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套装共3卷）》为《中国思想史》第二版。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论者评此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

作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倡导者，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在德国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即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本书正是通过对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描述，试图着揭示这一主题。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

本书是芒福德1971年正式发表的两卷集，上卷为《技术发展与人文进步》，下卷为《权力五边形》。从内容和主旨上评价，是一部文明史和思想史著作。
作者参照进化论，但突破进化论自身深陷生物学的局限，借助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心理学研究新收获，从人类的形而下研究深入到形而上研究领域，重新界定人类和文明，拓宽和深化了人类概念。他提出，人类，文明人类，除体质人类学的含义和标准（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还须有文化人类学的含义和人文标准（礼制、道德、伦理、艺术、哲学……等）。这一偏缺和疏漏严重影响了后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偏重工具制作和工具价值追求，忽略了人文资源的继续创新和开拓。文明进化需要两套手段：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当今技术独霸天下，目标价值和人文标准被遮盖了。
该书视野宏阔，引据翔实丰富，语言生动，并配精美图片和生动解说，可谓图文并茂。适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史学、考古学、哲学、技术史、管理决策和新闻界等作为学科读物和教材。

《图像的生与死》是一部讲述图像在西方的起源、演进和死亡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通过分析图像及其传播手段而建立的西方思想史。
《图像的生与死》是一部跨学科研究之作，在书中，雷吉斯•德布雷第一次解释了他所创设的一门新学科：媒介学。该学科处于艺术史、技术史、宗教史等多学科的交汇之处。全书论述了西方人视角下图像从魔幻的到艺术的再到经济的演变过程，对技术革命与集体信仰对于图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分析。作者从西方哲学、宗教、艺术、科技、媒体等方面，对图像起到的作用和反作用进行了详尽又深入的解读，许多观点都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里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
这本以散文诗体写就的杰作，以振聋发聩的奇异灼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招语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横扫了基督教所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谱写了一曲自由主义的人性壮歌，在这本书里，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让“超人”出世，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

历史与人的命题，讨论的是历史学如何建立动态的眼光，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变化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为什么历史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呢？那是因为，历史是由无数人和人所结成的群体所推动的。而人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钱穆先生说过，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他说的就是历史与 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人事的变动，不仅制度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条文，历史也会被杀死。
但是，无论是历史学里的人，还是政治学里的人，都不是直观意义上的生命个体，人被转化成为分析的特定视角和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里的“人”更多的是作为机能的分析要素，而文学里的“人”更多的是生命体验本身。
——孙 歌
本书由著名学者孙歌在系列讲演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集合了作者近几年在思想史研究中新的工作进展与突破。全书包含三个内在互相关联的章节，第一章从认识论角度重新讨论了“普遍性问题”，认为新的普遍性所对应的知识实践方式，不是将讨论抽象化，而是通过深化对于具体性、特殊性讨论，进一步开放差异性，在具体的层次建立连结。第二章处理了日本战后知识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书写的《昭和史》一书展开的论战，触及了历史书写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第三章讨论了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路，抓住沟口对于“自然”“心”“公私”的讨论，指出沟口对于中国历史动力与众不同的把握能力。
全书保留了演讲时的即兴和口语化表述，并有意通过大量的事例，将较为抽象的问题拉到日常生活以及较为具体的学理层面展开，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三个章节看似内容迥异，其实内里相通。所有的讨论都旨在在认识论的层面打破二元对立和静态的思考习惯，建立可转化的、动态的思维模式。这一点不仅仅彰显于作者重点对认识论的推进过程，也同样体现在具体案例的分析之中。

阿兰•巴丢将西方思想史上几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称作“反哲学家”，他们是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恺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拉康，由此构成了巴丢的反哲学家系列。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的姊妹篇，是对圣保罗的专题研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巴丢从哲学而非宗教的角度，严格立足于保罗的文本，深入探析了保罗对于达成人类间的普遍关联的重要思想贡献；从对保罗生平与学说的独特阐释中，为我们挖掘了一个作为诗人思想家、斗士和反哲学家的圣保罗的新形象。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基督教研究来看，本书都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的开创性哲学著作。
本书最好和《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起阅读，因为它们同属于阿兰•巴丢“反哲学家”这一理念的开拓性成果，很多概念可以相互参照。较之《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本书写得更富激情和现实意义。巴丢丝毫不掩饰对圣保罗的赞誉与崇敬，并用文本的力量向我们佐证了这份崇仰的坚实基础。经过巴丢的解读，保罗书信的多层意义得以彰显。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加深甚或改变对圣保罗、《圣经》文本、哲学乃至信仰的认识。

上个世纪末，以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拉库-拉巴特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宣布哲学，尤其是其本体论哲学业已终结。似乎在那一刻，我们仿佛进入到一个哲学死亡的时代。当代法国思想家巴迪欧则反其道而行之，将矛头指向了这种哲学终结论，他大声质问道：“哲学终结了吗？”不，永远不会终结！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哲学就不会终结。因此，对于巴迪欧来说，写一部关于哲学的宣言是必要的，这种肤浅的哲学终结论，不过是自尼采和海德格尔以降诗人时代的副产品，当将本真同诗歌联系起来，便遮蔽了本真同其他真理程序（数元、革新的政治、爱）缝合的可能性。因此，在今天，与其掩耳盗铃般地说哲学终结，不如开宗明义地大胆宣称：哲学存在！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今天重新发现哲学。

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幼学习音乐，熟知西方音乐史，又钻研过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形成了以社会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主线的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研究20世纪欧洲的新音乐，《新音乐的哲学》就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包括三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文，早的一篇是1940—1941年写成的《勋伯格与进步》，第二篇是时隔七年之后写成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后一篇是在两篇文章结集出版时（1948年）撰写的“导论”，目的是要说明为何要选择新音乐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作为论述的对象、概括论述新音乐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及《新音乐的哲学》所用的方法。
每当精神产品被遗弃并被放透到历史之中，纯粹的时间进程代替了现实事物发展的地位时，如下怀疑就得到了证实：那种精神产品并未被人们所熟悉和掌握，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但《新音乐的哲学》所带有的锋芒却可能有益于现今的音乐状况。

阿多諾這本眾所渴待，但他生前未能成書的《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1993年才在德國出版，距作者1969年世紀將近四分之一世紀。本書彙集的這批重要、發人深省的劄記，以及許多也以片斷形式存世的散篇，阿多諾形容是他「貝多芬經驗的日記」。
阿多諾自幼彈奏貝多芬作品，熟讀貝多芬總譜，1937年興起大規模研究貝多芬之念，有志據此研究寫成「音樂哲學」，此後三十年做成四十多本劄記，念茲在茲，亟欲成書，但一方面戰亂流亡，不暇整理，二方面他求全心切，總覺茲書體大，不宜率爾，因此直到辭世，猶未著手寫書。
阿多諾專家Rolf Tiedemann盡蒐阿多諾所遺劄記，依照劄記的內在邏輯與關係脈絡，加以組織，賦予結構，配合阿多諾生平所寫關於貝多芬的散篇文章、電台廣播，以及阿多諾諸本成書著作中討論貝多芬的章節段落，加上不厭詳盡的注解，統合成一本理路連貫，從哲學、社會學、美學、音樂學、文學等角度觀照貝多芬的既精且博之作。
阿多諾自己想寫的貝多芬書永不可得，但編者追摹他的原意，重建現場般建構阿多諾的「貝多芬書」圖像，這本《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堪稱可能未中，但應不遠，不但為阿多諾著作集增一瑰寶，在多芬研究裡也是一本扛鼎之作。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亨利•基辛格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书出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罗杰•金巴尔"

福柯与韦纳，一位哲学家，一位历史学家，他们都是思想界的翘楚，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创造了“范式性”的范畴，他们两人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伴而行、共同战斗。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书中，韦纳为他的这位友人勾勒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肖像，并尝试着标从他的这位友人的理论战场里那些重要的“场所”，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出“福柯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以此方式重启有关福柯思想遗产的争论。在韦纳的笔下，福柯不是一个激进派，也和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既不是结构主义者，也不是“六八年人”中的一员。福柯是蒙田的信徒，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的古典怀疑论者，是一位着迷于经验现象的谱系历史学家。在“独异”的事物——他认为，每个事物、每个人和事，都是“独异”的——的星丛中，发现使它们得到言说的“真理游戏”，这就是福柯的工作。

多元现代性的核心，是假定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它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塑造而成。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本书试图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经济学等角度，从欧洲、中国乃至跨国公司等论域，探讨多元现代性的相关问题，参与讨论者为艾森斯塔德、魏斐德、杜维明、金耀基等世界知名学者及理论家。这些视角和理论、经验与展望，有助于加深读者对现代性的各种互不相同又彼此关联的理解，以及对世界的总体理解。

本书以媒介比较研究的方法为基础，讨论摄影常被人提及的特征。有关摄影的特性的大部分文本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照了视觉艺术中的其他媒介——主要是绘画和电影——从而证明这一媒介所特有的属性，或者说明了界定其独特性有多么困难。不过这样的比较很少有从历史脉络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或者与再现、时间、地点和功能等等核心概念联系起来。而本书恰恰是从这几个主要领域出发，对摄影术诞生以来的摄影理论，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进行了细致、严谨的梳理。
基于目前有关摄影的争论，本书涉及到五个主要领域：摄影与绘画的比较；摄影是一种时基艺术（与电影和行为艺术比较）；摄影与虚拟现场以及空间艺术的关系（与特定现场空间艺术之类媒介比较）；摄影是社会批判的视觉化工具；以及摄影是一种自我映现的媒介。这几个领域都同有关摄影本身媒介特性的争论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有关再现、时间、地点和功能的问题。这使得我们把再现理论同摄影与绘画的比较研究、时间理论同摄影与电影的比较研究、地点概念同摄影与空间艺术的比较研究，以及功能论与作为社会批判视觉工具的摄影联系起来。
摄影是一个太具有多样性的领域，并不存在包罗一切的单一理论模式。本书的目的是通过从当代艺术的摄影实践中选取的不同案例分析，促使人们理解摄影媒介多样而复杂的特性，全书通过摄影术诞生170多年来有关摄影的观点和理论这一语境展开讨论。对摄影媒介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强调当代有关摄影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历史的根源究竟何在。

爱弥尔·涂尔干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涂尔干晚年之作，意图为从原始初民社会的基本互动方式，建构出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元素，加以认识。正如导言中所说，“本书的宗旨，就是要研究实际上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宗教，分析这种宗教，并尝试做出解释”。

本书包括“老鼠的故事”“狄安努斯”“俄瑞斯忒亚”，这三个“异质”文本通过明显或隐秘的线索相互联系着。巴塔耶意图以此来“描绘真实”，但并不借助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通过想象“不可能性”，或者将小说人物置于色情、消失、死亡、毁灭等情形的考验之下，或者将诗歌推至一种 “暴力状态”，以此来获得意义，唤醒主体意识。
————————
—————————
————————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出版了这本书。那时我给它起了个晦涩的名字：《诗之仇恨》。当时我觉得，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诗只有在反抗的暴力中才能获得强烈的意义。然而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几乎没有人能理解第一个书名的意义，这是我最后选择谈论不可能性的原因。
诗是一种简单的迂回：我通过诗逃离话语的世界，这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的世界。我与诗一起进入某种坟墓，其中可能性的无限性诞生自逻辑世界的死亡。
——巴塔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