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指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段，始于东汉的灭亡，终于隋朝的建立，主要包括三国、西晋、东晋、五胡十六国、南朝与北朝。本书体例严谨，论证详密，资料丰富，语言简洁。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中外交流方面均有作者独到的见解。不失为广大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

本书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尽管贺书自述“本书不是对六朝都城的全面研究”，但他能独辟蹊径，以六朝瓦当的发现，阐明与六朝都城的关系，并据此“对六朝都城做复原性研究”，我认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二、六朝瓦当过去虽有发现，但较零散且多为采集品，故不如秦汉瓦当和北朝及唐代瓦当那样受人重视。近年来随着南京城市迅速开发与建设，大量瓦当出土，且有地层依据，因此逐渐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我注意到，作者近年已经发表了数篇有关六朝瓦当研究的文章，本书能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整理，是开六朝瓦当系统研究的先河。
三、本书对六朝都城复原性研究，除用瓦当为主要依据外，还以“人工河流的因素”，突出其对六朝都城规划的影响；同时除对都城和宫城本身的阐述和考证外，还以较多篇幅阐述都城内的主要礼制建筑、太学及六朝都城规制中的若干特点，又考证了附属于都城四周的其他重要建筑“空间”。这都是本书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本书对六朝古都南京出土瓦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云纹、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四类瓦当分类型、时代、比较进行介绍和论列，还对六朝都城的建筑方面进行了探讨。全书分上、下两篇，并配有大量的插图。

《书学史料学》内容简介：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78年，是改革开放后全国首批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1984年，学校率先招收海外及港澳台研究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试点单位。1987年开始，创建了与境外知名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教育模式，目前已与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地区和国家的众多知名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1989年开创内地高校招收境外“兼读制”研究生及境外研究生面授点的先河。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已经成为推动港澳台合作办学及国际办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联结内地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被誉为“中国境外研究生教育的试验田和窗口”。

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九龍城寨，是一個傳說，是一個謎……
有將近五十年，九龍城寨這個奇特社群是位於香港中心地帶的黑暗世界。城寨沒有法律、漠視基本服務、規劃條例或建築標準，但它不但繼續存在，而且蓬勃發展。但是，在英國、中國和香港政府「三不管」的情況下，這種地方怎麼能存在於一個現代城市之中？誰會在那裏生活？為什麼？
《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不但收錄具份量的歷史篇章，更有俯拾皆是的精彩照片、繪畫、地圖和城寨街坊的口述故事，詳細地探討1945至1990年間城寨的急遽發展，同時研究它過去的黑暗面。城寨總給人詭異和神秘之感，是源於許多關於它的謬見，此書也會道出這些謬見背後的真相。
九龍城寨，是一個逝去的地方，在巔峰時期，曾是三萬五千多人的家，而且至今仍是世人所知人口最稠密的社區，城寨清拆二十年多後，《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記錄了城寨的黃金歲月與消亡，與讀者一同重新思考和認識九龍城寨這個空間和生活其中的不平凡社群，為他們留下獨特的城寨印記，撿拾城寨的凋零與茂盛。

这本书主要是提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提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国民阅读经典:中国史纲》是张荫麟先生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专著，作者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对东汉前的中国史实作了较为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把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玩索所得”融会贯通，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期间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及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章节安排简要得当，文字技巧活泼动人，思想智慧透彻通达，随时流露出作者的才情与用心。

許多世紀以來，越南人本身既是殖民者，又是其他殖民者的犧牲品。越南的國家版圖時而擴張，時而縮水，有時分裂，有時消失，而且這一切遠非他們所能掌控。儘管一再面對龐大的壓力，越南存活下來，創建了亞洲最特出、最複雜的文化。
近年來，隨著造訪這個獨特國度的人越來越多，對一本重要史冊的需求也不斷升高：我們需要有一本書，讓外界人士了解過去的統治者、叛亂者、僧侶與殖民者在越南留下的歷史痕跡。
高夏的新作《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充分滿足了這項需求。根據他對中南半島投入畢生研究的心得，所寫的這本書既能隨時保有越南「圈內人」的省思，在觀念上又不失與越南「圈外人」的聯繫。一波又一波來自中國、法國、日本或美國的入侵者最後都被越南人逐退，我們也見到越南人本身為這一切付出的可怕代價。由於冷戰期間最曠日持久的一場衝突戰就發生在越南，許多年來，為了宣傳，越南的過去一直遭到扭曲、操控。或許直到今天，我們才終於能從一種真正歷史的角度，對造成現代越南的事件進行觀察。
高夏運用越南文、法文與英文資料完成這項最新的研究。《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既有越南史的宏觀描述，又包容許多世紀以來詮釋越南層層面面的各種野史、傳說、歧見、文化與人物，無疑是一本卓越而重要的巨著。

本书共收作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的8篇论文，对魏晋至唐代之经济及阶级关系、工匠身份的变化、南朝寒人的兴起、拓跋族的汉化过程、科举制的萌芽诸问题详加论证和阐发，获得一系列重要结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则收入作者1958至1982年间论文15篇，分别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社会阶层。中西交通、宗教等专题，详为论证。两书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次一并收入《唐长孺文集》。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吐鲁番盆地的城址、石窟寺院、古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材料。于是，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敦煌学一道，成为20世纪的显学。
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刻本资料，语言种类更加复杂，年代跨度也更长，其中尤以宗教文献具多，特别是佛教、摩尼教、景教文献。东西方学者各逞其能，通过对大量宗教文献资料的解读和研究，为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描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画面。
相对而言，我们过去对于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的历史背景却不甚了然，因为反映世俗社会政治事件、日常生活、经济状况的文书材料不多。直到80年代中叶以后，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编纂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公布了大量的属于高昌郡、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历史文书，才大大推动了吐鲁番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进步。在这一大批首次系统公布的文书资料中，有关麴氏高昌国史的文书材料数量相当可观，远非德国、日本、英国所藏吐鲁番文书所可比。同时，新材料也带来新问题，许多过去没有见过的文字、制度、习俗、观念都需要解释，由此引起学术界一个研究高昌国史的小高潮。
孟君宪实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当他开始研究吐鲁番文书时，即把敏锐的目光，集中在高昌国史的资料上。孟君毕业于南开大学，后在新疆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以后又到北京大学深造，受过系统科班的历史学训练。这样的学术经历，对于吐鲁番历史的研究是不无帮助的。作者既体察边疆地区之民情，抱有同情之了解，又摆脱地方主义之情绪，秉持学术之正路，我们阅读这本专著，不难看出其书是在了解中原相关制度、文化的前提下，以高昌为立足点，来研究高昌的历史，因此对于高昌国制度、文化特性的把握，就比较中肯，并不因为新材料而张大其词。
孟君此书，是在多年来陆续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编而成，章章节节，对高昌国史多有贡献。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一样，大多数都是零碎的历史片段记载，孟君治学，并不为残篇断简所累，能够从小处着手，而揭示高昌历史上的大问题。

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据文献记载，在元末熊梦祥撰写的《析津志辑佚》中，北京当时共有街巷胡同413条，其中29条直接称为胡同。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摘打衙集》记载了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清末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共有2077条衡巷，其中有978条胡同。1949年前后，北京街巷数量达到高峰，其时共有3216条衡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1980年以后，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城区有了很大的扩张，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多条。”但在改造建设城区之中又拆迁了一些老的街巷，昔日的许多街巷胡同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社区，一些老胡同也随之而消失了。伴随人口的增长，城区的扩大，截止到2003年的统计，北京的老城区尚存有1000多条胡同。
北京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苍桑，它既是老北京生活的象征，又是北京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岁月如歌，古老的胡同虽然大都改变了模样。但还在生生不息，还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老北京的故事。
“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映衬着宫殿庙宇”。
建筑家：贝聿铭
“文物与文化是两个概念。文物是指历史建筑的精华，如皇家建筑、宗教建筑；文化是指历史街区，如北京四合院、胡同等。…文化是人立足之根。一个失去了文化的城市，人将无根。”
作家：冯骥才
“感谢《最后的胡同》，钩沉了几百年的春秋往事，完成了对胡同文化记忆的整理和存留，定格了古都最后的有点苍凉的背影。”
文学评论家：汪兆骞

《中国史学史》内容简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
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洛阳伽蓝记校释》主要讲了：永宁寺、建中寺、长秋寺、瑶光寺、景乐寺、昭仪尼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明悬尼寺、龙华寺、璎珞寺、宗圣寺、崇真寺、魏昌尼寺、景兴尼寺、庄严寺、秦太上君寺、正始寺、平等寺、景宁寺等内容。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一书从起源发展、内部结构、运行机制、历史影响等几方面入手，系统揭示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官僚政治的全貌，指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并不是单纯的君主专制，其实质是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
本书通过描绘历代官僚行政管理的各方面活动和运行情况，总结利弊得失，从而对古代官僚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很有现实借鉴意义。

《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充分利用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天圣令等新发现的材料，对汉唐间的法典编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驿传运输及过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解读颇富新意，深化了相关认识。同时，还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辑佚等提出一些有益的新见。

王汎森编著的《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精)/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是“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丛书”之一，以作者的讲演稿为基础加工而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分析，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现象，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思考。

本书是傅斯年先生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它将商周甲骨文、金文到先秦诸子典籍中的“性”、“命”二字逐一统计并分析，以其来源与演变论述先秦诸子的思想，最后推断宋明理学为先秦思想的承继与总结。此书从训诂学、考据学、语言学方法入手以微观字形、字义建构宏观思想史，鲜明地体现了傅氏“哲学乃语言学之副产品”的治学思想和严谨的学术风格。
本书是傅斯年的一部重要的历史学著作。此书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从甲骨文钟鼎彝器直到先秦典籍中有关“性”、“命”二字悉数统计，以音韵、训诂、考据方法，通过字形寻求字义。在探求古字演进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探求其演进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以“性”、“命”两字的解释来梳理孔、孟、荀、墨诸子思想，最终得出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的结论。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新讨论了以往对关系史的研究，将经过检验的成果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下篇就若干重要而又必须进一步推敲的专题，如张骞西使、甘英西使、通西域路线戊己校尉、李柏文书，以及吐鲁番文书有关年号等，进行了研究；也都是从千人的研究成果出发，得出与前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