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政治并非作家的政治以及他们所参与的政治。它也不涉及作家表现社会结构或政治斗争的方式。“文学的政治”这种说法假设，在作为集体实践形式的政治和作为写作艺术制度的文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 本书致力于展示文学革命是怎样用事实去搅乱支撑着传统等级的敏感秩序，并揭示为什么文学平等观挫败了任何文学为政治服务或取而代之的意志。本书通过若干位作家验证了其假设：福楼拜、托尔斯泰、马拉美、布莱希特、博尔赫斯，还有其他人。本书还展示了他们对精神分析学阐释、历史性叙事或哲学概念形成的影响。

「如果不想陷入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我們就必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政治領域，除了帶來好戰的呼號，悲傷還能為我們帶來什麼？」在這部激情洋溢、極具個人風格的著作中，巴特勒深刻反思了「9·11」事件之后的美國社會，批評了美國當局發動長期戰爭的決策，繼而呼吁人們深入認識哀悼與暴力的力量，理解它們如何促成團結並鼓舞人們追求全球正義。顯然，巴特勒一直致力於激發、探索各類「麻煩」，而這也正是其學術志趣所在：「由心理世界出發探索公共生活，鼓舞人們懂得團結、認識痛苦。」誠如荷米·巴巴所言，正是這些因素使我們成為自由的主體。

財政危機曾經漫溢於大部分開發中國家，造成災難性後果，遍及墨西哥到印尼，俄羅斯到阿根廷，而今 (2008)更從已開發國家的美國幅爆出金融海嘯，全球無一寸土能夠倖免。新自由主義幾乎等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災難，因此幾乎等於災難的全球化。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已經自掘墳墓了嗎？影響所及，馬克思主義經典遂而在西方再度熱銷。馬克思主義是否是救贖仍未知，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已是事實。不管如何，站立在自己腳上的反思是必要的，台灣不能再人家消費我們買單了。
大衛．哈維是當今最重要的地理學家，也是當前時代領袖群倫的社會理論家，針對當代資本主義提出了全面性的批判。在這本十分迷人的書裡，他指引了邁向理解世界經濟驅動力量的道路，擴大了他近期著述的關鍵主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蔓延全球的不平等，以及「空間」是個關鍵性的理論概念。
這本書既是新研究綱領的重大宣告，也是大衛．哈維核心關懷的簡明導論，將成為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及學生的必讀之作。
特別註明：本中譯書翻譯所依據之原文書版本（即2005年由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出版），等同於2006年Verso出版的版本。
【本書目錄】
導言：二○○四年海德堡的赫特納講座 ... Peter Meusburger 與 Hans Gebhardt
新自由主義與階級力量的復辟 ... 大衛．哈維
不均地理發展理論筆記 ... 大衛．哈維
空間是個關鍵詞 ... 大衛．哈維
索引

重返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的知識教育
探索實現真正寰宇主義的困境與可能性
自主（liberty）與自由（freedom）經常被召喚來正當化政治行動。世界霸權總是將政策奠基於這些尊貴概念的某種版本。但實際上，理想主義的議程經常在面臨特殊具體環境時就變了調。各地美軍監獄的虐囚事件、伊拉克佔領造成的劇烈傷害，一再顯示出對於自主和自由的追尋，會導致暴力與壓迫，破壞世人對於寰宇主義的信賴。
哈維試圖描繪出一種新的寰宇主義秩序，該秩序更適合解放且自主的全球治理形式。他主張，過往政治議程失敗的根源是忽略地理與文化的複雜性。因此，將地理學、人類學及生態學知識納入社會與政治政策形構，是真民主的必要條件。
哈維首先針對自由和自主的政治運用，尤其是布希政權時期的作法，提出饒富洞見的批判。接著，透過對於地理學的基本概念（如空間、地方及環境）的存有論探究，徹底將地理學重新架構為社會理論和政治行動的基礎。此外，他剖析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世界是平的》等暢銷書所隱含的知識預設及盲點。
一如哈維的所有著作，《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組織清晰，寫作風格自信而熱切。書中跨領域的廣泛論證既富原創又深具挑戰，各種主張值得重視。本書的論點和意蘊肯定會激起諸多討論。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作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出发，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理解时间、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基本概念，并立足于现代性来回应当代政治。

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

《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是作者接续《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讲述中国文化脉络的著作，来源于作者在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的讲座“文明的造型探源”课程。
开始部分接续《洛书河图》，继续讲关于北极星崇拜在周代和汉代的造型变化。重点在“宅兹中国”部分，通过造型分析，深入明确解释了“中”的造型来源于“建鼓”，而建鼓是天地沟通的重要工具与仪式。同时，证明了中国古代城市（都城）的中轴线的北端，是指向北极星。接续下去，以《千里江山图》分析了中国山水画的起源是表达“仰观垂象”，也就是按照星象来安排山川的结构。
之后是汉代部分，分析解释了汉代的造型原则是“气韵生动”。
叙述清楚了中国传统造型的纵轴之后，这时中国造型遇到横轴传来的佛教文化。这一部分，引用、导读佛教经典，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为具体例证，清楚地揭示出佛教造像的依据。
从此，中国造型，就一直呈现上述两个轴向的交汇，成为传统，影响一直到今天的中国。

“美术史”是一个问题吗？
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美术史作为人文科学的一支新军，也得以在人类最近的历史时期中萌芽并成熟。但是，在著名美术史学者巫鸿的眼光中，这一广受尊重、日显重要的学科本身仍然是一个年轻的问题，其相关讨论还远远没有充分展开。
在《读书》杂志所开的专栏“美术纵横”，巫鸿发表了十篇文章，就美术史何以成为问题、如何拓展其思考的路径、这一问题所置身的波澜壮阔的当代人文场景等等，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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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自成系统的方法论和操作规则，美术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就很值得怀疑。”
“一个既非进化也非退化的历史。”
— 巫 鸿

作者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是其学术代表作。该书以“崇高”为切入点，沿中西比较路径，游刃于美学、哲学、文学、历史各“学”之间，探讨了中国二十世纪赖以塑造个人形象的种种美学手段，描述了美学与政治的纠葛，分析了关于崇高的丰盈的中国美学。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是一套汇集海外顶尖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代表作的学术丛书，本书则是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最重要学术著作。王斑认为，美学和政治的纠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看，存在积极、消极的两方面。他并非崇高美学的热衷者，可他已领会过足够多的“崇高”感，回忆起来时常会感到尴尬，对于这种心理转变的勇敢追问，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显得尤为可贵。书中还涉及了广泛的话题，如《红楼梦》、毛泽东诗词、弗洛伊德、张爱玲、思想解放等等，王斑都以优美雅致的文笔对其加以条理清晰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今天世界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用筷子进餐。大约7世纪以来筷子在亚洲地区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一种独特饮食习惯的产生。因此有学者指出，依照取食方式的特点，亚洲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筷子文化圈”，它同时与儒家文化产生和影响范围相一致。历史上，筷子的地位和使用，随着北方面食的出现和普及、南方消费大米的增加、茶点的流行以及合食制的产生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与之相关的礼仪规范也逐渐形成。筷子还被赋予了美好的爱情意义和道德价值，而不同材质的筷子也有独特的内涵。随着现代消费主义的流行，一次性筷子风靡全球，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引发了环保问题。

求神问仙是中国中古时期宗教表达的重要形式，也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中古时期的仙和修仙者都被描绘成一群神秘、隐匿的人。而康儒博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的看法则大异其趣。康氏认为，仙并未脱离社会，仙仅仅是诸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宗教角色，且在这种映照之下得以成立。修仙者不是绝世的，他们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求治病救人、预测未来、述异志怪的能力。该书融合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和坚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在此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修仙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它对修仙作为一种社会氛围的描摹非常新颖，它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理解其他社会中的圣人角色也具有创造性。该书先后获得美国宗教学会2010年度宗教研究杰出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2011年度列文森奖。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以化烧纸扎——特别是纸钱——的方式来祭奠已故亲人、祖先以及神灵。尽管常被指为浪费、淫邪，且曾被官方禁止，但这一民间传统依然长盛不衰。
《烧钱》一书从当代生活世界入手检视了这一惯俗，探究了它在传说和历史中的起源、它在古今社会形态中的角色、它的文化逻辑、它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惯俗的关系，并提出了有关其价值本质的宏大的人类学问题。作者柏桦运用了田野民族志、历史文献、民间故事等多种材料，结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理论，对“烧钱”传统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不管是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框架上说，《烧钱》一书都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本书从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对其来源、演变过程直至目前的状况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列举了丰富实例。作者还提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即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美学现代性自身。

《疾病考古学》给我们呈献了如何运用古病理学最先进的科学方法鉴定古代人类曾经经受的常见疾病和损伤。夏洛特·罗伯茨和基思·曼彻斯特两位学者从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献资料、艺术作品和古代人骨遗存中寻找证据。他们将各种流行疾病的临床意义和解释与疾病本身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果关系形象地结合在一起。
这本完全修订过的第三版《疾病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已经更新，涵盖了这一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中发展最迅速的技术手段，比如用于疾病诊断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新进展，还使用了从目前仍然按照原始生存模式生活的人群中获得的相关资料。书中的案例研究遍及整个世界，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的例证都包括了，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的考古学调查方法是如何戏剧性地增进了我们对远古疾病的了解。各章节分别详细地讨论了创伤、肿瘤、关节炎、先天疾病、传染性疾病、齿科疾病和新陈代谢类疾病。作者们使用特定疾病和创伤的临床医学基础知识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关于我们祖先康乐和安宁的画面。
在古病理学研究领域，《疾病考古学》是一本集理论性、实践性和先进性于一身的著作，其论述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它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导论；而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学生，以及专业的考古人或业余的考古学爱好者、医生、历史学家来讲，它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精华读本。

《恋地情结》作为段义孚的成名作，主要讲述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人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关注，更多是从环保和生态的角度，而对于人在情感上与环境的关联，很少触及。段义孚的这本书恰恰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论述。环境不仅作为人们的资源攫取地和需要加以适应的物理场所，环境也是人在实践中建构的人文场所，人将他的价值、情感置于其中，人文丰富了大地景观的生态状况，地方景观丰富了人的情感体验。本书用一些明确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人与地方的这种情感关联。

《每一个疯狂的念头书写、摄影与历史》为“影像文丛”系列的第三部，版权引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作者乔弗里·巴钦为当代著名的摄影理论家、摄影史学家。本书（每一个疯狂的念头）也是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巴钦三本摄影理论图书中的首部。
本书关注后现代主义的渴望和修辞，涉及了摄影之意义的符号学，并借由符号学探讨了每幅照片更深层次的含义，即在进入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之前，摄影的内幕究竟是什么？作者径直检视所讨论的照片的形式特征，而不仅仅看向其背后所指。对于形式的这种关注，并不是针对要揭示摄影作为一种媒介的特征的渴望，事实上，这是试图直接唤起历史的真实体验，提醒我们不应忘记，历史正在当下的物质世界中不断展开——在于恰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无论来自哪个年代的哪张照片的那种在场感中。
全书内容由九篇论文组成，包括关于摄影发明时机的讨论、关于计算机文化带来的后果的分析、澳大利亚摄影的澳大利亚性反思、关于当代艺术摄影的分析和民间照片在摄影史中的地位的论述等。这些文章主题涵盖广泛又相互融汇延伸，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即在更广的范畴里讨论摄影及其历史的书写。
因此，尽管主题多样，本书还是有着贯穿始终的主旨：即摄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身份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作者理性的分析文字，包括从哲学高度的深层探微，为国内摄影研究者、从业者从更广义的角度了解、解读摄影提供了参照和借鉴。
本书最大程度的考虑了相关研究者对照原版书阅读的需要，标注了原文页码。

《美术的故事：从晚清到今天》是一本美术史著作，是中国现代艺术通史的开山之作，是为那些对人类的文明与知识有常识的人而作，而不是学者和研究者需要的历史。本书的任务非常单纯：通过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美术”故事的讲述，让读者的感知和智性重新开动起来，帮助读者了解美术的历史，重新理解“美术”的意义，以及美术与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
作者通过对晚清以来的中国艺术史进行真正史学意义的梳理，改变了中国现代艺术史“剪刀加浆糊式”的旧有格局，对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科的自我反思及发展贡献尤著。以宏大而自由的笔法铺叙成篇，描述大量社会艺术史的内容，提出了一些令人惊觉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曳着艺术家、艺术品与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关节点，供给人们去继续思索。全书图文并茂，在浩瀚如烟的历史档案、资料中精选了600余幅图片，与文章呼应，首开全彩图说中国近百年美术史的先河。

《历史及其图像》初版于1993年，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撰写的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史巨著。本书对西方史学界长久关注的“图像的历史想象”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对“图像证史”的传统进行了全面梳理。
图像在历史阐释中一直扮演着作为史料的重要角色，无论是钱币、绘画、雕刻、建筑，还是其他历史遗物，都在传达着文字记载所无法传递的信息，但图像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其史料价值，更在于它背后隐藏的历史事实，甚至“历史本身”。作者以16、17世纪钱币学家、古物学家，18、19世纪历史学家、文化史家、艺术史家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为线索，通过考察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布克哈特、米什莱、罗斯金和赫伊津哈等历史学家的著作与观点，揭示了“图像证史”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指出了其中无法避免的思维和情感陷阱，这些陷阱既是西方艺术史学史中的经典问题，也是艺术史学科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如何理解图像可读性与视觉性的交互存在？
《图像何求？》献上流光溢彩的解读盛宴。
视觉象征理论家W.J.T.米歇尔的扛鼎之作；
艺术史家、文学批评者、人类学家和哲学研究者的试金石。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受图像和图画的吸引？我们为什么感到静止的图像具有动态，仿佛活画一般？图像为何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说服着我们，诱惑着我们，甚至引导我们走上邪路？米歇尔教授将在他的《图像何求？》中回答这些问题。
内文涉及米歇尔教授最擅长的图像研究领域，包 括视觉艺术、文学和媒介之间的关系。他的深察洞见尤其体现在书中对拜占庭偶像、赛博朋克影片、种族原型和公共纪念碑的分析和评论，为图像学和刚刚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本书是他“图像三部曲”中“最具原创性的一部”（米歇尔语）。米歇尔认为，我们应该把图像/形象看作活的东西，具有它们自己的欲望和动力，有其自己的言语和活动，施展其自身的魅力和影响。
图书开篇，米歇尔专门为中国读者写了题为”形象科学的四个基本概念”的万字序言，为中国读者理解图像学打下基础。
本书汇集被一般艺术史和视觉研究所忽视的宝贵经历，它们变成了“自行行走”的形象，对活着的人发生着巨大影响。……多年来，人们始终认为形象不过是“符号”，只需加以阐释或分析或评论即可，本书是对这一观点的最严肃挑战。图像所要求的决不止于此。
——诺曼·布莱森，《艺术论坛》
本书展示了无比的分析力、活力、洞见，以多种方式回答了米歇尔自己提出的核心问题：形象想要被亲吻、触摸和听取；它们想与观者交换位置；它们既想要一切又什么都不想要。
——安娜·西奥莫波罗斯，《形象之后》
内有83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