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底线》的宗旨是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我们特定的“问题”来论证持守底线的意义。
“共同的底线”并不是调和折中。虽然我并不反对调和折中，正如我既不反对自由主义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也许将来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争成为真问题时，我会持某种有原则合逻辑的折中态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持守底线。

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认为是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奠基性著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方法，而后提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的范畴”、“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物化”等一系列概念。

本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的总体性阐释。作者在书中援引了大量马克思的原始文献，针对当代左翼思想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表面化理解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若干定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就此而言，本书不只是一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三卷内容的一般性导论，而且以一种批判性的“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解方式，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彰显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与开放性。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讲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纷显露。从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到经济掠夺问题，加上全球霸权在金融海啸中显露的腐败，种种迹象显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希望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该书通过大量实证内容反驳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对当下的经济建设工作有着深远且具操作性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这里，与其说制度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在《独裁者手册》这本书里，梅斯奎塔和史密斯研究多年，得出了一个能够相当完美地解释这一政治现象的理论，即：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国际组织，其政治格局不能简单地以“民主”和“独裁”来划分，而必须用民意选民、实际选民、胜利联盟的数字多少来描写。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国家。反过来，如果胜利联盟的人数非常少，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有没有选举，都是事实上的非民主国家。据此，很容易明白：在刚果，利奥波德二世只需要让少数人高兴就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行。
不得不提，对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独裁者手册》都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还是商业界的政治，无论是在独裁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经济人的末日》是彼得•德鲁克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
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星期，德鲁克开始动笔。1939年春，本书在美国出版，是第一本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经典之作。
《经济人的末日》的出版，在美国和英国形成热烈回响，也被认为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异端之作。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此写了一篇书评，称它是“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后来，丘吉尔下令，每位英国军官的背包里，都应该放一本《经济人的末日》。
正如德鲁克所言，“这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构成本书主线的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它的主题是权力的崛起而非信仰的兴起。《经济人的末日》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主义的兴起，并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
在德鲁克眼中，《经济人的末日》是他所有作品中，与今天的年轻人关系最密切的一本书。它不仅有助于他们了解父辈们所经历的那场灾难，或许也有助于今天的这代人，避免在他们的人生中重蹈那场浩劫。

《经典悦读系列丛书》由北京大学陈培永研究员，广东省委党校周峰教授、梁道刚教授，暨南大学田明副教授著。丛书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十六篇经典文献，不追求全面梳理，只追求精华解读，以小语言、美语言写出大思想、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代化、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趣味化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丛书深入浅出的思想分析，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小品文的写作风格，清新悦目的装帧设计，幽默风趣的手绘漫画，打造出领导干部和普通大众爱读、能读、好读的经典小书，让读者能在愉悦的氛围中感受经典的魅力，领悟经典的智慧。
《主体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是读》是丛书的一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里道出了这样的实质：保守还是改革，不是靠思辨的力量，而是考实践。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著作单行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手稿写于1844年，此期间，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手稿是马克思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系统研究和批判的最初成果。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解码假象生产之技艺
◆叩问乱花迷眼时代重寻真相的可能
【内容简介】
在《必要的幻觉》中，乔姆斯基以美国大型媒体为例，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大众媒介的表现及其运行逻辑，指出其 如何借由微妙的报道和阐释技巧，制造出民主与中立性的幻象。这些隐秘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软性遏制了公众对权力的干涉，进而在民主形式表面未受破坏的遮羞布下，剥夺了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责。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宣传模型，并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国际大事件——越战、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美洲政党斗争——的相关报道，对施用双标、创制“新语”、操纵言论议程的种种手段逐一举证说明。有必要指出的是，新闻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乔姆斯基期望通过他的媒介批评分析，增强公民在文化上的自我防卫，也呼吁媒体为公民提供更具实质意义的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途径，为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础。
···
一位将流丽的语言风格与强大的智识水平完美结合的论辩家，他是每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绕不开的观察者。
——爱德华·萨义德 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编辑推荐】
★为什么我们应当关心媒体？
媒介批判在乔姆斯基逾半个世纪引人瞩目的公共论辩中宛如一个支点。这不仅仅因为它揭示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在话语层面的博弈，更要紧的是，无论是谈论权力之手在媒介实体中得以施展的形态，抑或思索新闻和宣传信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切实影响，问题无不指向民主的本质。
若被偏见和无知所裹挟，则谈公义将失去意义。
★乔姆斯基有关媒体与权力关系问题的一次系统梳理。
借助梅西讲座的契机，乔氏将其有关媒体问题的思考做了一次层次清晰的整理和呈现，一方面进一步阐发了成型于不久前的“宣传模型”理论，又配以实例，条分缕析地讲述了那些一脉相通又各具“巧思”的幻觉的制造术，并反思了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承担的角色。
★追本溯源，认知信息与心理的双重盲区。
乔姆斯基将谬误的源头回溯到媒体结构、新闻生产乃至受众心理的不同环节，因而我们从中得以获得的不仅是那些重大事件中失落的面向，还有指向其所以然的颇具启发的解释：遵从一个“正确的”议程所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与权力对抗要小得多；而在广告之间的三分钟间隙，或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
★锐利，谨严，有如逻辑体操般充满魅力的乔氏反讽。
强烈的立场和冷静的论述，在乔姆斯基的论说中历来是一组鲜明且意义重大的对照。一方面，全书以数据、事实、史料为据，事件、评论一一标示出处并详加注释；另一方面，译文力求还原作者犀利冷峻的文风，保留了原文千回百转的乔氏长句和反讽，读之倍感酣畅。
★那个无法回避的“永远的异见者”。
数十年争议傍身，但即使是不认同他的立场的人，也不得不回应他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以这种方式，他成为那个“隐藏在各式外衣之下的强权政治的zui持之以恒的批评者”；也正是因这种缘由，他的论述成为我们避免盲目、抵制偏见诱惑的一针有力的清醒剂。

★ 自由主义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吗？
★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吗？
★ 本书反思和还原被扭曲的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
★ 破除流传甚广的错误认知
★ 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
【内容简介】
在当今日益撕裂的公共空间中，“自由主义”俨然成了一些人的战斗口号，也成了另一些人嘲讽批判的对象。“自由主义”真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仅是英美特有的政治传统，核心便是个人权利吗？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通过梳理“自由”和“自由主义”从古罗马时期到当代的词义演变，以及历史上围绕这一词义展开的各式论战，破除了这一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在她看来，自由主义者起初在内心里都是道德主义者，他们从不抛开公民义务空谈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种只关注个人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是冷战和美国全球霸权扩展的产物。这本著作为重新思考自由的价值，以及对自由、民主展开更加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书荣誉】
《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是迄今为止这一题材中极具洞见且非常细腻的作品。海伦娜•罗森布拉特的成果卓著，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塞缪尔•摩恩，耶鲁大学法学和历史学教授
这部系统化的概念史大胆且引人入胜，它展示了应当如何将自由主义不断演变的伦理特性作为一个中心议题来讨论。这本“被遗忘的历史”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其他思想体系的交锋，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价论述自由主义的起源、含义和发展的各种理论。
——艾拉•卡茨尼尔森，哥伦比亚大学拉格尔斯政治学和历史学讲席教授
这本简明且功力扎实的思想史透过几个世纪以来有关品格和公共利益的讨论回溯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演变，法国和德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关注权利的当代英美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挑战的一种回应。
——威廉•A•高尔斯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罗森布拉特这部优秀的作品促使读者反思自由主义的完整历史。它还原了历史中被遗忘的诸多元素，并展示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如何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作家对个人主义的认同所扭曲的。
——杰罗德•西格尔，纽约大学荣休教授

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ISBN：9787542618993，作者：何卓恩著

在本书中，阿伦特力图表明“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是基于人的条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义上，人是被条件规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们的活动又创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条件，比如劳动超出家庭和国家界限的全球化发展，和人从宇宙的角度对地球采取行动，都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本书在结构上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对照。第一章给出的两种生活的对照，为全书确立了一个隐含的背景框架。实际上，只有在此二元对照下，劳动、工作和行动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为与两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是古代西方对两个世界的想象：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灭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当成一切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荣耀都来自后者，后者才是他渴望回归之所。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导致了对政治的伤害，因为政治哲学家倾向于以制作模式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但对立之消隐的灾难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现代才清晰地浮现出来。在神圣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他的产品真实性的标准，作为人造物的世界越来越相对化，丧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二元世界观的消失，一方面让现代人丧失了作为生存条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抛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求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世界异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终以牺牲世界和牺牲行动为代价。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那时人曾被高举为目的，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最后一章，阿伦特哀悼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终预设了一个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闪耀、语词可听，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还原为生物循环意义上的自然的情况下，最终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就是我们已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我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我们究竟为何需要政府?社会正义意味着什么?至善的现实政治真的只能是海市蜃楼吗?这些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每个人都需要考虑，因为它们关系到我们的人生幸福之根基。打开《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它将带你进入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与探索。
行文简洁，可为广泛的人群所理解，论题综合性强，是对许多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的一个可靠导言……
——英国赫尔大学政治学理论教授 帕雷克勋爵

以赛亚·伯林有着多重身份和传奇的经历：生于俄国，犹太血统，英国学者。作为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与各界的许多名人都有交往。这本根据大量资料和伯林自己口述写成《伯林传》，记述了他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对自由和多元主义等重要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传记作者（亦为著名学者）叶礼庭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欣赏伯林的思想，但对其弱点也不加回避。正是伯林身上这种人性的真实让这本书和这个人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自1987年9月始的十年里，叶礼庭定期拜访伯林，同他一起回忆人生，重新经历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牛津的求学岁月、美国的外交生涯、对苏联的访问，以及不曾远离思想前线的学术生活。这不是一部用文献堆砌而成的人物评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忆写成的思想传记。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伯林如何经历暴风骤雨的20世纪，度过诚实且负责任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世纪的灾难和成就中提炼出他回响至今的原创思想。

“When this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t received some attention from the critics but none at all from the public. Nazism was finished in the bunker in Berlin and its death warrant signed on the bench at Nuremberg.”
That’s Milton Mayer, writing in a foreword to the 1966 edition of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He’s right about the critics: the book was a finalist for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in 1956. General readers may have been slower to take notice, but over time they did—what we’ve seen over decades is that any time people,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start to feel that freedom is threatened, the book experiences a ripple of word-of-mouth interest. And that interest has never been more prominent or potent than what we’ve seen in the past year.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is an eloquent and provoc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scism in Germany. Mayer’s book is a study of ten Germans and their lives from 1933-45, based on interviews he conducted after the war when he lived in Germany. Mayer had a position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nd lived in a nearby small Hessian town which he disguised with the name “Kronenberg.” “These ten men were not men of distinction,” Mayer noted, but they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Nazi Party; Mayer wanted to discover what had made them Nazis. His discussions with them of Nazism, the rise of the Reich, and mass complicity with evil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is book, an indictment of the ordinary German that is all the more powerful for its refusal to let the rest of us pretend that our moment, our society, our country are fundamentally immune.
A new foreword to this edition by eminent historian of the Reich Richard J. Evans puts the book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We live in an age of fervid politics and hyperbolic rhetoric.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cuts through that, revealing instead the slow, quiet accretions of change, complicity, and abdication of moral authority that quietly mark the rise of evil.

如果我们相信艾希曼是个恶魔，那么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不服从，摧枯拉朽的历史浪潮帮助人类理解写在命运中的这三个字。安提戈涅违抗国王的命令，为暴尸于城外的波吕涅克斯举行葬礼；被长老会判处通奸罪的海丝特·白兰，怀中抱着婴儿站在绞刑台上示众；而奋力起义的奴隶斯巴达克斯在战斗中牺牲，他的六千余名同伴遭到俘虏，被钉在了从卡普亚到罗马沿途的十字架上。
违法、懈怠、造反，乃至多种多样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这些不服从的具体形式浸透着悲壮的英雄主义，构成人类政治文化的底色。它们或许无关宏旨，体现为个人的良心拒绝；或许发端于若干人等，凝结为公民不服从。亨利·戴维·梭罗首次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约翰·罗尔斯随后在《正义论》中将其定义为“非暴力反抗”；一九五五年，美国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公民不服从终于成为一种重构公民身份所需的“基本违抗”，赋予人们不服从恶法的权利。
然而，现代教育首先教会孩子的却是服从，遵照规则和法律，在服从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化。何以将其与自由相调和，在约束中培养自由？而随波逐流与盲目服从又是难以杜绝的社会现象。“米尔格兰姆实验”曾测试人们对威权的服从性：似乎所有人都十分明确地拒绝服从恶意的权威，为什么在具体实践中反抗恶令却如此艰难？
围绕着服从与不服从，本书在探讨这两种高度关切人类意志的行为之外，为读者阐析了与其紧密勾连的自由、奴役、违抗与越轨等种种概念，以及它们携带的含义对民主社会造成的影响。浮现于诸多讨论背后的，最终是一些反抗者的形象。他们的声音在历史中交叠呼应，加缪替他们说出了那句频遭误解又历久弥新的话：“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不服从》是读库“哲学系”译丛中的一种。“哲学系”译丛是一套由读库引自法国的哲学通识读物，每册围绕特定主题展开，旨在打破学术艰涩壁垒，引入哲学思考方法，触及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每册小书都尝试以举证、思想取径与解读的方式，既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大问题，也解决周遭生活的小烦恼；既享受思想之乐，也体验文字之美，使追求新知与热爱智慧成为可能。

“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当今世界早已大行其道，影响遍及全球，仿佛成了一种普世价值。这条口号最早流行于法国，后被写进了法国宪法，法国的许多建筑上也常常铭刻的这三个词的标语，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也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了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如今这三个词也早已成为世界各国众多政治人物常常挂在嘴上的响亮口号。然而， 早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提出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就曾以冷静的目光做出了审视，指出了其背后隐藏的种种弊端和矛盾。斯蒂芬这本《自由•平等•博爱》，即是批驳“自由、平等、博爱”信条的经典之作，在19世纪中后期关于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仍不失令人警醒的价值。
斯蒂芬在本书中对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论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功利主义》做了全面的批判。作者以其冷静的目光审视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指出了三者背后隐藏的种种弊端和矛盾。自由作为服务于社会福祉的要素之一，本身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因时因地而有利弊。平等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各人资质与所处环境不同，自由造成的结果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人类因为不可避免的利益之争，及对社会前景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也不可能达致博爱的境地。信言不美，本书论点或许刺耳，所揭示的现实世界图景不甚美好，但也许更接近真实。

本期的專輯是：「民主社會如何可能？二十年台灣經驗的反省」。希望對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有進一步的理解，也希望社會學的研究，對民主政治有所幫助，並對台灣的民主實踐進行反省與展望。本期還有「藍綠之外」專欄，對紅衫軍和野草莓學運作了紀錄和檢省。另外，台哲會的徵文活動，也以「政治與道德」專欄呈現兩篇入選作品。本期的訪談人物是擺盪在文學與科學之間的蝴蝶人吳明益先生。本期還有對四川大地震的人文關懷、探討西藏問題、金融大海嘯的啟發等，均為去年國際上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