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困境的唐代士人，習從選士制內部道德環節的失落，理解當代士風變化。他們認為士風惡化，「非受性如此」，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本書循著唐人觀點，以「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為主軸，將唐代士人的認識、選擇與行動置於宏觀的政治體系下，進行制度與政治史的考察，以期掌握士人群體的動向。
本書從古代「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演變，檢視隋代「五服之內，政決王朝」的國制變動，探究制度變遷下士人性質和處境的變化。身處「士人—鄉里」關係斷裂下的唐代士人，面對「士不飾行」的士風惡化現象，如何重構「為士之道」，強化「士—民」關係；面對鄉里內部「民弱而愚」的變化，如何探求「為政之道」，實踐士人富而教之的淑世職能。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历来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前二部堪称记录佛学东渐的姊妹篇。 从《大唐西域记》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时间间隔近两百年。中、日两国的先人，就像跑接力棒一样，共同完成了这样一场文化接力。两次赛棒的交接，似乎都含有某种文化拯救的意义——玄奘去印度求法时，正是佛教在印度即将走向衰颓之际；而圆仁来大唐求法，也恰遇武宗毁佛的“会昌法难”之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的拯救与弘扬，最终靠的都是人的坚韧信心。他们怀着信心上路，用信心接过赛棒，而那棒端始终燃着一炷明亮的文化焰火，生生不息。——这火的种子，就是佛学佛心。 在国人热切呼唤中华文化走向复兴的今天，相信这桩千年之前的文化接力事件，将对我们有特殊的启发。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第一
开成三年六月—开成四年四月十八日
渡海来华—海陵县—扬州—楚州—海州
卷第二
开成四年四月十九日—开成五年五月十六日
登州赤山—青州—贝州—赵州—镇州—五台山
卷第三
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会昌三年五月
五台山—并州—汾州—晋州—蒲州—同州—长安
卷第四
会昌三年六月三日—大中元年十二月
长安—洛阳—郑州—汴州—泗州—楚州—海州—密州—登州—文登县—渡海归国
行历抄

宾礼所体现的“中国世界秩序”大都只限于礼仪场合，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总是有对偶关系。唐廷并不以任何特定的抽象道德理念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它的外交政策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实用功利主义为里，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改变、调整其对外政策，使唐王朝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处理与邻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因此，本书不以相对固化的“册封体制论”观察古代亚洲这个多元世界，而是从“多节点（多元）”的视角出发，充分注意中、小国家之间以及与大国的互动；把它们之间时而相互依赖，时而相互排斥的动态关系视为一张开放、多元、形态不断演变的“国际网络”，以期从“多元开放网络”的理论视角，对古代亚洲国际关系的演变提出更为妥当的解释，进而重新认识唐代宾礼。
本书由六章组成，分别是宾礼的政治基础及其“去政治化”嬗变、宾礼的主要环节、唐廷外交礼仪的特质、宾礼中的口头信息传递、宾礼“去政治化”与亚洲国际政治新格局、从宾礼“去政治化”看“册封/朝贡体制论”。从微观、宏观，狭义、广义，中外比较的不同角度对唐代宾礼加以考察。认为唐代宾礼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相关各方权力关系的演变。

唐代的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牧守，是唐代最接近皇帝皇权，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员。这些高层文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得以进一步扩张。
本书通过个案分析，试图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展现出级别的升迁或贬黜、职事的清要或边缘、俸禄的丰厚或微薄，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该书研究的时间框架大体以唐为主，延伸到五代和宋，空间框架以唐长安为中心，以洛阳为辅，以两宋都城开封和临安作为参照，寻访从唐初到南宋五六百年间的都城经济社会变化的点与线。主要围绕对唐宋都城社会变迁的思考、对都城空间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再认识、流动人口与人口流动对都城经济社会的影响、审视市场与都城社会的新视角、笔记小说与城市社会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隋唐两京丛考》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民族长达四千多年的演变历史，上追“三皇五帝”，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隋唐两京丛考》分西京、东都上、下两篇，对长安与洛阳两个城市作了深入介绍。《隋唐两京丛考》内容包括：隋东西两京修建工程诸主事人、大兴外郭城筑成时间辨误、兴艺坊本名弘艺、敦化坊本名隆化等。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关于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从所针对的问题来说，表面上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角度却与一般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于传统的职官制度史。政治体制是一个现代政治学的概念，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而取代传统的职官制度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取向。仅就唐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在陈寅恪、岑仲勉、严耕望、唐长孺、谷霁光、陈仲安等前辈学人以及内藤乾吉、砺波护等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职官、军事、法律等制度方面，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政治体制的整体运作机制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由于隋唐时期国家法令（律令）规定的官僚系统基本制度框架中，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间基本处于平等制衡的关系中，所以就有了“三省制”的概念。又由于三省之下的行政系统以尚书省所属六部为主体，尚书六部是国家最高行政部门，所有其它的省（如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及寺监、诸卫、东宫、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体事务的部门，甚至御史台的监察职权也是围绕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监察系统相对稳定），所以“三省六部制”就成为概括这种体制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制”和“三省六部制”，从制度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的角度，主要有利于解决唐代政治体制与此前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体制发展的落脚点问题。但是，这两个概念并不能解决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问题。北宋的政治体制是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北宋政治体制也不仅仅是“使职差遣制”能够概括的，“使职差遣制”与“三省六部制”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相对应。“中书门下体制”的提出，试图回答的就是唐代政治体制向宋朝制度演进的整体轨迹问题，以及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问题。
政治体制的演进、官僚系统的运作、国家政务的运行，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关注的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层面。以“中书门下体制”作为《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标题，就是试图在这三个层面上加以展开。首先，“中书门下体制”是唐代政治体制（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在“三省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了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奠定了北宋制度的基础。其次，“中书门下体制”以中书门下宰相机构（而不是三省）为中心，以使职（而不是尚书六部）为行政主体，整个官僚系统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再次，“中书门下体制”下主要国家政务的申奏和裁决，形成了新的运行机制，体现为不同于三省制的文书形态和运作程式。
在不断积累的学术实践中，新的制度史研究范式也在酝酿之中。吴宗国先生在谈到唐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和体会时，指出“我们着重研究各个时期实际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以便真实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和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于制度发展变化的研究视角，除了以往研究中关注的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内廷和外朝的矛盾、决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吴宗国先生更多地强调体制变化，“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即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唐代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和分析。
为了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体制的变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个叙述框架。因为无论是记载唐代制度的《唐六典》、《通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历史文献，还是自宋朝以来人们对唐代制度的理解，都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认识到，“各种制度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是唐朝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而这种变动不仅是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动，而且牵涉到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这样重大的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此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寻求新的叙述框架和研究范式。
为此，《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进行了探索，力图建立一个有利于描述唐代政治体制总体变化的叙述框架。
首先，根据国家政务运行中最高层机构（如果我们不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机构的话）及其运行机制的变化，把唐代政治体制分为前后期两种不同的形态，前期称为三省制（或三省六部制），后期称为中书门下体制（或中书门下使职差遣制），变化的关节点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其次，重视把握制度变化的时间性，将严格的时间定位引入制度史（严格地说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变迁史）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对人类学所注重的历时性研究的借鉴。对政治体制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前提就是一些制度法令出台时间的确定。只有对各项制度确立和变革时间以及有关制度变革法令出台的时间进行详尽周密的考释，并通过对这些时间点的串通分析，整个政治制度变化的轨迹才能详细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方面，在吴宗国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中已经进行了摸索。《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结构上并不以时间点的划分为主线，但制度变化的时间坐标，仍是贯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的一条暗线。
再次，为了探索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不能停留在有关制度记载的条文上，而必须回到日常政治活动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动及其中制度体现的记载，就是作为实物史料留存下来的当时实际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为主的各类文献中的上下行文书。所以，通过对公文书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的分析，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史学中“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启发。通过对文书的结构和运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关官职在官僚体系复杂网络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关官职所承担的政务环节在上下贯通的政务运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所追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的目标。
最后，由于史料并没有留下足以拼合和藉以解释整个政治体制变化轨迹的详尽记载，而留存下来的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书实物史料和保留在碑志和文集中的一些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因为体现出不同时期的体制特征，恰恰成为分析体制变化的依据。从体制变化大局方面说，公文形态的变化是分析政治体制变迁的有效视角。尤其是对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悄然发生着的制度变迁，从公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总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在对公文形态变迁与政治体制演进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把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中书门下体制”，这是在总结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在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连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书中将具体引用和介绍。由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公文运作与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我的导师吴宗国教授自然是这项研究的宏观设计者和具体指导者。我深知《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是初步的，书中的错误自然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我相信，它却是探索政治制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体现。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对唐代政治制度的具体研究，许多地方是基于对典籍文献的重新解读，故在引证时多有与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点校本）之标点断句不同者。对此，书中未能悉数标出，故在前言中加以说明。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ISBN：9787532612789，作者：吴宗国主编

《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充分利用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天圣令等新发现的材料，对汉唐间的法典编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驿传运输及过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解读颇富新意，深化了相关认识。同时，还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辑佚等提出一些有益的新见。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本书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敢想敢为。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他都是个成功的皇帝。然而，传世史书却多把他描绘成“软弱无能”的人。这是因为他培养的武则天用“武周”取代了“李唐”，因为后来的史家要为防止出现女皇专政的局面提供可借鉴的史实，他们宁愿弱智化唐高宗而牺牲历史的真实。作者在爬梳、甄别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大胆为唐高宗翻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唐高宗。

本书系由作者讲义修订而成。作者1948年到中山大学后，他的隋唐史课程立即就成为中大的品牌之一。50年代初期，当时的政务院高教部组织编写高校教材，岑仲勉的讲义，就变成了全国通用的“隋唐史”教材。但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到教材那种干巴巴的面孔，就好像一个睿智的老人在隋唐史方面同你拉家常，语言通俗，见解深邃，把隋唐时期的重大问题一个个如剥笋抽丝般给你陈列出来。尤其是对李德裕、陈子昂、藩镇等问题的研究，新意迭出。本书充分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

中古时代来华的商胡贩客，其中最持久而活跃的族类，就是被称为“九性胡”的粟特人。作者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从历史深处揭示了他们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令人耳目一新。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基点和重点。在作者笔下，群体的结构化和分布的网络化，形成一片富有异彩的景观。不仅再现了粟特聚落的历史面貌，而且使胡汉交融的考察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同时，此项研究不仅仅是考证文化交流中早已存在的有趣史实而已，也将为人们今天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内容简介：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藏文书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并从阿拉伯文史籍以及《阿拉伯舆地丛书》（BGA），中做了大量摘译，从而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或对前人成说有所突破。例如，仔细研究了吐蕃人进入西域的主要路线，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种种说法，确认751年的“怛逻斯战役”只不过是双方的一次遭遇战；等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结论令人信服：中亚绿洲的所谓“突厥化”只能是几大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的事。

继《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之后，这是作者又一部汉唐中西文化交流的力作。
近十多年来，随着安伽、史君等粟特首领墓葬在中原出土和大量汉文墓志的新刊，来华粟特人及其历史文化成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热点。本书深入探讨了入华粟特人的迁徙路线和聚落分布；粟特人在农牧交界地带的生活形态，以 及从聚落到乡里的社会变迁；书中更聚焦于粟特商队的构成、商队首领萨保如何转变为聚落首领并入仕中国；祆祠的社会功能诸问题。并阐发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强调入华粟特人的多元文化特性。
作者立足本土，兼具国际视野，力图以陈寅恪所倡导的“通识”方法，对前所不详的粟特文 明，做出富有新意的探索。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