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由作者讲义修订而成。作者1948年到中山大学后，他的隋唐史课程立即就成为中大的品牌之一。50年代初期，当时的政务院高教部组织编写高校教材，岑仲勉的讲义，就变成了全国通用的“隋唐史”教材。但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到教材那种干巴巴的面孔，就好像一个睿智的老人在隋唐史方面同你拉家常，语言通俗，见解深邃，把隋唐时期的重大问题一个个如剥笋抽丝般给你陈列出来。尤其是对李德裕、陈子昂、藩镇等问题的研究，新意迭出。本书充分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

1936年前后，在挪威森林里的小木屋中，维特根斯坦对自己从前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他放弃了自己〈逻辑哲学论〉中所持的以逻辑规则为意义标准的思考方式。提出了“语言——游戏”的观点，完成了〈哲学研究〉一书。开创了另一门哲学——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也始自己的哲学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本书是《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的修订版，包括作者的增订版自序和三篇约五万字的相关文章。 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是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重点问题，作者以理性的思考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提出如何认识统一时期的消极因素和分裂时期的积极因素，并面向未来，提出了作者独特的见解。 本书史料扎实，分析深入，视角鲜明，见解独特，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化，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巨人之一。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家彻底分家的人，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并且是历史家、军事著作者、诗人和剧作家。
在作者的几部学术名著中，《君主论》是最小的一部，但也是最有名的，它使马基雅维里身后获得举世周知的名声。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
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1789年法国人以从所未有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他们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要恢复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世界征服者史》所叙述的年代，起自成吉思汗，止于旭烈兀平阿杀辛人的阿刺模忒诸堡。全部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包括蒙古前三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历史；第二部分实际是中亚和波斯史，其中包括花刺子的兴亡、哈刺契丹诸汗，以及那些地方的蒙古统治者。第三部分内容庞杂，它从拖雷开始，以较大的篇幅谈到蒙哥的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史实。

本书着重研究原始人的宗教、巫术、仪式、心理与它们的教源，以及它们在人类思想方式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弗氏在这部作品中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人类较高级的思想活动，大体是巫术发展到宗教，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虽然随着这个社会学领域研究范式的更新，弗氏的一部分观点已经显得陈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部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