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rican politics seems to grow more contentious and complicated by the day, and whether American democracy works well is hotly debated. Amidst all this roiling partisan argument and confusing claims and counterclaim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greater need for an impartial primer on the basic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his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gives readers a concise, accessible, and sophisticated overview of the vital elemen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emphasizing both how these elements function,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and how they have evolved into their present forms. Richard Valelly covers all facets of America's political system: the bicameral Congress and the place of the filibuster, the legislative-executive process,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choice, bureaucracy, the partisan reviva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He offers as well an original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and a fascinating chapter on the effects of public polling o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voter representation. Valelly shows th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is, and always has been, very much a work in progress--unfolding within, and also constantly updating, an eighteenth-century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a refreshingly balanced and judicious assessment, he explores the strengths of American democracy while candidly acknowledging both gaps i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have sparked protest and intense public discussion. Finally, Valelly considers the remarkable persistence,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of the basic constitutional forms established in 1787, despite the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that have reshaped virtually all aspects of American life.
For anyone wishing to understand the nuts and bolts of how our political system works--and sometimes fails to work--this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 the very best place to start.

《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由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颜鹏飞作序推荐。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都一样吗？是否存在足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体系？《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为您出了详细解答，引领你全面了解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

本书阐述了作为“大众”的社会力量在现代的崛起，以及一个由“大众”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的来临。当前文明带来了越来越舒适安逸的环境，这是一个“随波逐流” “任其自然”的时代，大众人在其中过着一种缺乏重量、失去根基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制得了来自思想、政治、艺术或社会习惯 方面的那些浅薄而短暂的风潮，却宣称自己有权利自行其事，企图取代精英。故而奥尔特加将这种现象称为“大众的反叛”。
奥尔特加着重剖析了这一时代病症，并从欧洲的“大众人”推延至国际范围内的“大众民族”。虽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反映的是他对于当时欧洲公共生活境况的担忧，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将发现它无疑具有更深远、更普遍的意义。“大众的反叛”已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下的人类文明所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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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译本，精装再版
新增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深入导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推荐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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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特加是）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
——加缪，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奥尔特加）是一个文明的欧洲人，一个伟大的欧洲人。
——索尔•贝娄，美国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
——《大西洋月刊》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30多年前第一次读到《大众的反叛》时，对这本古怪的书感觉多么受挫……最近我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反应却完全不同：我在20世纪时曾认为的那些已经过时的观点，如今却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解释数字时代最离奇的事件。
——特德•焦亚（Ted Gioia），被誉为美国最杰出的音乐历史学家之一
一部深刻的书，从始至终都充满生机和活力……就思想深度和影响而言，它与斯宾格勒那本宣告文明厄运的《西方的没落》，同样发人深省，同样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纽约时报》
奥尔特加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哲学散文家，而且很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新共和》杂志

阿尔都塞在五月风暴后撰写的重要手稿，其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由从中抽取的片段合成。本书在作者去世后出版，被认为是其最具体系性的文本，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作之一。本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的一系列经典主题，最核心的是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做出的论述，已被公认为当代最重要的理论成就之一。
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文本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是要描绘他的思想特征就必须参考的文本之一；是使用了烙有他自己名字的“印记”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来的那些概念的文本之一；最后，它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成为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巴利巴尔
这部书稿首先是一份战斗性的教学文本，是阿尔都塞思想最理想的入门书，但它同时也一步步向我们展示了阿尔都塞独创性概念的加工过程。因此，它要求一种多层次的阅读：既把它作为包含着一个时代见证的政治文本来阅读，又作为以阿尔都塞式范畴来表达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阅读，还把它作为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唤问”功能的（新）理论来阅读。——比岱
自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初提出以来，错综复杂的争论围绕着它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从而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复杂性，也暴露了它内在的各种难题。但是，对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可通约性这个直到最近的哲学还在提出的二难困境，这个理论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最有激发力的“解决办法”之一。就算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不断变化而且涉猎广泛的全部著作中所做出的唯一的概念创新，他的名字也会牢固地树立在现代哲学史上。——詹姆逊。

◆2012年《金融时报》最佳历史类图书
◆托尼·朱特与迈克尔·沃尔泽一致推荐
◆解读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 揭示“五月风暴”中的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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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与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东风》力图揭示“毛主义”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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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及媒体评论】
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写作大多数沉湎于怀旧或失望之中，理查德·沃林对这段往事的论述却秉持审慎、公正的精神。在关于1986年法国左翼运动的所有作品中，《东风》是我读到的最棒的一部……对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动荡局势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容错过。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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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引人入胜地叙述了法国左派的行为，对其蠢行与幻想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而且还竭力去捕捉、评价其解放效果。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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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从一种复杂的问题意识出发，剖析了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本书是一次极具深度的沉思——对政治见解之形成的沉思。《东风》堪称一次精神上的奥德赛。
——迈克尔·拜伦特（Michael C. Behrent），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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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记录了这样一群人：尽管他们有时显得荒唐可笑，却一贯秉持深刻和严谨的态度来思考并行动。因此，《东风》堪称一部具有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优秀著作。
——《华尔街日报》

《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讲述了对于“生产”的关注，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正是在生产环节，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之后，“生产”获得更丰富的内涵：文化领域是知识生产，精神领域是欲望生产，政治领域是权力生产，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机器——而所谓“消费社会”不过是它的一个反讽性注释。“生产”，成为诊断当代社会的关键词。另一方面，“生产”这个词对于今日中国人而言似乎别具意味：我们曾经身陷“生产”之笼，如今，我们期待这个迷失在历史深处的词语重新获得活力。当然，词语自有其命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邀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是批判和思想的基本特征。

◆各国角力、难民迁徙、贫富不均、社会不公……
21世纪，是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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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导致“历史的终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立足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回应并反驳了福山的这一著名论点。韦尔什指出，21世纪的世界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成为自由民主的开放世界；战争与难民、政治与经济的国际角力、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书促使读者重新审视自由民主的历史，并引导读者思考以下问题：如果历史正在回归，它具有怎样的当下特色？人们正如何使用历史？自由民主是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我们应如何促进自由民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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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什提出了一个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论点：历史还未终结，事实上，它只是回到了“当代的转折点”。
——《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
在那些与弗朗西斯·福山的智识遗产论争的作家中，珍妮弗·韦尔什是最有理有据且富于想象力的那一位。
——《加拿大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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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人小丛书”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他们从各个不同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或问题出发，向公众提供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基本知识和批判性思考。
◆本书作者珍妮弗·韦尔什是加拿大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任教于牛津大学、欧洲大学等著名学府。曾任联合国秘书长保护责任事务特别顾问；此外，也服务于加拿大会议局、麦肯锡咨询公司、阿斯彭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网站。
◆本书是她对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这个著名论述的回应，对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精辟分析，引发读者对当下局势进行思考。
◆本书聚焦当下热点问题：“伊斯兰国”的暴力行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的系列政策、叙利亚难民问题、克里米亚事件......在此基础上，作者擅长分析，视角独特，突出了这些事件中的“当代性”特征，比如“伊斯兰国”在使用野蛮暴力时，也利用社交媒体招募“圣战”分子；虽然难民依然乘坐破旧的小船横跨大海，但他们靠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来获取准确及时的信息。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资本主义浩劫时聆听马克思》是作者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精要讲解。在马克思辞世的一百多年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足以印证他当时提出的警告。在本书中，作者深入浅出地导读马克思《资本论》里重要的概念，谈资本的本质、理清“分配”、“资本”、“异化”等概念，探讨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如何与工作、物品、乃至于自己产生种种异化。读者可以通过本书聆听这位哲人百余年前发出的巨响，体味当下。
《资本论》有如一部巨大预言，在资本主义萌芽期即看到其可能带来的浩劫。当下，我们困惑于世界与我们的生活是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模样时，不禁想问：我们距离更好的、更理想的、更公平正义的世界还有多远？还原马克思哲学初始的面貌，理解《资本论》，寻找问题的答案。杨照先生讲谈经典，在资本主义浩劫时，我们将去向何方？

托克维尔这本书，是为了当时的法国、当时的欧洲，针对当时法国、欧洲的现实问题而写的。《美国的民主》背后串联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在法国、在欧洲催生出较好的民主制度来？
托克维尔要写的不只是“民主是什么”、“什么是美国的民主”，而是进一步针对法国人解释：我们应该如何为一套较好的民主做准备。以美国有过的民主经验为本，协助法国人从中学习，替自己未来必然要走的道路做准备。这是托克维尔真正的用心，也是我们两百多年后重读这本书时，仍然应该记得的前提。民主是我们无法抗拒的未来，只是在这个未来中，有较好的民主，有较糟糕的民主，如果能够借由美国的例子来辨认出较好的民主，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下许多不必要的错误。
通过这本书，作者希望能够呈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让那些狂热的民主派了解：民主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光辉灿烂，更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梦想。民主有其众多必要的基本条件，缺乏一定形式的政府、缺乏一定的人民习惯，民主不可能正常运作。
同时，让那些反民主的人知道：民主有其高贵之处。民主的高贵，是让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高贵，有一点尊严，而不是让极少数的人拥有所有的高贵跟尊严。我希望让他们了解，不管他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就是会朝愈来愈平等、愈来愈民主的方向发展。

如果政治是精英的游戏，蚁民何以自处？
如果政治是大国的刀俎，小国何以求存？
如果政治是世界的命运，未来，会怎样？
穿透概念术语，跳脱“左右”纷争，热血政治冷思考。专为普通中国人撰写的常识读本。陈嘉映、许纪霖等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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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两个候选人：一个主张优先发展经济，一个主张优先保护环境。手中的那张选票，该支持谁？
面对一场战争：一边是美国总统布什，一边是独裁领袖萨达姆；一边是背井离乡的美国大兵，一边是无辜被戮的伊拉克平民。其中的是是非非，该如何评断？
面对一些争论：一边是民主，一边是独裁；一边是金钱政治，一边是权贵当家；一边是现代的文明病，一边是原始的野蛮生活……其中的好坏优劣，该如何分析？
面对一些纠结：当生态问题突破国界，当战略资源宣告枯竭，当非政府组织指责你的祖国，当有人说，民族国家主权即将终结……你会不会感到迷惑？
你是否怀疑自己被误导？
你是否厌恶自己被利用？
你是否想告别政治菜鸟的生涯，振翅而飞，去追逐理性的自由？
台湾中兴大学政治学教授蔡东杰的《政治是什么？》一书，是一位华人政治学者专为普通中国读者准备的政治常识读本，没有艰涩的理论，没有无聊的说教，也没有预设的立场，穿透概念术语，跳脱“左右”纷争，还原被意识形态遮蔽的政治世界。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搭建政治世界的基本框架，让读者掌握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明了政治游戏的源起、演变与规则。中篇引领读者介入当下最受关注的政治话题，例如“民主与独裁，人治与法治的界线何在”“左派与右派，面对环境挑战时该怎么办”“全球与区域，人类的政治疆界将如何变迁”等，进行有趣的思辨之旅。下篇讲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与挑战。作者希望“轻松而简单地带领大家进到政治的世界，也期盼能传授一点政治防身术，让各位不会随便被巧言令色所迷惑”。

1978年，中国经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自由化的转变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
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通过一系列特殊政策为金融和产业松绑，将美国带上了一条复苏经济的道路。
或许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几年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自1970年代以来，松绑、私有化、国家从许多社会供给领域中退出，开始变得司空见惯。从前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到老牌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另外，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如今都身居要位，影响遍及教育、媒体、公司董事会和财政机构、政府核心机构以及那些管理全球财政和贸易的国际性机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话语模式已居霸权地位，它成为我们许多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常识的一部分。
那么，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

 “很难找到比阿伦特更适合引导我们理解21世纪困境的20世纪思想家。”
——《纽约客》
“这是一部出色的关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论文集。……本卷中的很多作者超越了标准的解释路径，提出了有趣的问题，拓展了阿伦特评论的边界。”
——《美国政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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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剑桥阿伦特指南》考察了阿伦特著作中各个主要议题：从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关于“恶的平庸”的颇具争议性的理念，到她对政治行动的经典研究、对判断和精神生活的反思。书中15篇精彩文章，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角度，探讨了阿伦特思想的方方面面，并展现出阿伦特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核心地位。
不了解阿伦特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是初步接触阿伦特思想的简单便捷的读本。而专业的学者亦可从本书中看到近些年阿伦特研究的动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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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直是政治哲学乃至人文思想领域内享誉至高的作品，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划时代的思想巨著，它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论述，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本书清晰地阐明了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个人只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就应该拥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行动自由），而这一原则的实施，有赖于对政府及社会权力的界定和限制，这也正是本书最早的中译者严复先生将其译为“群己权界”的渊源所在，这种思考对每一个迈向现代社会的国家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以赛亚•伯林
对于那些渴望一个开放与宽容社会的人，穆勒仍然是他们的立场的最清晰、最诚实与最有说服力的表达者。关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穆勒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萨拜因
自由本身的价值激起他内心一股热流和激情，这是穆勒其他著作里没有见过的。这使《论自由》与弥尔顿的《雅典最高法院法官》并成为捍卫自由的经典著作。
哈罗德•拉斯基
很少人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地坚持着道德标准！没有人像他那样热忱地追求着正义！与卢梭相比，他的情感之火似乎烧得苍白无力；但是卢梭的感染力深入人心之处，也正是穆勒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地方。和任何人一样，他高举着理性之灯，这盏灯由于他的存在而发出更加璀璨之光！
李 强
穆勒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赋予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从心理学、认识论、历史观、伦理观等角度为当时已经达到黄金时期的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以充沛的激情与清晰的逻辑对个人自由的理想作出强有力的辩护。

本书是米塞斯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秉持极端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经济、政治、历史、法律、科学、文化、婚姻家庭、对外关系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做了全面评论，其中主要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批评性分析。本书问世于苏俄在世界上首次尝试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20世纪20年代初，但迄今为止它仍是全景展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的篇幅最宏富的作品。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而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她的主要著作《人的境况》、《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已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作为一名与学术流派、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路线保持距离的独立思想家，阿伦特拥有范围持续扩大的读者。本书是西方学界最早、最权威的一部阿伦特传记性著作。作者从书面材料和那些尚健在的认识阿伦特的人那里收集资料，以传记的方式，展现阿伦特的思想发展过程，描述她的哲学、政治和文学的背景与状况，介绍了她所有的重要著作，并提示了这些著作对理论界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这些著作的评价和解读。书中，还阐释了比如反犹太主义、邪恶、权力、革命、民族国家、极权主义等一些贯穿在她全部著作中的关键性概念和构思。阿伦特的故事折射着那个时代，她的著作也是为了寻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本质来说，传记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但它向我们展示的是她思想的历史基础，是激发她进行思考的特定经验，是滋养她的友谊与爱，以及展示她的思维方式或思想风格。在阿伦特那里，对立的思潮碰到一起，这使她的思想丰富而又激越。通过此书，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资料，了解和把握阿伦特的生平、著作、主要概念和观点。

本书讲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它向我们揭示了欧亚大陆西端一角湿冷孤岛上的居民如何偶然间发现了国家是个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观念。
这一革命性观念创造出了财产与契约的概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进程。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生长出了奖励创造生产、而非弱肉强食的制度；这套制度被讲英语者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或者借助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推行，或者经由忠诚的拓殖者自觉履践，在1787年的费城，以纯粹和精妙的形式凝结在美国宪法中。
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视它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记了这一价值正是繁荣与有序的基础。本书带领我们快速回顾这段历史，启迪我们思考应如何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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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福柯在其晚年关于新自由主义讲课，给左派人士留下了诸多疑问和不解，以至于有人不愿多讲，甚至回避。事情过了几十年，年轻的法国学者拉加斯纳里公开站出来为福柯打抱不平，试图恢复福柯本来的激进左派真面目，这是本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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