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看来，20世纪大量新出土中古中国时期的文本和图像材料，如果把它们放在亚洲的范围，进而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那么，隋唐时期呈现的中国文化面貌，显而易见，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对之进行考察的视阈既不能限于长安洛阳，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镇为重点的西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统，成就了唐代的辉煌。渊源于西亚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残片和来自西亚的祆教性质的图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对这种开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细节表述。本辑所收文章是一些个案研究，用意在于追寻中古时代欧亚之间的内陆交通往来，并探讨中古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的交互影响。

《編戶齊民》雖然是一部學術性的專業著作，但具有更寬廣的關懷，作者想告訴我們史籍上姓名不傳的平民百姓都在寫歷史，他們在歷史發展中占據多麼關鍵的地位，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編戶齊民》既綜結古代社會的轉變痕跡，也嘗試對傳統兩千年政治社會的本質，提出解釋，它是古代社會過渡到傳統社會的轉型史，也是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史。《編戶齊民》雖然利用制度史的材料，探討的卻是社會史的課題。本書從靜態史料看動態歷史，算不算成功呢？且讓讀者來評斷。

本书所收文章，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主要作品，内容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讨论较为集中的是汉代《春秋》学、东汉政治、西汉王国和侯国制度、南北朝散官制度等问题。作者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领域，既重史实层面的发掘考证，也努力探求各领域间的深层关联。故其文章不仅在观点和结论上有新意，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也有所创新。

余英时以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为中心，全面考察了汉代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汉朝所面临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最终展现了一幅综合的汉代画卷。尽管写于1960年代，但该书对厘清诸多近年来的史学热点问题颇有裨益，如纳贡体系，余著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纳贡体系在汉代的建立与成长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就纳贡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漫长历史而言，余著可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正确评价纳贡体系的必要基础。正如杨联陞所言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漢學家余英時院士的最新學術論著
《論天人之際》是關於中國思想起源的一部專題研究
余英時院士在書中特別借用了「軸心突破」作為分析的概念
他認為，只有在其他古文化──特別是西方──的對照之下
中國軸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
有關「軸心時代」、「軸心突破」一套說法，最初由雅斯培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直到帕森斯為英譯本韋伯《宗教社會學》所寫的「引論」，「軸心突破」一詞，才有了定義：即指西元前第一個千紀時，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的人，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思維，都跳上了一個新的層次。
余英時院士從軸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將其置放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重新建構出一個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