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政治形态，是东晋世族政治向隋唐皇权政治复归的过渡形态。这种复归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了新的历史内涵。其突出之处在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统治集团的力量格局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一方面，持续了百余年的世族政治余威尚存，以历史惯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世族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竞相登场，以各种形式活跃于江左政治中。
地域集团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上个世纪80年年代末以来学术界相当重视的研究课题，其中对南朝地域集团以及诸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之关系的研究，亦有不少成果出现。
本书通过对各类史料的排比和分析，将精力专注于南朝时期各地域集团兴衰的历史逻辑及其与诸朝政治的远近关系，力图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

通过研究与写作，本书对中国音乐美学史的对象、分期与特征，对贯穿中国音乐美学史中的主要思潮与基本问题，对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作了研究。本书认为，中国音乐美学史可分为五个时期，即萌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两汉时期、魏晋——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

分为十章，内容包括“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革命·性·长篇小说；革命·土匪·英雄传奇；“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等。

简介：
格尔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协会１９７４年索罗金奖获奖作品，有助于为整个一代人类学家界定其领域的终极目的。 ——《出版家周刊》
前 言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书之书（ｎｏｎｂｏｏｋ），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维持原样）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ｎｅｓ ）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 Ｒｉｐ Ｖａｎ Ｗｉｎｋｌｅ）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 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

《题写名胜》是商伟“重读唐诗”三部曲的第一部，在学术讲座的基础上整理写作而成，从诗歌内部进入批评分析，注重文本细读，不落古典文学研究的窠臼，集中体现了作者融通中西、多年沉淀的见解和学识，既能着眼于具体个案，探索重建中国古典诗学的可能，也能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阐发新意，给广大喜爱唐诗的普通读者带来启发。

本书封面为红色，专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左翼思想家。分为两编：“西马英雄传”主讲西马五大思想家：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阿多诺、阿尔都塞，并描绘西马在英国和美国的一系列当代群像；“后学面面观”则论及引领时下潮流的批判学者，从欧洲巨子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到美国学界领袖萨义德与詹姆逊。
本书作者的前一部书《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封面为蓝色，评述现象学、阐释学和结构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两部书彼此交织，绘出欧美思想百年变迁的宏大学术地图。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非学院派式的文学史专著，而是理论批评随笔的结集。1980年出版之后，至今已再版25次，成为后现代批评经典著作。作者通过对文学现代性的批判来剖解现性，分别探讨“风景”、“内心”“自白”、“病态”、“儿童”及“叙述方法”等日本现代文学独有特性的形成过程，挖掘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提示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生关系。
现代文学一旦确立了自身，其起源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就使得人们相信这一文学的基本观念具有历史普遍性，这一普遍性也就获得了不证自明的霸权地位，由此排斥任何“非现代性”的事物，对任何前现代的事物进行肆意的分割、颠倒和重组。

《书学史料学》内容简介：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78年，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1984年，学校率先招收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试点单位。1987年开始，创建了与境外知名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目前已与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地区和国家的众多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1989年开创内地高校招收境外“兼读制”研究生及境外研究生面授点的先河。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已经成为推动港澳台合作办学及国际办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联结内地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被誉为“中国境外研究生教育的试验田和窗口”。

本书在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上力图描述和复原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建构过程。所谓中国早期古典诗歌，大致是指汉魏时期来源不能确定的、共享的诗歌创作实践，主要集中于五言诗，这一诗歌共有一些主题、话题、描写的顺序、描写的公式和一系列语言习惯，它包括一大部分无名氏乐府。作者认为，一般文学史上对汉魏诗的权威而稳定的叙事实际上是齐梁时期在对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复制”基础上的重新建构。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并非古典诗歌本身，而是诗歌文本的历史变形和其“内在运作机制”，目的是打破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刻板固化的文学史认知，探寻原本修辞等级低俗的诗歌如何被保存下来，并成为“古典”。

宇文所安最富盛名、最“成功”的代表作，是其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初版于1986年。作者从汗牛充栋的古典文献中拣选了十数篇诗文，出其不意地将它们勾连在一起，通过精彩的阅读、想象、分析与考证，为我们突显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意象和根本性的母题：追忆。
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含蕴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行为，追忆不仅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慨叹，也寄寓着儒家知识分子追求“不朽”的“本体论”焦虑；更体现了 “向后看”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思维模式。

《什么是文化史》内容简介：文化史的实践已经不限于说英语的世界，它在欧洲大陆、亚洲、南美洲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蓬勃发展。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什么是文化史》一书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引。杰出的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引导我们进入文化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伯克从讨论雅各布·伯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所提出的文化史的“经典”术语入手，并考察了从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到爱德华·汤普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的反拨。随后，勾勒文化史近期兴起的概貌，重点尤其是上一代人写作的、常常被称之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他将新文化史放在自身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重视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新方法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以及日常生活的话语的兴起之间的关联。
《什么是文化史》不仅是历史学专业读者的入门手册，也是关心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读者的必读书。

《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续编(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唐长孺先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四日--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后于浙江南浔中学、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等多所学校任教，讲授中国史地、国文、政治制度等课程。一九四。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一九四二年春转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副教授，一九四四年受聘为迁至四川乐山之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四六年晋升为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历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哩出版规则到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等学术职务，亦曾担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暨武汉分社副主委等职。他学识渊博，精通文、史，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籍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等领域皆有卓越贡献，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大家之一。

本书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作者参考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对古代官阶的研究模式进行了系统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线索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与概念。基于“品位—职位”视角，把官阶研究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分别讨论品秩的构成要素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品位结构的样式与间架，品位性官号和位阶运用规则等。进而由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对中国古代官阶制的特点、品位结构变迁的重大线索和各个层面，提供了较全面的阐述。本书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政治，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全集之一种。《学术与政治之间》收录了徐复观赴台前后的时事评论和学术随笔，这段时期是徐复观从政治到学术转变的时期，他把从政的体验逐渐转化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体验，把这些深切的关怀倾泻在字里行间，所以他把这类文字定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早年文笔辛辣，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在当时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的争议，《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还曾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全集版《学术与政治之间》尽量还原了徐复观手订时的原貌，很多文章在大陆都还是第一次出版。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所收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唐师在上述诸领域纵横驰骋，均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书写与差异》为作者十一篇论文的结集，德里达运用解构的思想分析集中阐明了分延这一他自造的概念的内涵，它标志着一种奇特的运动，一种各自差异的运动—迂回、间隔、代表、分裂、失衡、距离—的纯粹统一。这些运动表达了一种共同的希求。即对文学书写与结构动机进行探索，并坚持一个基本特点，书写与差异之间的连接点。

作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顾颉刚先生以开拓性的思维揭示了所谓三皇五帝的中国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造成的，以缜密的考证纠正了民族出于一元与地域向来一统的传统说法，并通过考订古书著作年代，为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打好了基础。本书收入了顾颉刚先生以《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为代表的有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三皇五帝古史系统考证方面的数篇论文，集中反映了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考辨方面的杰出成果，展示了他早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走出疑古时代》。作者李学勤先生，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1992年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以来，走出疑古已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是作者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高质量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六篇，第一篇论古代文明，第二篇神秘的古玉，第三篇新近考古发现，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第六篇续见新知。主要涉及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中原与边远地区的文化交流、早期的中外关系等主题。
李学勤先生的名著《走出疑古时代》初版于1995年，1997年又出了修订本，均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该书又由长春出版社出了新版（2007年1月）。如李先生在初版《自序》中所说，该书是其“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而且所及范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前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汉代初年”。后面两个版本与初版相比，只是增加了《续见新知》一编，收入初版之后李先生新作的十来篇相关的短文，并校正、修改了初版中的“一些错误之处”。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先生1992年针对中国近代乃至古代“疑古”思潮提出的一个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又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走出疑古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而且“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入必读书目”（新版《出版说明》）。
1992年，李学勤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这篇号角性的著名演讲，可谓恰逢其时。该文“编者按”强调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995年，李学勤将相关论文集为一书，《走出疑古时代》被作为导论置于书首，并即以此为全书题名。 本书1995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等撰有书评，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院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为必读书目。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1997年，此书再出修订版，流传颇广。伴随作者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和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