被忽略的是，此时西方学界也出现了对人伦的反省，创造了三个“学术神话”：母系社会、乱伦禁忌、弑父弑君，其中第一个还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本书考察了这三个命题在西方古今形质论哲学传统中的根源，尝试探索在中国文质论传统中反思人伦问题的可能。
本书的写作缘于作者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迁的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以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学科框架，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聚焦西方形质论（形式/质料）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人伦问题及其现代处境，尤其从现代人伦思考中的几个比较极端且充满论争的理论与命题，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入手，细密梳理和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与思考，并追问了人伦问题背后的形质论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西方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都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国的虚无与焦虑；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质论”传统或许为我们重建人伦与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这本书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右派，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他声称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而不是党派。他试图对效力于事业与效力于党派作了区分，并且拒绝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会毁坏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不定期，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沟口雄三著作集：中国的公与私·公私》([日]沟口雄三)加微信[soweinc]每天分享好书和来自全球的书友一起学习交流.微信好友低至5折.随时售后保证.作者:沟口雄三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装订方式:精装版次:第1版开本:32开出版时间:2019-05-01用纸:胶版纸页数:302语种:丛书名:类目:哲学/宗教|中国哲学

本書是著者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是本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他在1857年出生於瑞士日內瓦的一個法國人家裡。中學畢業後，於1875年至1876年在日內瓦大學讀了一年，其後轉學到德國，在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那時正是新語法學派諸語言學家和他們的教師古爾替烏斯（G.Curtius）對語言學問題辯論得最激烈的時候。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語法學派一邊，在奧斯脫霍夫（H. Osthoff）和雷斯琴（A. Leskien）的指導下從事歷史比較語言研究工作，於1878年寫出他那篇傑出的《論印歐系語言元音的原始系統》，使老一輩的語言學家大為驚奇。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将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现了分歧。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急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从达尔文代到现在,生物学家一直在努力探寻人类的道德意识的起源。在这本书里作者推测，人类的道德乃是伴随着狩猎大型猎物演化而来。个体为了在群体中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道德意识是一个复杂的防御机制，在采猎社会，生存的本质归结为一点：不合作，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