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窥知命运，自我又该如何适从？
一场邀您重走荣格“集体无意识”神秘探险的精彩对话
北大汪丁丁教授作序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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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曾在大道流行中感受到一丝渺小，会否对命运或是天道作一番思考？
如果有幸可以窥知命运，我们是承天受命，成就自我，还是欲拒还迎，尝试跳出今日之我？
《第一哲学对话录》是一本因感受命运而起的著作，作者沉潜于占星术多年，不久前因缘际会对天道有所体悟，虽苦于表达之艰，仍借演化占星术为天梯，与读者展开一场对话，通过分析大量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邀您重走荣格关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神秘探险，寻找天王星、海王星与冥王星对于人世的深层意义。
那么何为“第一哲学”呢？或者只说说思想吧，一般而言，思想更引人如何看世界，第一哲学的思想也不例外，但那是来自遗忘之泉的暗涌，是划过天际的倚天剑，刺入那遮蔽思想的成见之中，将人们对以往思想的理解置于可疑的境地。而当您领悟何为思想，或许将发现这并无多少意义，终而懂得思想与成见的意义。
读罢此书，您也许会为其中论及的“天人感应”或是“历史重演”感到不安，也可能会由此参透命运的公平与不公。无论如何，本书作者都希望您能在偶尔突然袭来的空虚中找到生命的支点，了解更深层的自己，同时谨记老子的“知止不殆”，过上一种更丰富、更美好的生活！

近代扑面而来的西方教育体系和美学理论，早已抑制了我们内心对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认知。而黑川先生则运用了“日本是西方世界观的奴隶”的警语，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重新审视自我内心、开启审美意识的门扉。

这是一本堪与朱光潜《谈美书简》媲美的书。
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首位亚裔院士程抱一学跨东西，在巴黎生活60多年，他结合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悟，以一种跨越东西方的视野，从中国千年的艺术传统出发，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美学理论出发，谈美，谈美与生命存在的内在关联。
《美的五次沉思》是多次相遇的独特生命历程的结果，超越了纯学识的范畴，进入程抱一内心思考的最深处。五次深思都带有口头演讲色彩，螺旋式层层递进。
真正的美并不仅仅存在于已被认定为美的事物之中；它几乎首先在于向美的欲求与冲动之中。它常是一种不期而至的临在。此中精神或心灵的维度因而至关重要。在背后支配着它的乃是博大的生命原则。于是，在所有可能的标准之上，唯一能保证美的真实性的原则应是：顺应“大道”的美才是真美。“大道”么？它是那不可阻挡地朝向开放生命的行进。换言之，它是坚守允诺，保证所有开放可能的生命原则。——程抱一

《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海报：

Concerned about the worldwid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the relations among the disciplin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the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based in Lisbon, established in 1993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t comprised a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group of scholars--six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two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wo from the humanities. The report first explores how social science was historically constructed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nd why it was divided into a specific set of relatively standard disciplines in a process that went on betwee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1945. It then reveals the ways in which world developments since 1945 have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is intellect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have therefore reopened the issu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ing that had been put into place in the previous period. The report goes on to elucidate a series of basic intellectual questions about which there has been much recent debate. Finally, it discusses in what ways the social sciences can be intelligently restructured in the light of this history and the recent debates.

《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的正文是五个专题研究，分别针对五位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和卢梭。通过这五篇研究，《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试图揭示一个简单的事实：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紧张。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初动因就是消除基督教世界内部宗教和世俗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化解自中世纪以来直至现代早期的“神学政治危机”。

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糅思辨与直接演示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的“零度写作”。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辨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作者以对应的文体形式揭示了恋人絮语只不过是诸般感受，几段思绪，剪不断，理还乱。相形之下，以往的关于爱情、恋语的条分缕析、洋洋洒洒的“发思”八股显得迂腐、浅陋……而这正是解构主义要证实的。

查尔斯·泰勒在本书中探讨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三个重要特点：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统治，以及人们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无助感。他指出在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真正值得挽救的道德理想——本真性（authenticity）。泰勒认为，在面临当代社会的窘境时，全盘否定这个道德理想和完全沉湎于这个理想的低级实现形式都是错误的，人们并非无能为力。
像帕斯卡（Pascal）关于人类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怀抱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的挑战的时代。
——查尔斯·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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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西方思想界的争论由来已久，也从未停息。但泰勒试图在这场“口齿不清”的混战中另辟蹊径。他通过分析批判两种流行的误解——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与肤浅乐观的放任主义，探讨如何才能恰当地理解和维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致力于从幻觉与误会中拯救这一现代性的伟大成就。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传性反思》可谓沃格林（1901-1985）的一幅思想地图。在这部由口述整理而成的著作里，沃格林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描绘了自己各个时期的研究。从群星荟萃的维也纳大学，到美、英、法诸大学，沃格林在游学中不断拓展知识视野，期间的种种细节扣人心弦。
沃格林人生旅程的一个突出部分是他可察知的求索和逐步推进的发现——和他的涉及面之广——去何处寻找帮助和解救，尤其是身处制度性毁灭、知识分子的道德败坏和人格的堕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如何做的？这就是这本小书的实质。
——桑多兹

《关于电视(精)》系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的内容，该课脉络清晰，对学界所取得的有关电视的研究成果做了综合评介。课一剖析了影响电视的隐形媒介审查行为的内部机制，揭露了电视形象与电视话语这些假象背后的某些运作秘密。课二揭示了统治新闻场域的电视如何通过引入收视率逻辑，即对商业需求的蛊惑性服从逻辑，深刻地改变了不同场域的运作，这些场域不仅包括艺术、文学、哲学和政治场域，甚至包括法律和科学场域。

目录
中译本前言(刘小枫)
序
引子
第一部分 相遇
第一章 芝加哥大学(1948一1952，1954—1955)
第二章 雅典、罗马和佛罗伦萨(1952—1954)
第三章 圣约翰大学(1955—1957)
第四章 哈佛(1957—1960)
第五章 布兰代斯、纽约大学和新学院(：1960—2001)
第二部分 反思
第六章 从模式到活力
第七章 “不确定二分组合”
第八章 爱欲与城邦
第九章 哲学与科学
第十章 基督教与古罗马作家
原文索引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文化与价值》是维特根斯坦的一本随笔集，代表了这位哲学天才对音乐、建筑、诗歌等艺术以及审美的评论，内容涉及对于弗洛伊德、施本格勒等流行学说的评论，对于思想、语言和哲学的一般看法，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等的述评。

本书其实由卢梭回应第戎学院的一篇征文文章组成，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卢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科学和艺术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对敦化风俗，保持淳朴的自然并不有利。文章的写作秉承了卢梭一贯的写作风格，饱含激情又不失理性，现在读来仍然非常有教益。译者译笔纯熟精到，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社会科学经典作品。
译者序言
前记
序言
论下列问题：“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译名对照表

本书反映了维特根斯坦从重返剑桥直至去世期间（1929—1951）对伦理学、哲学性质以及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等人类基本问题的独特思考。书中收入的五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几乎涵盖了维特根斯坦所关心过的重要问题，从语言、逻辑和经验，到伦理学、美学和人类学，从哲学的性质到数学的基础，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维特根斯坦重返哲学舞台后有过深入思考并认为已经或接近形成最后思想的主题范围。本书对于人们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全貌有着重要意义。

《柏拉图注疏集:苏格拉底的申辩》记述的是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败坏青年。于是，苏格拉底被传讯，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作了著名的申辩。但申辩并没有挽救苏格拉底的性命。他最后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为西方文明打下了两个基本色调。而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首先要归功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

这本并不厚重的小书，却有着很重的分量。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至死的过程。苏格拉底本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者保持缄默，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就义前从容不惧，他与他的门生侃侃而谈的情景，令人崇敬。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以与《斐多》相比。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名作由名家翻译，所以，这本书的分量非同一般。

《永恒的生命》2007年在西班牙出版，2008年中就交到我手上，而最终脱稿已经是2010年7月了，这番拖延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虽然当中只有编辑暗暗咬牙、广大读者并不知情，但跳出这个时间框架来看，（《永恒的生命》确实是被我耽误了。可我狡辩地想，这两年的阅读、在西班牙的游荡，终究不是白白耗费的，否则最后校稿的一个月怎么会几乎全部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