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与现代性》是关于西方古典学的一个编本，编者为刘小枫教授。全书包括三篇文章，分别是：莫米利亚诺的《十九世纪古典学的新路径》，戈斯曼的《欧维贝克和巴霍芬的反现代论》，莱因哈特的《我与古典学》。

在柏拉图对话中，《蒂迈欧》拥有最长的注疏史，也是最让人费解的几篇对话之一。我们不知道《蒂迈欧》到底表达了什么，意图又是什么。美国学者萨利斯的《方圆说：论柏拉图〈蒂迈欧〉中的开端》一书立足于语文学和注疏史，对《蒂迈欧》进行了简洁而完整的疏解，可谓发人深省。

《情节中的论辩》选择了著名的施特劳斯派传人伯纳德特三十年来从对《伊利亚特》的研究到对柏拉图的《泰阿泰德》、《智术师》与《治邦者》的重新思考之后所作的多篇重要研究文章。本书关注的主题丰富，不同论文讨论了从荷马史诗到柏拉图思想等内容，逻辑严谨且极富说服力。这些对古典学的重新思考，为经典文本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评注和参考。

王扬博士的《理想国》汉译是中国第一部按照西方古典学传统自希腊文以及相关各种语言版本全文翻译的《理想国》的本子，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理想国>汉译辨正》可视为《理想国》汉译的姊妹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典的力作，也为《理想国》研究提供了范式性的文本，是阅读柏拉图《理想国》的基本手册。
《<理想国>汉译辨正》依托西方学界大量的研究资料和翻译成果，旨在详尽比较现有《理想国》汉译本译文的词句、段落、文体等各个非常细节方面与希腊原文本的差异、疏漏和不足，以及汉译本在翻译上的创进与可以发扬的地方。
本书是国内第一次在严肃的古典语文学意义上推动《理想国》译本的格义工作，为今后《理想国》的汉译和理解柏拉图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试论古今革命》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第一本著作，全书52章，1797年初版于英国，1826年再版于法国。作者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宗教改革，主要是针对法国大革命而联系古代历史发表了自己的议论，在这部充满灵感的作品中，作者将革命和天文学术语联系起来，认为政治制度、人物和事件就像行星那样以固定周期交替出现，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是可以总结归纳的。同样的命定论统领着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他认为我们甚至有可能画出一张表格，以一种数学般的精确，历数某个国家历史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当某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走向腐朽、陷于专制，然后落入混沌无序，回归野蛮状态；而另一些民族，腐败和启蒙程度都较低一些，它们将从先前民族的废墟上崛起，再因自己的纷争和堕落而沦丧；这时，之前沦为野蛮人的民族便会再度振兴，夺回自己的世界地位；如此形成一场渺无尽头的革命。历次动荡与永不满足的人心始终相伴相随。某种空洞的焦虑，“使我们既厌倦于幸福，也厌倦于不幸，于是，我们从一场革命匆匆赶赴下一场革命，直至世界末日”。人们相信，事件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殊不知自己仅仅是在经受它。人们相信，每个事件是偶然的，殊不知它们相互联结。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持久的革命状态中的一个片断。《试论古今革命》是一个天才的灵魂不带伪装的告白，也为夏多布里昂后期的写作预备了笔墨。这部作品是他常用以汲取灵感的素材。在这里我们已经听得到波士顿姑娘在哈德逊河上的歌声；尼亚加拉大瀑布已经遥遥轰响；弗蕾达已经出现在凯尔特人的国度（以上均为夏多布里昂代表作中的情节）。

《古希腊政治理论》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古典学教授，著名古典学家伯纳德特的老师。作者“并不打算把修昔底德与柏拉图视为各自正统意义上的纪事家与哲人”，而是打算把修昔底德看作哲人、把柏拉图看作纪事作家，而且明显有两者对观的意图。

我们要如何走，才能穿透深幽的噪音之林找到历史呈现的真相？我们如何才能了解到经济如何造就音乐，而音乐又预示着什么经济？音乐深印在噪音与沉寂之间，以及它所揭示的社会符码的空间里。音乐的每个符号都根植于它所属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中，同时也制造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科技。如果依照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承继，来观照音乐符码的发展，是似是而非的，那是因为时间穿越音乐，而音乐又赋予时间意义。
我们要建构的更像是一张地图，一种社会与其音乐间互相干涉与依存的架构。
本书试图找出音乐家与生产、交换与欲望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实用价值逐渐沉落为交换、再现沦为重复的过程；以及现今音乐里，对一个可能的新的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宣示。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是当代英国著名伦理学B.威廉斯的代表作，初版于1985年。在本书中，威廉斯检讨了伦理学理论的几种代表性理论如亚里士多德传统和康德传统，指出伦理学理论反思的对象应该是人的伦理生活，而不应该是人的伦理反思。如果把伦理学定位为后者，并且一味地要在一定的理论起点上为人的伦理活动寻找解释，就会实际地破坏了我们的真实伦理生活面貌。因此，伦理理论的问题，在于其不知反思的节制。威廉斯因此提出，反思有可能破坏人们的伦理生活。尽管现代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全面反思的阶段，我们仍然有必要对于反思在伦理理论中，以及反思在一般的哲学思考中的作用保持警惕。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从分析辉格史学出发，指出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
在1931年发表的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这一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他在“前言”里就指出——本书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实质上，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而是涉及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
巴特菲尔德的《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一书对后来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取向影响颇大。为方便中文读书界参考，本书另附一篇巴特菲尔德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本书描述了历史上从中国西周到乌干达北部的伊克族等二十多个由简单社会进化到相对复杂的社会后却走向崩溃的案例，并回顾了两千多年来后人对于这些崩溃现象的解释。作者还阐释了复杂社会的性质，并通过在社会政治复杂化领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罗马文明、玛雅文明、查科文明从兴起到衰落的详细研究，为理解崩溃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从社会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量增加的回报）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处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复杂化进程中，还是正走向相反的崩溃进程。

罗伯特·诺奇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被检验的人生》一书中,诺奇克以才华横溢的思辨方式,传承苏格拉底的精神，探讨了亲情、爱情、性、幸福以及大屠杀、宗教信仰、政治和智慧等人生重大问题,旨在揭示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使哲学重返人生这一最重要的主题。

本书体现了作者近年的主要关切即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自主性问题，认为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为此，本书上篇提出了“新时代的通三统”问题，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中篇则提出，全球化加速带来的所谓“空间化”和“当代性”导致文明空洞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此必须自觉地拉长时间和历史的长度来强化文明的厚度和深度；下篇论述了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主张，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成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即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这本书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右派，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他声称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而不是党派。他试图对效力于事业与效力于党派作了区分，并且拒绝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会毁坏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不定期，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全书以“中国”及其“现代”为核心关怀，讨论的多是90年代以来社会急遽转型中经济全面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社会阶层结构性重组和知识群体明显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思想的状况与问题；同时对60年代末期以来，东西方均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所导致的政党政治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只能接受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自由平等主义者则表现出对于实质平等的强烈关怀。罗尔斯在《正义论》当中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是所谓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原则包括差别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前者要求在进行分配的时候，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就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后者要求将机会平等的原则应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使具有同等能力、技术与动机的人们享有平等的获得职位的机会。煌煌50万言的文字，便是围绕这两个原则展开的。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人类追求的正义与善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他认为国家、政治和法律要朝向真正的存在并与人的灵魂相关才有意义。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正义有着多么强烈的憧憬与向往！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这正好印证了对话结尾的宣言，“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正义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因为国家的起点“就是永无止境的时间以及时间带来的变化”。
柏拉图的正义表现在爱情上就是节制。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柏拉图式的爱情似乎是精神恋的代名词，用来指称那种超越时间、空间，不以占有对方肉体为目的的只存在于灵魂间的爱情。而实际上柏拉图式爱情的真谛指的是一种对节制的崇尚，对善和美的追求。

《尼各马可伦理学(注释导读本)》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不朽作品。在古希腊雅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就曾作为教科书，两千多年来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深厚的思想养料。这部名著的注释导读本是由邓安庆教授完成的，其本意是给通识类人文核心课程准备教材。译注主要依据的是多种德文版本，如Olof Gigorl翻译的Taschenbuch版，Eugen Rolfes翻译、Gunther Bien校对的Meiner版，Franz Dirlmeier翻译并作跋、ErnstA. Sctlmidt作注的Reclam版，也参考借鉴了英文版本和已有的中文译注本，并融合了课堂上针对学生提问的思考和解答。
译注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既要忠实原文，又要通俗易懂。在哲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获得那么多的译注，他的思想与其说活在他的原文中，不如说活在他的译注中。

本书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作者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本书中，韦伯所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又重点研究了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儒教伦理，同时还顺便考察了被视为异端的道教。韦伯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