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性的生活际遇、一些理论问题的一再激发，以及个人的禀赋，促使作者对身体和空间这样一些主题产生了特别的关注，并且不经意地围绕这些论题写作，把自己对于身体和空间的认知以一种独到的视角呈现出来。汪民安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将这些富有哲理思考的文章汇集起来，分为三个部分：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后现代性的谱系。
身体和空间是当代理论较为关注的焦点对象，作者将这两个问题放到后现代的语境下去考察，一方面论述了这两个问题的理论谱系，特别讨论了尼采、福柯、巴塔耶、德勒兹、罗兰·巴特等人的理论主张；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这些理论对一些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了分析，比如超市、街道、发型和疾病，等等。全书既有纯粹理论辩论，也贯穿着可感知的日常经验，通过对日常事物的观察和解读，经南敏锐的感悟和精辟的分析，引起读者新鲜的文化启迪、文化反思。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是作者汪民安近五年来对后现代的一些论题所作研究的成果结集。这些论题主要集中于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三个大的方面。作者以开阔的理论视野、精辟独到的切入视角与细腻闪光的文字，对空间的生产性，对身体与性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作了过程堪称精彩、结论颇具启发的论述，从而把中国学人对后现代哲学话语的阐释、对后现代性的理解与提炼，提升到了一个自主的层面。

汉语思想界最受敬重的书写者之一，张志扬先生三本“阅读经验”散文首次结集；
陈家琪、邓晓芒、陈嘉映、刘小枫、赵越胜、孙周兴等一代学人公认的永远的“大哥”；
随书附赠别册，特别收入2011年度十大好书《燃灯者》作者、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先生两万字长文，温情回顾三十年手足之情，讲述那一代人的情感记忆，感人至深；
全书由设计师陆智昌操刀设计，首版即以精装版面世。
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
白身布衣，会饮江湖，在夜行中迷途问津
人生、文学、电影三重妙门之内
尽是一位思想放逐者关于阅读的私家记忆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包括三本首次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事件阅读经验》、《维罗纳晚祷的钟声——小说阅读经验》和《E弦上的咏叹调——电影阅读经验》，书中，张志扬先生谈他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谈他阅读小说和电影的所思所感，彰显其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独特气质，同时展现了他作为一代学人引导者的一生，可谓罕有而可贵的私人记忆读本。

《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文集)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写作的零度》相当于一份早期结构主义文学宣言，针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提出了摆脱激进文学倾向的中性文学观，对法国存在主义和左翼文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显著影响了其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新文学批评论文集》包含了作者对若干法国文学经典作品所作的细腻分析，被视为结构主义文学篇章分析的典范。《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为作者就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典礼上的演讲词，相当于作者晚期文学思想的另一份宜言书。

遗忘自哪里开始？记忆自哪里结束？思考遗忘，让人意识到思考自身之开始的不可能。思考遗忘就是思考记忆。这种辩证将等待置于显而易见的地方。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对话中，什么也没有说，一切都消失了。
……“小说”、“叙事”和“批评”在布朗肖的世界里不断减弱，使得在《等待，遗忘》里仍被容许说话的只有语言本身——那不是任何人的，既不是虚构的，又不是反思的，不是已被说出者的，也不是仍未被说出者的语言，而是“在它们之间，像这片有固定空旷的地方，事物在它们潜在状态的蓄聚”。
思想静默的迷途，在等待中从自身回到自身。
通过等待，离开思想的事物回到已成迷途的思想。
等待，是不失去方向的迷途之地，是没有游荡者的颠沛流离。

本书是齐泽克最重要的理论作品，齐泽克把它视为自己的代表作（magnum opus），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自己原本分散的哲学见解整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存有论。何谓视差？视差本是天文学概念，指从保持一定距离的两个点观察同一个目标时所产生的方向差异。在齐泽克看来，审视同一个客体时，视差是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构成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非对称性。以视差为起点，齐泽克透过黑格尔和拉康解读哲学、科学和政治理论，借助辩证思维和精神分析范畴分析当代文化，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

《神话与意义》是列维-施特劳斯的一本宗教人类学的演讲集。通过简单的举例，作者以平易近人的语言、言简意赅地阐述了神话研究的相关问题，让初学者能够快速地理解结构人类学大师的主要理念，并轻松一览结构人类学派对神话研究的概貌，是一本理想的入门读物。

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对“关心自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福柯来说，“关心自己”不仅仅是著名的德尔斐神渝“认识你自己”，而且还包括各种哲学实践。它旨在表明伦理主体是根据什么手段，步骤和历史目的在与自身的既定关系中自我塑造的。这个研究超过了严格的哲学史范围。福柯在描述古代主体化方式的同时，力图揭示现代主体化方式的暂时性。因为解读占代人，可以让我们探询我们这些现代主体的身份。

1988年，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在法国文化电台接待了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同他进行了五次对话。本书全文收录了这五次对话，并将其再现于当时的知识和政治背景中。这些对话既表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也反映出他们对相互差异的清醒认识。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就他们各自的学科及其社会作用展开了较量。
2002年初，布尔迪厄突然去世。法国文化电台重播了这五期节目，以示缅怀。

《文化与社会》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被誉为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
作者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为主题，选取了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活跃于英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四十位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在这本书中，巴尔扎克的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短篇小说，被罗兰·巴特切割成了561个基本语言单位，分别被纳入到了五种代码系列里，并在93个单元中得到了详细分析。这种做法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对文学作品或文本最具有科学色彩的研究了，甚至于这 仍然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唯一一种这样从事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了。《S/Z》在内容上呈现为两种罗兰·巴特独有的区分，一种是基本的研究材料，一种是结论性的警句与格言，在这二者之间，是他所常用的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的阐释工具。
众所周知的是，这是一本标志性的理论著作，它既是罗兰·巴特文学思想的一次发展，也是所谓的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一个里程碑。而这所谓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就是罗兰·巴特从过去那种单纯地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相关语言及文学理论，把文学作品当作一个完整的对象，当作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和总体性的精神现象来看待的指导思想，转变成了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文本，一种文本的动态构形过程，更多地呈现为片断性、发散性和游戏性特征的解构观念，文本不仅是一种特有的游戏对象，而且它自身就处于游戏活动之中。这次罗兰·巴特在基本文学思想观念上的著名转变，已经被写进了无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里。今天，对于这本被许多当代中国学人认为是迟到了的、在其思想价值上经贬值的著作，在经过一番研读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思想，或如罗兰·巴特本人所说的那样，即思想的可写性，是需要技术的。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共讲述了有十四节的内容，分别是从马克思到韦伯、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现代性的第三要素：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系统论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追溯西方现代价值的起源、价值和社会的互动：系统演化论的史观……等内容。

在本书中，阿伦特力图表明“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是基于人的条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义上，人是被条件规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们的活动又创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条件，比如劳动超出家庭和国家界限的全球化发展，和人从宇宙的角度对地球采取行动，都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本书在结构上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对照。第一章给出的两种生活的对照，为全书确立了一个隐含的背景框架。实际上，只有在此二元对照下，劳动、工作和行动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为与两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是古代西方对两个世界的想象：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灭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当成一切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荣耀都来自后者，后者才是他渴望回归之所。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导致了对政治的伤害，因为政治哲学家倾向于以制作模式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但对立之消隐的灾难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现代才清晰地浮现出来。在神圣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他的产品真实性的标准，作为人造物的世界越来越相对化，丧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二元世界观的消失，一方面让现代人丧失了作为生存条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抛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求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世界异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终以牺牲世界和牺牲行动为代价。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那时人曾被高举为目的，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最后一章，阿伦特哀悼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终预设了一个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闪耀、语词可听，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还原为生物循环意义上的自然的情况下，最终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就是我们已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健全的社会》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的著名作品，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作了有力的探索,被称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他人甚至自己都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弗洛姆提出，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他人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拉康的理论亦需“斜目而视”。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齐泽克一方面透过通俗作品解析拉康的理论，揭示“无意识的逻辑”，勾勒“欲望的原理”；另一方面借助拉康理论解读通俗作品，这既包括希区柯克、安东尼奥尼、大卫•林奇、赛乔尔•莱昂、弗里茨•朗、雷利•史考特、乔治.米勒等著名导演的电影，又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等通俗作家的小说，以及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雷蒙•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娄等人物形象。作者对通俗作品的解读，彰显了“通俗”作品的“非通俗”之维，展示了“通俗”作品的现代乃至后现代蕴味。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著作单行本：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纲领。在这个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这本曾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时隔50年，这《人的境况》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并能激发起新的思想和讨论。

《健全的社会》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一次有力的探索。
精神健康的问题是否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社会的个体？社会作为整体是否会患上精神病？对此，弗洛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方案后，弗洛姆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对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与传统的弗洛伊德派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后者将性欲视做人的感情和欲望的基本动力。对此，弗洛姆明确提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植根于他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的影响。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