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的宗教批评:论理解启蒙》是青年施特劳斯致力研究的哲学问题“理解启蒙”，施特劳斯意识到，要真正理解霍布斯的政制设计，首先必须理解霍布斯对宗教传统的批判。尽管是施特劳斯放弃了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自由民主制的应然之理仍然具有重大启发。

本书实为作者刘小枫出版于20年前（即1998年）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前半部分，现修订重版，新增两篇社会理论方面的论文，书名仍沿用旧作，而原书后半部分则作为本书的姊妹篇，以《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为名另行出版。
作者认为，无论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多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考察百年来学术思想对现代现象的知性把握及其理论形态，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作者带着中国问题意识，从社会理论角度出发，审理西语和汉语思想学术的“现代现象”，而后又回到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作者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参与社会理论的修葺，从而进一步把握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考察现代性问题的社会理论专著，虽时隔二十年，依然没有同类新作出现，且本书的思想价值依然难以超越。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学术与政治》内容简介：研究韦伯者，无一不深知这两篇演说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但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这是从韦伯其他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

本书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第42期，论题为“柏拉图与古典乐教”，讨论了音乐在以柏拉图为核心的古典传统中的位置与角色，涉及乐理、音乐政治学、音乐与教化的关系等层面，其中弥漫着一类明显的暗示，即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灵魂，归根结底，应是那种具有乐感的灵魂，音乐教育塑造人的个性，使人获得健全的感受和洞察能力，让人的言谈举止变得优雅，质言之，“人类生活处处皆需节律与和谐”。

本书将奥古斯丁及其《上帝之城》置于西方思想史的古今变化的脉络里，从多个层面——“心灵秩序”、“原罪”、“历史”、“末日”等——对这部浩繁的巨著进行了梳理与阐释，并对奥古斯丁写作本书的历史背景和心理动因，以及他对后世的广泛影响与后人对他的挑战和批判，做了相应的陈述和分析。

将真理埋藏于字里行间，曾是西方哲学家们广泛采用的写作手艺。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会隐微地向特定人群传递真理，但在面向大众时又借助通俗学说来伪装。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隐微地书写、阅读逐渐被世人遗忘，乃至变得神秘莫测——也可以说，在阅读风尚日趋平庸化的时代，隐微写作显得极其不合时宜。
可是，我们对隐微写作的不安是一回事，这一现象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字里行间的哲学》就致力于从故纸堆中打捞出隐微写作技艺，作者以清晰流畅的行文，向读者呈现出一部关于隐微写作的百科全书。我们能看到，隐微写作是如何被哲学家长期实践，进行隐微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它又为何被启蒙运动的后裔们遗忘，以及，我们怎样重拾字里行间阅读哲学经典的技巧。最终，对隐微写作这种失落技艺的追溯，实际上是对现代知识偏见的有力反思，也是对人类严肃理性生活的强力捍卫。

目 录
刘小枫
编者前言
尤多夫
论施特劳斯（乔戈译） /
格布哈德
施特劳斯：困惑时代中追寻真理（张双利译）/
丕平
施特劳斯的现代世界(张新樟译) /
捷米诺
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再思索(贺志刚译)/
曼斯费尔德
施特劳斯之马基雅维利(田立年译)
吉尔丁
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叶晓璐译 洪涛校) /
贝兰德
《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所引用的卢梭作品（罗志达译）/
伯恩斯
前科学世界与历史主义（徐英瑾译 成官泯校）/
伯恩斯
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娄林译）/
梅耶斯
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徐英瑾译 成官泯校）/
佩鲁肯
施特劳斯与基督教 (程宇译 蒋鹏校) /
格 林
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施特劳斯(游斌译) /
吉尔丁
施特劳斯对政治上更好和更坏的理解(蒋鹏译) /
施拉姆
施特劳斯在自由教育中的位置(李永晶译) /
附录
施特劳斯生平及主要论著年表（阮元编译） /
施特劳斯主要著作缩名表 /

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编撰的这部《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威教本。

本书源于作者刘小枫出版于20年前（即1998年）的旧作《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后半部分。修订版延续了旧有的观点，修改了一些语词、句子和标点，使得表达更为准确，注释方式也尽可能符合现在的格式规范。
本书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
20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20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古希腊罗马的观点，政治能够塑造人的意识，而阿兰•布鲁姆将莎士比亚视为文艺复兴时期深刻的政治剧作家。他旨在重现莎士比亚的观念与信仰，使其著作再次成为严肃的道德、政治问题的公认资源。
在剖析《裘力斯•凯撒》、《奥瑟罗》和《威尼斯商人》的文章中，布鲁姆揭示了莎士比亚是如何展开他对人物的描绘的，在这点上不能假定文学批评享有特权。于是布鲁姆提出，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在其中人们得以观察莎士比亚的英雄们所遭遇到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作家。本书还包含一篇哈瑞•雅法的文章，论及《李尔王》中政治的局限。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5）——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二：重新带回国家”。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最新著作，是其上一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作者在上一卷里将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前人类时代，概述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叙述的历史截止到法国大革命；本卷接着讲述第一卷遗留的故事，探讨这三大组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和互动。
在这第二卷中，福山继续以社会如何发展出强大的、非人格化的、负责的政治制度为核心，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深层功能障碍等事例，描绘了国家、法治与民主负责制这三大制度在世界各地由于发展顺序的不同而有不同结果。他讨论了政治腐败的治理，检视了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不同政治遗产，并大胆估计未来民主如何应对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政治瘫痪。

阿兰•巴丢将西方思想史上几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称作“反哲学家”，他们是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恺郭尔、尼采、维特根斯坦和拉康，由此构成了巴丢的反哲学家系列。本书是《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的姊妹篇，是对圣保罗的专题研究。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巴丢从哲学而非宗教的角度，严格立足于保罗的文本，深入探析了保罗对于达成人类间的普遍关联的重要思想贡献；从对保罗生平与学说的独特阐释中，为我们挖掘了一个作为诗人思想家、斗士和反哲学家的圣保罗的新形象。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基督教研究来看，本书都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的开创性哲学著作。
本书最好和《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起阅读，因为它们同属于阿兰•巴丢“反哲学家”这一理念的开拓性成果，很多概念可以相互参照。较之《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本书写得更富激情和现实意义。巴丢丝毫不掩饰对圣保罗的赞誉与崇敬，并用文本的力量向我们佐证了这份崇仰的坚实基础。经过巴丢的解读，保罗书信的多层意义得以彰显。读者可以通过此书加深甚或改变对圣保罗、《圣经》文本、哲学乃至信仰的认识。

本书共两卷，分别探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主张，时间跨度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末，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现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著作。作者还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与知识背景，展示了在历史环境之中研究历史文本的独到的研究方法，并对重要的政治词汇和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梳理。

柏拉图将其对话作品散布于苏格拉底一生的时间跨度之中，这样一幅时间地图也描绘了苏格拉底思想的时间进展，也即苏格拉底如何成为苏格拉底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与世纪之久的哲学传统决裂，转向自己的探询之路，并在历经岁月之后，步入对自然的最深刻理解，而此后又逐渐学会在哲学所面对的威胁面前（柏拉图重点展现了这种威胁），以恰当方式掩盖并传递这种理解。苏格拉底是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转折点和漩涡”——对于政治哲学史也同样如此，而政治哲学是哲学由以庇护并发展哲学的准哲学式的手段。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成为其自身的历时性记载具有一种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越了哲学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存在，因为它是对哲学转变为苏格拉底式哲学的持续记载，而这种记载采取的形式最终主宰了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本书所讨论的三篇对话——《普罗塔戈拉》《卡尔米德》和《王制》——都涉及苏格拉底对哲学公共外观的关切。按照柏拉图设定的戏剧时间，《普罗塔戈拉》是时序上最早的一篇对话，苏格拉底正是在这篇对话中登上了公共舞台，苏格拉底在此前后的哲学政治有一种更加公开的政治意图。柏拉图将《卡尔米德》设定在苏格拉底从波提岱亚返回雅典的当天，此时的雅典城邦已经因为饱受战争和瘟疫而发生了改变，而苏格拉底也在离乡期间学到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认识到，自己要采取全新的方式来传达哲学。《王制》设定在《卡尔米德》发生几周之后，《王制》同样是一篇苏格拉底在经历了长期的在外征战、重返家乡后的对话，在远离雅典期间，苏格拉底学会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并返回到一个已然变得不同的城邦。通过在《普罗塔戈拉》与《王制》之间设定一道鸿沟，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认识到，相比于自己在《普罗塔戈拉》中为哲学做的辩护，自己必须更为彻底地保护哲学。在《卡尔米德》与《王制》中，在返回雅典时已经发生改变的苏格拉底已经是这样一位苏格拉底——从此开始，他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会始终保持不变，“总是在同样的东西上讲着同样的东西”（《高尔吉亚》490e）。

能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比肩的拉丁语纪事作家，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维，而是塔西佗。塔西佗的两部纪事大书也是古罗马文学中的瑰宝，文辞精练紧凑，言简意赅，富有诗情，感染力强，政治事件的描写既生动又深刻，古典语文学家尼采也赞不绝口。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外，塔西佗的其余四种作品早已有了中译，译品均堪称上乘，可惜都缺乏笺释和绎读，重新译笺塔西佗作品，选译西方学界有见识的绎读，对于我们自己学会写作晚近纪事想必不无历史意义。

本书是阿奎那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卷一到卷三前六章的著名疏，解，也是阿奎那留存于世的少数几种政治学著作之一。它反映了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两位伟大哲人有关政治与基督人生的隐秘对话；它也是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华彩篇章，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复兴的重要证据，从此，分裂既久的政治学与伦理学开始再度结盟。

《廊下派的城邦观》是市面上第一本全面系统分析廊下派思想的书，集中分析了芝诺的《论共和国》。著名古典学者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在此书中集中了分散的、鲜为关注的文本证据，发现了廊下派思想中的自然法传统和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向对西方政治思想感兴趣的学生们提供了对廊下派观念的清晰简明的介绍。

《诗歌与城邦》是关于古希腊诉歌诗人忒奥格尼斯的研究文集。
忒奥格尼斯，古希腊诉歌诗人，出生在麦加拉，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的中晚期，是古希腊诗史上著名的信念坚定的贵族分子。忒奥格尼斯生活的时代，民主政制逐渐兴起，传统的王权和贵族政制日渐凋零。许多城邦已经逐渐建立起以民众为政治主体的政权，在忒奥格尼斯的母邦麦加拉，民众也获得了政治权力。而在忒奥格尼斯看来，民主政制导致的根本问题在于正义和礼法的缺失，也就是高贵之物的丧失。今人能够看到的忒奥格尼斯诗作的最早抄本已经是公元10世纪的编本《忒奥格尼斯集》，这些诗作是否全都出自忒奥格尼斯，很难说得清。今天忒奥格尼斯诗歌研究的一大主题就是：《忒奥格尼斯集》究竟如何形成，如何编纂为今日的版本。其实，早期的《忒奥格尼斯集》本来就是“用于教育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后世版本的状况如何，忒奥格尼斯的诉歌在古代世界一直用于教育，用于培养良好的贵族品性。《诗歌与城邦》这本文集出版于30年前，收录了九篇论文和两篇附录文章，是目前西方学界最成熟的忒奥格尼斯研究成果。文集脱胎于1981年哈佛大学举办的忒奥格尼斯学术研讨会，篇中论文提供了大量关于忒奥格尼斯本人和《忒奥格尼斯集》的年代、文本的详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